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滕近辉对我的影响

滕磐华

家父滕近辉是神重用的仆人，受人尊敬。我是他的幼子，排行第六。有人觉得我也应该像父亲一样，被神重用、受人爱戴；但我自问没有父亲讲道和写作等恩赐，也从不刻意和他比较。

我在香港出生，1979年读完英文中学一年级，父母要去印尼宣教，因那里的宣教士子弟学校只办到八年级，相等于香港英中二年级，而马来西亚槟城的宣教士子弟学校则设有高中，于是我和五哥仑华就被送到马来西亚读书。

宣教士的孩子和父母见面的机会不多。那年，我们都没见过父母。不过，我们都很喜欢那间学校，寄宿生活并不寂寞。后来父母回香港，我和五哥仍留在马来西亚读书，直到高中毕业，赴美国升学。

清楚得救

我在教会长大，从小参加各种聚会，所以一直看自己是基督徒。有人对我说：“主耶稣回来时，你不能抓住父亲的脚上天堂。”“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我知道，我要自己与神有直接的关系，但问题是怎样与神建立直接的关系呢？我不很懂。

直至在宣教士子弟学校念书时，听佈道家Tom Allen讲道说，神在呼召我们，如我们总是听而不闻，没有回应，时间越久，就越来越远离神。他举了一个例子：“小时，我常与兄弟姊妹在家后院玩耍。到了吃饭的时候，母亲一喊，我们听到，便立刻进屋子。但远处有一个较大的草场，如我们在那里玩耍，母亲多大的喊声我们也听不到。”我想，我一直想做基督徒，与神建立关系；可神呼唤我，我却糊糊涂涂不放在心上。所以，当牧师呼召时，我立刻回应。后来老师向我解释，得救就是那么简单，如罗马书十章9节所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我算是乖孩子，没有反叛的性格和思想。信主以后，表面上没有戏剧化的改变，但我心里骄傲。因有不少人说我长得英俊，唱歌也不错，我在香港读书时，曾与一位弹吉他的同学获合唱组冠军，所以自我形象很好。上大学后，才明白人不能靠自己称义成圣，主耶稣是我们与神之间唯一的中保，无论我有多好的条件，都不能叫我讨神喜悦，我必须靠神过每一天。

委身事主

我在宣教士子弟学校就读时，常常听到宣教士的分享，深感世人最需要的是福音。当时就立志，长大后绝不为口奔驰。既然世人最需要的是福音，那我就当全职事奉，全时间传福音。

可是，实行起来却很不容易。因我个性内向，不容易主动和陌生人交谈，好像没那么多的话题，更别说轻易地就能把话题转到福音上。不是我不愿意，是我没有这个恩赐。我向神祈求，但神给我的恩赐是带领查经，解释圣经，耐心与人倾谈，以及解答疑难等。

我曾问神，祂要我牧会还是作宣教士？我在大学主修教牧学，在研究院就主修差传，两方面都做好预备，任神差遣我。后来却发觉，牧会和宣教二者的界线其实不那么分明，不是要到海外才是传福音。

1989年初，梁展南牧师邀请我到纽约华人宣道会作实习传道，我把握这机会学习。1991年7月，开始正式任全职传道，同年9月结婚。在这教会事奉至今转眼已20​​多年。

父亲对我的影响

投入全职事奉的另一个原因，是看见大家都很敬重家父，我就想：“他一定做对了什么。一定是做了一些令人尊敬的事。”小小的心灵就羡慕长大后也学爸爸那样。遗憾的是他一直很忙，除教会牧养的工作外，还常出门讲道和参加各种会议，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多。小时我们都是由母亲带，后来十多岁时，妈妈就和爸爸一同出门。出门前都算好天数，给每个孩子一笔零用钱，所以我十余岁已学习照顾自己。

父母亲退休来美国，我才与他们同住。记忆中，父亲很安静，常坐在房里拿着记事簿默祷，对每一次聚会都非常认真，不仅预备讲章，还预备自己的心。这印象在我脑海中非常深刻。

我的学习

我事奉初期，一直做青少年的工作，并不断进修。到2011年复活节，才​​被宣道会按立为牧师。过去十年，我常听纽约长老会牧师Timothy Keller的讲道，内容颇独特，帮助人看到自己的问题，并看到主耶稣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这让我重新思想福音到底是什么。基督徒常以为，只有非基督徒需要福音，但如果不知道我们的需要都可在主耶稣里得到满足，我们就是白信了！信耶稣不是知识，不是要做这做那，否则便会成了重担。所以我现在每次讲道，都希望能把焦点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不希望我讲的只有知识、教训和一大堆资料。

事奉快乐吗？保罗好像没说事奉怎么快乐，他说我们要靠主喜乐。如果讲道后，有人对我说：“您今天传讲的信息很能帮助我。”我会因感谢神而喜乐，因为没有浪费神给我的机会和弟兄姊妹的时间。我做青少年工作时，看见有青少年与神建立生命的关系，也很高兴；因为在年轻时能经历神，是一件多美好的事。如果替人解决了一些神学、思想，或生活上的问题，陪他们走过成长的路程，我也感到欣慰。

现在我仍学习怎样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怎样学习应付人生各种挑战。我更学习安静等候主前，听祂吩咐，任主差遣，并与家人一同服事。

作者是纽约华人宣道会牧师
（余黄国凯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