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鬼门关

陈方

回得了家乡，见不了爹娘

我生於上海，家庭温暖。从小乖巧，品学兼优，童年时的我是幸福的。一九六二年初中毕业，当时政府号召有志青年到祖国最艰苦丶最需要的地方去；我於是怀着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远赴大西北。从上海乘三天四夜火车，出发至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路颠簸，经过甘肃嘉裕关，人唱道嘉裕关是：“过了嘉裕关，往前看戈壁滩，往後看鬼门关。回了家乡，见不了爹娘．．．”新疆分南北疆，北疆地处平原，水路交通方便，沿线又有铁路，生活比南疆好。我被分派到南疆最边缘的喀什区，到了乌鲁木齐还要继续翻过天山，再坐七天卡车，沿路经过历史故事中的女儿国库车，西游记唐僧取经的三岔口，才抵达该区最贫困的巴楚县。

到了巴楚，天是灰的，满地尘土，空气污浊，不见楼不见房，只有用土块垒起的土房子。这里终年不下雨，无人行走的土地，不是龟裂，就是虚松的乾土，一脚踩下尘土飞扬，有如腾云驾雾。地处高海拔，属流沙土质，气候多变，没有水源，只有靠着冬天的溶雪，有时溶雪太多又造成涝灾，太少又造成旱灾。挖地至廿米仍不见水，偶然冒出水来，盛上几杯子，流沙又淹没了，严重缺水，生活非常艰苦。街上常见着人担着两个空桶找水，每天计划着用，早上用一碗水洗脸，留着一天洗手，到了晚上可以洗脚。洗米水沉淀後洗菜，洗菜沉淀後洗碗洗锅，最後用来喂鸡。那里人一生只洗两次澡，出生一次，到死再一次，衣服一般是不洗的（即使後来水源改善了，他们也难得洗，或用污水揉几下便算洗过了）。许多人身上穿的衣服油光透亮，可以当镜子用；冬天的棉衣太脏，到下大雪时，埋在雪里再揉揉晾乾便是。

政府投资努力挖井，打了四十多口，经化验水质後只剩三口井可用。但只供本单位使用，去迟了水被用掉，水位就降到无水，往往供应不足，因此平时加盖上锁，并有警卫把守，还不到井边，警卫就来赶你了。即使喝了这得来不易的水，也很容易泻肚子，手上皮肤出现裂口，白色的衣服洗後逐渐变成黄色，湿衣服乾後变成硬棒，要细细搓揉才可以穿。水又苦又咸，因此流传着肿瘤丶上吐下泻等等疾病。

生活艰苦，心灵更苦

生活艰苦，心灵更苦；六十年代的国内，没有人权，也失去说话的自由。我天天提心吊胆，拚命工作，无条件的服从“组织”，不服从即受罚，先後做过打字员丶秘书丶话务员丶报务员丶线务员丶配电工丶库房保管员等等。当话务员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林彪要“全民皆兵”，他们抓些活教材，选中了我，说我从上海去，本有骄气，怕苦不能适应；後来通过民兵训练，变为刻苦。其实，真正的我始终如一，只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不认同。我曾上过电台被表扬，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份子，学习雷锋标兵。

有一年新疆雪崩，跟着发大水，公安大队队长抢救落水的儿童而牺牲性命。追悼会上，同坐的几个女孩都为这英雄事件流泪哭泣。第二天领导竟指控我没有阶级感情，批斗我思想反动，把我从邮局下放到工厂。天一亮四时多就要出去，到十二时才有半小时吃饭。被批斗时，天天找我谈，逼我表态，又把我婚姻分配给宣传部长。我拒绝後，马上开大会，将我以前的“功劳”全抹掉，说我没资格当积极份子。之後一次又一次在大会丶小会说我怎麽坏。那时候我已麻木。在那地方根本没自由，除非你甚麽都依从；一旦有个人意见，就是不服从分配，被批斗。多次受压制，不能入团丶入党，意味着政治没有生命。不能转正工资，拿了八年的试用期工资（ 元多人民币。当时一般是元），我就是不屈服，很多人说我厉害，铁嘴巴不饶人。其实我已看清楚情势，我没办法改变它，这环境也改变不了我；无论怎样批斗坐牢，也无所谓。我们这批知青有些上吊自杀丶喝农药，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很多人劝我，如果还不结婚，逼迫就没完没了；於是一九六八年我找个人草草结婚，没经过什麽交往了解，对方的脾气丶个性怎样？一概不知，反正为了安定下来。之後又为了两个孩子只得在那边磨熬。

