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袁相忱夫妇的事奉精神

严惠来

常读属灵前辈们的见证，对我总有很多教益。袁相忱夫妇的爱主事主精神，同样给我很大激励：

听到呼召，义无反顾

1914年袁相忱出生在安徽蚌埠。1930年16岁的他经老师石天民介绍，到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听道。1932年12月29日袁相忱认罪悔改而重生得救，并且开始热切地向周围的人传福音。1933年8月王明道为他施浸；同年他升入青年会办的财政商业专门学校；次年即不顾家人反对，退学进入远东宣教会所办的圣书学院成为神学旁听生。1934到1938年在北京远东圣书学院接受神学装备，当时圣书学院只收22岁以上的人，袁相忱因年龄不够，按规定只能做一个拿不到文凭的旁听生，但他却说：“做神的工作，有没有神学毕业证是无所谓的，关键是要有神的呼召。我有神的呼召，我来是为了学习神的话语，有没有毕业证都无关紧要。”从此，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地走上了奉献之路。

如果每一位被神呼召的人都能像他那样义无反顾，不瞻前顾后，那满目成熟的庄稼不会无人收割了。

面向农民，抢救灵魂

1938年神学院毕业后，袁相忱到天津圣会所的南市福音堂布道，同年7月22日与梁惠珍在北京结婚。1939年回北京任圣书学院翻译并在该校的杂志《暗中之光》事奉。1940年袁相忱携妻子和未满一岁的儿子袁福音，同美国宣圣会传教士裴约翰牧师到河北南部的成安县，向周围农民传道。珍珠港事件以后，裴牧师一家被关到山东潍坊集中营。袁相忱不依靠任何组织，继续在农村那里传福音，虽然在日军和八路军的战火中，仍然帮助很多失丧的灵魂得拯救。

1945年袁相忱因母亲患重病，返回北京。不久国共内战爆发，袁相忱无法回到农村。1946年3月他接手了原由日本牧师帜田金雄开办的福音堂。1947年信徒数目达到二百多人。

他对社会底层灵魂的负担被神大大记念，如今还有许多困苦人、边缘人仍然在黑暗的胡同中，需要我们把神的光带给他们。

多年牢狱，同心爱主

1951年由于袁相忱不参加“三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19日，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在东北度过了长达21年零八个月的监禁生活。

当时妻子梁惠珍，家中既有年迈的婆婆，又有年幼的子女，她又是个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将来这一大家子的生活该怎么办？梁惠珍虽说对袁相忱的被捕早有心理准备，但事情发生后，她心里还是很难接受。

袁相忱监禁期间，梁惠珍要照顾六个孩子和年老的婆婆。她作建筑工人谋生，因为她是“反革命家属”，亲友被迫划清界线，不准提供帮助。在21年中，反倒有一些匿名基督徒不时提供他们资助。她还坚定自己的信仰立场，甚至大方地帮助其他人，没有抱怨。后来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人来看，一个八口之家，很难维持生计，但总是神在负担。”

1979年12月20日袁相忱获释。出狱后他在白塔寺家中带领家庭聚会，为北京人数最多的一个家庭聚会。

前赴后继，持守信仰

梁惠珍的丈夫出狱后，他们又一起彼此配搭服事。2005年丈夫安息主怀。梁惠珍仍继续为中国教会守望，清早六时晨祷，晚饭后晚祷；每天几个小时祷告，祈求神带领教会坚持走十字架的路，追随使徒们的脚踪，坚持聚会，坚持信仰，不向世俗权柄妥协。她吃用清淡，衣服都是旧的，却常记挂着贫穷人的需要，每到发退休金的日子，就请家人尽快将钱寄去主内有需要的肢体。

梁惠珍又开放家庭接待慕道的、初信的、有信仰疑难的信徒，以及神学生、传道人。她也为他们祷告。她的家人分享说：“她恒切地祷告，常为此累得嗓音嘶哑，气喘呼呼。”梁惠珍常对前来探访的肢体们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主做工。求主保守我的晚节，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她也常提醒子女们：“虽然你们信主有很多年了，但你们能不能持守真道到底呢？”

梁惠珍曾说：“凡是临到我的事，出于主所许可的，我就默然不语。”2010年7月底，她突然患感冒、发烧，8月2日就安息主怀。她的丈夫袁相忱生前曾作见证说：“人家说妇女顶半边天，我们这家，百分之八十都是我内人做的，顶了大半边天。我很满足，感谢神的赐福，赐给我这么好的贤内助。”

榜样的意义能不能在我们生命中发挥作用呢？“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