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士布朗打开了中国的留学之门

李亚丁

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中文名鲍留云，是十九世纪美国宣教士、教育家，马礼逊学堂创始人和校长，对近代中国教育和留学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

布朗被“马礼逊教育会”选中

当第一位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834年病逝后，在英美两国的有识之士，以及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和马儒翰（John R. Morrison，马礼逊之子）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之下，于1836年9月在广州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其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学校，改进和推动中国的教育。该教育会一成立，即致函英美两国教会和教育界，希望他们物色、差派合适的教师来华办学，得到美国方面积极回应。耶鲁大学高材生布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召来华办学的。

布朗于1810年出生在康乃狄克州的东温莎镇，早年毕业于马塞诸塞州的孟松学院，随后进入耶鲁大学深造，于1832年毕业。1836年，布朗又先后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哥伦比亚神学院和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毕业后在纽约一个聋哑学校当教师。1838年，布朗被按立为牧师；同年10月与伊丽莎白•巴特莱特（Elizabeth Bartlett）结婚。布朗是一位信仰虔诚、学识渊博，且具有宣教热情的人。当马礼逊教育会征聘教师时，耶鲁大学校长就推荐了他。

1838年，布朗收到马礼逊教育会的邀请函后，随即偕新婚妻子启程赴华，成为第一位以教师身份来华的美国人。他们于1838年10月从纽约乘船前往中国，经过四个月的航行，于次年2月到达广州，受到马礼逊教育会秘书裨治文的欢迎。四天后他们转往澳门。

布朗成了马礼逊学堂的首任校长

布朗在澳门一边学习中文，一边筹建马礼逊学堂。经过一年多的筹款、准备和招生，马礼逊学堂（Morrison Memorial School）于1839年11月在澳门正式开学，布朗成了马礼逊学堂的首任校长。

首批学生只有五名，即黄胜、李刚、周文、唐杰和黄宽，1840年又有容闳入学。这些学生均来自贫苦人家，年龄大者15岁，小者11岁。这六名学生全部住校，不仅学杂费、书费、食宿费全免，而且学校还负责提供衣被和医疗服务。

马礼逊学堂是个全日制学校，课程除了学习圣经和基督教基本教义外，还开设算术、代数、几何、生物学、地理学、化学等西方科学知识，英汉双修。此外，学校也设有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如《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以及四书五经等类课程。马礼逊学堂建立伊始，就展现出与中国传统私塾截然不同的风貌，体现出全新的教育理念，在德育、智育和体育三个方面给予学生全面的训练。

布朗与中国的私塾老师不一样，他让学生们和他的家庭融合在一起，待他们如同自己的孩子，又如朋友。学生们可以自由地参加他们家庭的早晚礼拜。当然他和他妻子在生活上关爱学生时，在教学上又对他们严格要求。在布朗的言传身教下，学生们进步很快。在该校学习三、四年之后，除了熟悉中文外，学生们对英文的听、说、读、写都有了相当的基础。马礼逊学堂的英语课程不仅仅是纯语言性质，而是将近代西方科学知识课程纳入教学范围。而这些对那些读中国私塾的同龄学生来说，是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当然，作为教会学校，少不了福音和基督教教育，在英语课程学习中以圣经作为教材，并在讲授其他课程中也融入基督教内容，把基督教精神注入到各个教学环节。学校要求学生参加祈祷、礼拜仪式，以培养“具有基督教人格的中国学生”。

鸦片战争结束后，1842年11月，马礼逊学堂迁往香港，并扩大招生，新旧学生共廿多人。到1843年，马礼逊学堂的学生已增加到42人，来自澳门、香港和广东香山。后来又有来自广州、南京、宁波和新加坡等地的学生。

培养出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人物

尽管马礼逊学堂在其办学的十年里，总共只有50余名学生。但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点的这所教会学校，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马礼逊学堂培养了最早一批放眼西方世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这批毕业生对晚清时期西方文化在澳、港、粤乃至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如：