武斗中逃命

一九六九年七月，我被下放到发电厂，先後当会计丶值班员丶库房保管员等。一天，我当值发动机器，突然，听到“啪嚓，啪嚓”的声音，起初怀疑机器发动得不好，就把油量降至最低，但仍有这种声音。我想，是不是机器出了问题，跑去一看，没冒火花，也没异样。一抬头，看见办公室里的人打着手势叫我过去，於是连忙把机器整个油门降下来。这时才知道声音来自厂外，又见他们跑到办公室里把钱财丶支票丶公章等收拾好，急忙各自逃命。原来派系斗争竟发展为武斗，动起枪炮来了！

爸爸一九五六年已到新疆，是个积极份子，带着木材公司八十多人到那边建设。後来生病，差不多残废，我到那边也是为了有个照应。那天，我去看爸爸，他很害怕，叫我马上离开。我舍不得他，爸爸说，如果我不离开，他会担心而死。看见爸爸一把年纪为我发愁，就答允了。但那时候出去，会被乱枪打死，或被抓住，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爸爸好友孙大爷的女儿跟我很要好，他要把儿子丶女儿及侄儿送离是非险地，约好那天傍晚与我一同逃命。爸爸替我做了些乾饼，我找了几件衣服，下午太阳快下山了，我用两个空水桶挑着东西，戴上草帽，穿着破衣服就出去了。穿过马路，到运输站把桶丢到井台上，从後门跑出去。他们已在等我。我们偷偷摸摸的向前走，戈壁滩上堆满沙包，松松的，一走一个洞，走得很累。不到半个小时，後面有人追上来，拿着棒和刀围着我们打，要搜身，把全部东西拿走，还要把我们带走。孙大爷跪下讨饶，说：“把两个男孩带走，我也跟你们去，请把两个女孩留下。”可是对方怎也不许，最後，大爷把自己抽的烟钱全送出去，他们就把男的带走了。

我跟着大爷和他女儿走走停停，後来恰巧去南疆军区的军车经过，把我们送到了喀什，我一病就是半个月，医生说我得了副伤寒。养好病，我再回去，幸亏爸爸没甚麽事。那次从新疆转院的十四人，先後都在各地病死，我是九死一生，见到的人都惊奇，问我是人还是鬼？

当时两派在争，我不想参加，避开这形势；但还是被卷进去。以前我是急先锋，是积极份子，跟着形势走；受了那麽多折磨後，很想安份守己，不再冲上前去。想来想去，不参加是不可能的，还是保险一点，於是参加了文艺宣传队，去一些地方演出。排练丶演出都是工作，有薪水，还有出差费，条件很好。透过去各农场演出，看到当时很多知青的遭遇，与他们相比，我已是在天上了；於是告诉自己，要知足，不要再反抗了。我被他们麻痹了！认命吧！

