宣教士布朗打開了中國的留學之門

李亞丁

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中文名鮑留雲，是十九世紀美國宣教士、教育家，馬禮遜學堂創始人和校長，對近代中國教育和留學方面有著非常重要的貢獻。

布朗被「馬禮遜教育會」選中

當第一位來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於1834年病逝後，在英美兩國的有識之士，以及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和馬儒翰（John R. Morrison，馬禮遜之子）等人的倡導和推動之下，於1836年9月在廣州成立了「馬禮遜教育會」，其宗旨是在中國開辦學校，改進和推動中國的教育。該教育會一成立，即致函英美兩國教會和教育界，希望他們物色、差派合適的教師來華辦學，得到美國方面積極回應。耶魯大學高材生布朗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召來華辦學的。

布朗於1810年出生在康乃狄克州的東溫莎鎮，早年畢業於馬塞諸塞州的孟松學院，隨後進入耶魯大學深造，於1832年畢業。1836年，布朗又先後在南卡羅萊納州的哥倫比亞神學院和紐約協和神學院攻讀神學，畢業後在紐約一個聾啞學校當教師。1838年，布朗被按立為牧師；同年10月與伊麗莎白•巴特萊特（Elizabeth Bartlett）結婚。布朗是一位信仰虔誠、學識淵博，且具有宣教熱情的人。當馬禮遜教育會徵聘教師時，耶魯大學校長就推薦了他。

1838年，布朗收到馬禮遜教育會的邀請函後，隨即偕新婚妻子啟程赴華，成為第一位以教師身份來華的美國人。他們於1838年10月從紐約乘船前往中國，經過四個月的航行，於次年2月到達廣州，受到馬禮遜教育會秘書裨治文的歡迎。四天後他們轉往澳門。

布朗成了馬禮遜學堂的首任校長

布朗在澳門一邊學習中文，一邊籌建馬禮遜學堂。經過一年多的籌款、準備和招生，馬禮遜學堂（Morrison Memorial School）於1839年11月在澳門正式開學，布朗成了馬禮遜學堂的首任校長。

首批學生只有五名，即黃勝、李剛、周文、唐傑和黃寬，1840年又有容閎入學。這些學生均來自貧苦人家，年齡大者15歲，小者11歲。這六名學生全部住校，不僅學雜費、書費、食宿費全免，而且學校還負責提供衣被和醫療服務。

馬禮遜學堂是個全日制學校，課程除了學習聖經和基督教基本教義外，還開設算術、代數、幾何、生物學、地理學、化學等西方科學知識，英漢雙修。此外，學校也設有中國傳統的儒家經典，如《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以及四書五經等類課程。馬禮遜學堂建立伊始，就展現出與中國傳統私塾截然不同的風貌，體現出全新的教育理念，在德育、智育和體育三個方面給予學生全面的訓練。

布朗與中國的私塾老師不一樣，他讓學生們和他的家庭融合在一起，待他們如同自己的孩子，又如朋友。學生們可以自由地參加他們家庭的早晚禮拜。當然他和他妻子在生活上關愛學生時，在教學上又對他們嚴格要求。在布朗的言傳身教下，學生們進步很快。在該校學習三、四年之後，除了熟悉中文外，學生們對英文的聽、說、讀、寫都有了相當的基礎。馬禮遜學堂的英語課程不僅僅是純語言性質，而是將近代西方科學知識課程納入教學範圍。而這些對那些讀中國私塾的同齡學生來說，是連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當然，作為教會學校，少不了福音和基督教教育，在英語課程學習中以聖經作為教材，並在講授其他課程中也融入基督教內容，把基督教精神注入到各個教學環節。學校要求學生參加祈禱、禮拜儀式，以培養「具有基督教人格的中國學生」。

鴉片戰爭結束後，1842年11月，馬禮遜學堂遷往香港，並擴大招生，新舊學生共廿多人。到1843年，馬禮遜學堂的學生已增加到42人，來自澳門、香港和廣東香山。後來又有來自廣州、南京、寧波和新加坡等地的學生。

培養出中西文化交匯的重要人物

儘管馬禮遜學堂在其辦學的十年裡，總共只有50餘名學生。但處於中西文化交匯點的這所教會學校，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乃至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卻佔有重要的地位。馬禮遜學堂培養了最早一批放眼西方世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這批畢業生對晚清時期西方文化在澳、港、粵乃至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如：