一、容闳：中国近代改良思想家、中国留学生之父

容闳于1828年出生于离澳门不远的南屏镇，家境贫穷。他是马礼逊学堂首批六个孩子中年纪最小的一个。1846年，布朗因其夫人久病不愈，故向教育会请求批准他们回美国休假治疗。获准后即将离开中国之际，布朗深情地表示，愿意带几个中国学生到美国求学。当他提出谁愿意去的时候，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随后是黄宽，最后是黄胜。那天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为了免除家长与孩子的后顾之忧，布朗决定在三个孩子留美期间，定期给他们的父母汇寄赡养金。

1847年1月，容闳等三人随同布朗夫妇搭乘轮船离开广州，在海上航行了98天，于4月12日才抵达美国纽约。在纽约短暂停留数日后，布朗一行乘船前往纽黑汶，参观过耶鲁大学后，再换乘火车，最后抵达位于康乃狄克州东温莎镇的布朗家。

很快布朗将三个中国孩子安排进入马塞诸塞州芒松中学读高中，并让自己的母亲照料他们。三个孩子中的黄胜，因水土不服，在芒松中学读了一年即辍学返回香港；而容闳和黄宽则读完了全部课程。随后，黄宽考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前往英国苏格兰；而容闳则于1850年考入了耶鲁大学。当时全校有五百名学生，只有他一个华人。1854年夏，容闳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美国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

1854年冬，容闳学成归国，成为最早的“海归”，后来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办理洋务事宜。1870年，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即由朝廷出资，选送幼童出国留学。他的建议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与支持。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中国始向西方选派幼童留学。从1872至1875年间，清廷先后选派了三批幼童共120人赴美留学，开启了中国学生出洋留学的大门，这件事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这几批幼童学成回国后，不少人成为国家之栋梁，如詹天佑成了中国铁路之父；唐绍仪曾任民国第一任总理；唐国安是清华学校首任校长；梁敦彦曾任清廷外务大臣；梁如浩是交通大学创始人。可以说，布朗改变了容闳的命运，而容闳又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了中国的留学制度，催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写下了中国留学史上光辉的第一页。

二、黄宽：中国西医第一人

黄宽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了七年医科，在通过爱丁堡皇家外科学会的考试，获得爱丁堡皇家外科学会的医学博士学位证书之后，于1857年1月回国，成为毕业于欧洲大学中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经过西方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黄宽将西方的先进医学引入中国，是中国实施胚胎截除手术的第一人。他先后就职、服务于香港的伦敦会医院、博济医院、广州海关医务处；任教于南华医学校，被誉为“中国西医学的奠基人”，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三、黄胜：近代中文报刊先驱者

黄胜虽然于1848年因病返回香港而没能完成西方大学教育，但他后来在香港教会和社会十分活跃，曾追随英国传教士、著名的汉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理雅各博士多年，协助他办报、译述、教学、从事教会工作和社会公益活动，因此被誉为“香港华人提倡洋务事业的先驱”和“近代中文报业的先驱”。

四、唐廷枢：中国民族保险业之父

唐廷枢是马礼逊学堂首届六名学生之一，当时名叫唐杰。他从马礼逊学堂六年毕业后，凭藉一口流利的英语，先后在香港和上海的海关及洋行任职，后踏入商界，成为著名的买办。1873至1886年间，李鸿章任命唐廷枢先后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和开平煤矿总裁，成为晚清洋务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李鸿章办理洋务的重要助手。唐还创办了多家保险公司，从而被誉为“中国民族保险业之父”。

因在中国七年之久，长期劳累，布朗夫人身体情况在短期内难以康复，故当休假结束后，无法跟随布朗再去中国，布朗也只好留在美国陪伴妻子，期间在纽约从事教育与办学。待妻子病愈后，他们又前往日本，在那里兴办西学长达廿年之久。1878年布朗再度访问中国，在广州受到马礼逊学堂部分校友的热情接待。黄宽等人出资并陪同布朗到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参观游历。布朗在日本一直工作到1879年才退休回美国。1880年6月20日，布朗病逝于马塞诸塞州的孟松镇，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