带着恶疾出南疆

生活上需要水，心灵也需活水滋润。从一九六八年开始，我感到胸痛，看了很多不同科的医生，查不出是甚麽病？我想，也许自己一直生气，气出来的。一九七四年冬天开始吐血，左胸照片後，发现有个恶性肿瘤，肯定我活不成。在这情况下，我只想回家看看妈妈和孩子。从新疆要转回到上海本不可能，只能转到其他地区。按一般手续，需时几个月；但很奇妙，发现肿瘤时，新疆刚好翻浆，汽车在公路不能走。一九六七年我收养的孤儿（当时甘肃很多饥民逃来新疆，这孩子失去了父母）已长大，驾驶拖拉机把我送到三岔口，由兵站的车子把我送到阿克苏地区，再乘飞机到乌鲁木齐住院检查。文化大革命时，乌鲁木齐有位姓刘医生，被打为“反革命”，到我们县上劳改。一次，他对我说很想跟乌鲁木齐的亲人联络，那时我任接线员，就冒险替他接通电话，跟他的女朋友联络上。不久，他跟女朋友在监牢里结婚，很感人！之後，妻子为他上诉平反，後回到乌鲁木齐一个工人疗养院当队长。他走的时候对我说：“甚麽时候你需要帮忙，我一定义不容辞。”我没想过会需要找他，但那时候病得厉害，到了乌鲁木齐，实在没办法，就找他替我办妥手续，送我回上海。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有上帝冥冥中的引领。

起初，医生说我开刀也没用；住院後，才慢慢决定替我开刀。开刀後，医生说，肿瘤已完全溃烂，在胸腔散开，是癌症。当时我才29岁，医生怜我年轻，做了大面积切除，把左肺上半页拿掉，心脏附近受影响的部位也拿掉，去掉两根左肋骨，用不锈钢支撑左胸。当时整个病房的医生和护士都喊可惜，因为医生认为“顶多活上五十天。”那时，我没信仰，也不知上帝在哪里？但我说：“老天爷呀，我不能死的，两个孩子那麽小，我死了怎办？难道还要妈妈照顾我吗？老天爷，如果你灵的话，就让我活到五十岁，到时我孩子大了，妈妈也老了，孩子也可以照顾婆婆一段日子。”怎也想不到，我现在快六十岁了，而且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在过去的经历中，我知道没办法求人，就求老天爷，就这样喊呀喊的。後来妈妈说：“你喊的老天爷，就是上帝。上帝已听到，把你救出来！”在我还未认识祂时，祂就看到了我，怜悯了我。手术後，不能再回去新疆，现在才体会到是上帝把我带出新疆的。

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来美国本为了治病，妈妈把我留下，给我换身份。孩子都在大陆，我内心七上八落，很不安定。後来有机会进成人学校，我在中国只读过俄文，在美国要用英文，很多资料看不懂，就在家里拚命看，拚命背。学校有个台湾来的男孩子，介绍我到教会，几经蹉跎我终於去了教会。有一次由香港来的邱清瀚牧师分享，讲到他们家三代四十多人都是基督徒，从他妈妈开始，如何在艰难环境中仍持守对上帝的信心。听後叫我很感动，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但心中又不服气，会不会是他编出来的？结束时，我找邱牧师问了很多疑问，他都对答如流，说出我所需要的答案。在回家路上，我想：如果神真是又活又真丶实实在在的神，他们邱家在美国有人的话，就让我跟他们任何一人见面，我就服气了。这想法当时没跟人讲。

过了一段时间，宋姐姐介绍我去陪伴一位邱老太。这位邱妈妈人真好，很多东西都为我准备好，反不是我照顾她，是她照顾我。我心想，这个家庭很不错！那天下午，我跟邱妈妈聊起来，她向我介绍她们家的情况，把照片拿出来看。一看，其中一人很面熟，不就是邱清瀚牧师吗？她告诉我，那是她儿子，在香港当牧师。我这才恍然大悟，我想碰见的人就在眼前，这个神是真的！从此，我常去教会，积极参加查经等活动，一九九三年圣诞节我受洗了。

洗礼後，也有一段时间觉得很苦闷。经常心脏病发作，医生怀疑是血管堵塞，身心灵都好像没甚麽长进。之後到一个佛教家庭打工。有一个晚上很不舒服，怎也睡不着，心里很害怕：如果我血管堵塞，就完了。本来我不看电视的，忽然打开电视，看见一位牧师在讲自己的经历，他也是血管堵塞，於是继续看下去，他说：“每天九点以後，我的心就平静了。後来才知道，每天这个时候教会会友集体为我祷告。”正在想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邱清萍姐妹（邱妈妈的女儿）。我把这事告诉她，请她为我祷告。结果，我没开刀，血管好了，原来教会也集体为我祷告。之後，邱姐妹有空就来陪我，带我去医院，为我翻译。因我没保险，罗裕康医生不收分文，实在是天父的恩典！此外，无论是生活上的困难丶病痛或孩子们的问题，邱姐妹都帮助我。她真是神差来的天使！