一、容閎：中國近代改良思想家、中國留學生之父

容閎於1828年出生於離澳門不遠的南屏鎮，家境貧窮。他是馬禮遜學堂首批六個孩子中年紀最小的一個。1846年，布朗因其夫人久病不癒，故向教育會請求批准他們回美國休假治療。獲准後即將離開中國之際，布朗深情地表示，願意帶幾個中國學生到美國求學。當他提出誰願意去的時候，容閎第一個站了起來，隨後是黃寬，最後是黃勝。那天晚上，當容閎把自己的決定告訴母親時，母親哭了。那時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著生離死別，但母親最終還是同意了。為了免除家長與孩子的後顧之憂，布朗決定在三個孩子留美期間，定期給他們的父母匯寄贍養金。

1847年1月，容閎等三人隨同布朗夫婦搭乘輪船離開廣州，在海上航行了98天，於4月12日才抵達美國紐約。在紐約短暫停留數日後，布朗一行乘船前往紐黑汶，參觀過耶魯大學後，再轉乘火車，最後抵達位於康乃狄克州東溫莎鎮的布朗家。

很快布朗將三個中國孩子安排進入馬塞諸塞州芒松中學讀高中，並讓自己的母親照料他們。三個孩子中的黃勝，因水土不服，在芒松中學讀了一年即輟學返回香港；而容閎和黃寬則讀完了全部課程。隨後，黃寬考入愛丁堡大學醫學院，前往英國蘇格蘭；而容閎則於1850年考入了耶魯大學。當時全校有五百名學生，只有他一個華人。1854年夏，容閎獲得耶魯大學文學學士學位，成為第一個受過完整美國教育並取得學位的中國人。

1854年冬，容閎學成歸國，成為最早的「海歸」，後來成為曾國藩的幕僚，辦理洋務事宜。1870年，容閎向曾國藩提出了他的「留學教育計劃」——即由朝廷出資，選送幼童出國留學。他的建議得到了曾國藩的贊同與支持。經過近兩年的努力，中國始向西方選派幼童留學。從1872至1875年間，清廷先後選派了三批幼童共120人赴美留學，開啟了中國學生出洋留學的大門，這件事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這幾批幼童學成回國後，不少人成為國家之棟樑，如詹天佑成了中國鐵路之父；唐紹儀曾任民國第一任總理；唐國安是清華學校首任校長；梁敦彥曾任清廷外務大臣；梁如浩是交通大學創始人。可以說，布朗改變了容閎的命運，而容閎又通過自己的努力推動了中國的留學制度，催生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批官費留學生，寫下了中國留學史上光輝的第一頁。

二、黃寬：中國西醫第一人

黃寬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讀了七年醫科，在通過愛丁堡皇家外科學會的考試，獲得愛丁堡皇家外科學會的醫學博士學位證書之後，於1857年1月回國，成為畢業於歐洲大學中的第一位中國人，也是經過西方醫科大學正規訓練的第一位中國西醫。黃寬將西方的先進醫學引入中國，是中國實施胚胎截除手術的第一人。他先後就職、服務於香港的倫敦會醫院、博濟醫院、廣州海關醫務處；任教於南華醫學校，被譽為「中國西醫學的奠基人」，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

三、黃勝：近代中文報刊先驅者

黃勝雖然於1848年因病返回香港而沒能完成西方大學教育，但他後來在香港教會和社會十分活躍，曾追隨英國傳教士、著名的漢學家、教育家和翻譯家理雅各博士多年，協助他辦報、譯述、教學、從事教會工作和社會公益活動，因此被譽為「香港華人提倡洋務事業的先驅」和「近代中文報業的先驅」。

四、唐廷樞：中國民族保險業之父

唐廷樞是馬禮遜學堂首屆六名學生之一，當時名叫唐傑。他從馬禮遜學堂六年畢業後，憑藉一口流利的英語，先後在香港和上海的海關及洋行任職，後踏入商界，成為著名的買辦。1873至1886年間，李鴻章任命唐廷樞先後出任輪船招商局總辦和開平煤礦總裁，成為晚清洋務運動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李鴻章辦理洋務的重要助手。唐還創辦了多家保險公司，從而被譽為「中國民族保險業之父」。

因在中國七年之久，長期勞累，布朗夫人身體情況在短期內難以康復，故當休假結束後，無法跟隨布朗再去中國，布朗也只好留在美國陪伴妻子，期間在紐約從事教育與辦學。待妻子病癒後，他們又前往日本，在那裡興辦西學長達廿年之久。1878年布朗再度訪問中國，在廣州受到馬禮遜學堂部分校友的熱情接待。黃寬等人出資並陪同布朗到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參觀遊歷。布朗在日本一直工作到1879年才退休回美國。1880年6月20日，布朗病逝於馬塞諸塞州的孟松鎮，享年7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