不再怨天抢地

读书时，我很聪明丶优秀，到了新疆竟碰上这许多遭遇，使我心生不平！恨透这世界丶这社会，甚至周遭一切！刚受洗时，认为这只是个形式，仍是怨天怨地。清萍姐妹提醒我要天天祈祷，把忧愁说出来，那怕大哭一场也是好的。我真的大哭一场，她说：“从现在开始，甚麽都要交托，你愿不愿意？”我说愿意。奇怪，祷告以後，浑身轻松，就像换了一个人！有时候，我会祷告到一半，感到眼前发亮。我没学历，没工作，也没好家境，甚麽都没有；但我得着了上帝，现在不再为明天忧虑。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告诉在大陆的姐姐，我已跟上帝交通了，祂带领我向前走。她很羡慕我呢！

去新疆前，我特意将一尊观音菩萨搬去。不能放出来，就在墙上挖个洞，放在里面，用布遮着，外面挂上衣服。夜深人静时，就掀开布盖头烧香，很认真的。後来女儿也跟我一样拜观音。我曾买了三个玉观音，儿子一个，女儿一个，自己一个。信耶稣後，我写信叫女儿将观音扔掉，她很乖，从此不再拜了。以前，我总觉得躺下来做梦也在发愁丶担忧，在新疆政治运动不断，每晚都盘算着：明天可能会发生甚麽事？用甚麽方法应付？怎样保护自己不致受伤害？当时患上忧郁症，一天只能睡一个多小时，外面有人走过丶讲话，我都知道，根本无法休息。一天到晚头昏脑胀，浑身是病。信耶稣後，学习交托，这些感觉就渐渐消除。现在一躺下就可以安心睡觉，痛苦的往事逐渐淡忘。

过去我的双腿一直发软，上楼梯也要抓着扶手爬上去。感谢天父，教会有位弟兄一分钱不收，天天给我推拿，现在两条腿已忘掉甚麽叫做痛了。毕竟人是有软弱的，有时也会感到压力太大，过去的经历又悄悄爬上心头，於是马上祷告。若祷告不下去，就对上帝说：“现在我又感到很无奈了；但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一定要抓住穽！神呀，穽听到我有声无声的祷告，请带领我！”祷告後，整个人就安定下来了。

初来美时，我没甚麽要求；当时全身是病，右眼曾经失明，很奇妙，没经医治，慢慢能看见了。以前我经常心胸痛，厉害时，女儿要开车送我去医院，又请教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现偶有点不舒服，但几分钟就过去了，可以忍受的。现在只是血压高，其他病好像都痊愈了，真感谢主！

结语

一九九四年女儿来美，星期六下飞机，翌日我就带她去教会。之後，清萍姐妹跟她讲福音，半年後她就受洗。今天她在教会有很多事奉，诗班丶给孩子讲圣经故事等，长进得很快。妈妈年轻时曾去教会，参加诗班，还演过圣母马利亚。文化大革命前，爸爸在青岛丶烟台做生意，参加美国传教士办的教会，赚到钱就捐到教会，帮助老弱孤寡，获赠证章，妈妈一直保管着；但文化大革命时这成了证据，说爸爸参加教会是反动，把证章拿走，爸爸被批斗，妈从此就很害怕“教会”二字。我开始去教会时，妈妈也很生气，说：“妳要去的话，就不要回来！”後来妈妈蒙上帝厚恩，也信了耶稣。现在妈妈丶我，与女儿，祖孙三代，都在教会诗班中一同歌唱赞美上帝。实在是上帝的恩典。

（黄国凯笔录，季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