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紧时机丶善作桥梁的王永信牧

邱清萍

神赋予王永信牧师多方面的异象丶恩赐与成就，他早期在台湾牧会，后来在美国创立了“中国信徒布道会”（中信），又在香港成立了“世界华人福音联络中心”（华福），和在美国的“大使命中心”；他创办了《中信》月刊丶《今日华人教会》丶《大使命》等期刊。又推动过几个福音运动：华福运动丶洛桑运动丶主后二千福音遍传运动等。这样一份清单，令许多人咋舌，他是如何能为主做这麽多事的？

有人曾问他如何能把一生安排得如此紧紧相扣，一个工作带动另一个。他回答说：“这完全不是我的计划，也不是我刻意的安排。在我开始中信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将来会有华福这样的运动，在华福的时候也绝没有想到主后二千福音遍传的运动。都是在神的感动来了，门一个一个的打开，我就很自然的走了进去。我不过是神手中的棋子，祂早有全盘计划，我只是走一步看一步而已。”

信心的脚印

“神的感动，走一步看一步。”这是否就是信心的脚印？但信心也要顺服，王牧师顺服神的感动，抓紧时机，然后大胆的迈步走进去。有信心就会放心，能放心就会有胆量。抓紧时机的先动性在神，祂感动，也预备恩典。所以当王牧师看见机会，就会抓住，不肯放过。难怪神就给他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感动，更多的恩典。当然啦！更多的工作，就有更多的劳苦。他说无论甚麽事工，只要清楚是神的感动，就会不犹疑地跳进去，不会左顾右盼，或等候更多的客观条件，也不会因别人不同意而放弃。也许就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跨越了许多人为的丶文化的丶传统的障碍，为天国成就一些有深远影响的事工。

观察时势，抓紧时机

王牧师很会抓紧时机，看到需要，有神的感动，就会不顾一切为福音和神的国度全然摆上。1957年他去欧洲旅行布道，在瑞典延雪平（Jonkoping）领受天上的异象，要他为“本国之民大发热心”。次年移民美国，1961年10月在密西根州底特律成立了“中国信徒布道会”。

六十年代是美国华人教会转折的年代，华人历经百多年排华的移民政策，人口始终在20多万以下。而当时的华人事工被看作是没有远景，迟早会融入主流社会。没想到六十年代中期，美国的移民政策会放宽，有愈来愈多的华人涌进美国（到了1970年，华人人口已升到40多万）。这些主早知道，并部署祂的福音精兵，建立许多的福音桥梁。

1966年，王永信牧师召集了一些信主的留学生，组织“暑期福音布道队”和“中华圣乐合唱团”，成为福音桥梁，在美加各地巡回布道，广传福音。而当中有些参与者深受感动，后来也成了传道人。

除了街头布道，王牧师也常到美加各地讲道，在各校园丶唐人埠等华人聚居的地方撒种开荒。那时，神正在北美兴起一个奇妙的现象──查经班的成立。王牧师在1966年曾这样写道：“今天神在海外青年学人中间，正进行着一项奇妙的善工，不论是在美国丶加拿大，甚至欧洲的大学，只要有几十个中国同学在一起⋯⋯就会有一个基督徒团契或查经班。这一个现象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其他国籍的学生中所见不到的。”他和其他主的忠仆在其中扮演着催生丶喂养与培植查经班领袖的角色。

抓紧时机必须对时势有敏锐的回应。廿世纪九十年代，共产主义骨牌式崩溃，东欧门户开放，加上中国六四事件引致知识份子的出国热，正是传福音的大好机会。王牧师在美国与海外校园合作，推动大陆学人事工，出版《中国学人培训材料》系列。同时，透过大使命中心的事工，十多年来带领短宣队在新东欧丶独联体丶喜玛拉雅山区丶巴尔干半岛丶太平洋岛屿以及波斯湾等地开拓福音工场，并将它们交给华人教会及机构继续跟进，实践“夥伴式宣教”。

善作桥梁

王牧师认为在他各种的事奉里，最独特的是作桥梁的角色。他超越地域丶种族及文化，从北美华人福音事工开始（中信时期），连接到普世华人福音事工（华福时期）；又把华人福音事工与普世福音事工连接起来（洛桑及公元二千福音遍传运动时期）。他说：“我觉得比较满意的工作是，把同工带到一起，建立桥梁性质的事工。我相信只要把一些对神的事工有负担的人带到一起，奇妙的事就会发生。”奇妙的事真的多次发生了。

福音工人的桥梁

1970年，王牧师参加Urbana宣教大会时，跟数位华人牧师交通，大家同有一个负担，觉得北美华人教会应有更多的交通和合作。於是他们用了两年的时间筹备了“北美华人福音会议”（NACOCE），并於1972年举行，有300多位同工出席。当时王牧师想，假如北美同工可以这样聚首一堂，要举行一个全球华人福音会议是否可能呢？（此后15年北美华福共开了四次会议，并於1987年与世界华福合并。）

1974年在瑞士举行的第一届洛桑会议，有70馀位华人出席，他们聚在一起扪心自问：这麽多不同的种族尚且可以聚在一起举行洛桑会议，为甚麽华人教会不可以？结果产生了华福大会的构想，两年后成为事实，并推举王牧师为总干事。

1976年8月18至25日，世界华人福音会议以“异象与使命”为主题在香港召开，是华人教会的创举。大会的口号是：“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华福的任务是在普世华人教会之间建立起了解与合作的桥梁，其目的有三：促进华人教会之合一及增长丶预备华人教会向大陆传福音丶动员华人教会向普世广传福音。并将普世华人教会分区，每区设区委会，协助大会推展事工。

华人多有“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倾向，要担任桥梁角色非常不容易。王牧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因为他不敢违背心中那“欲罢不能，愈来愈强的声音与信念──华人教会需要合作，需要广大的心，需要超越的异象，需要直奔地极的行动”。

中西教会的桥梁

1987年他出任葛培理牧师创立的“洛桑普世福音事工执行委员会”的国际主任，筹办第二届洛桑会议并任大会总干事。1989年他推动“公元二千福音遍传运动”，担任董事会主席，而且带出未得之民的10-40之窗的宣教视野。透过这些事奉，他不但有机会与各国教会的领袖共商天国事工，也为华人教会树立榜样，不分种族，投身普世宣教。

在普世宣教上，王牧师觉得，华人教会与西方教会更紧密的联系和更积极地配搭这个理想尚未达到，还差得相当远。他说：“华福运动到现在还只是在华人中间进行，而华人也很少参加其他普世的运动。大部分华人还不能与西方肢体平起平坐，商量事情，觉得自卑，这点很是可惜。也可能华人觉得白人有优越感；但不要忘记中国人一向也有优越感。假如我们有美国人那种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成就，也许我们会比他们更骄傲。其实美国华人无论在文化丶成就丶经济等都超越了美国社会的中间线，无须自卑，事实就是如此。”

搭桥者的装备与代价

看到一些教会肯一起携手合作，王牧师感到很快乐；但每看见华人教会抱着门户之见，各自为政，不愿为天国牺牲小我，又感到很痛苦。做桥梁工作孤单不讨好，也不是任何人都做得到的，神如何装备王牧师胜任这角色呢？

王牧师说：“第一，你必须会讲道；无论你要推动甚麽事工，必须会讲道。布道及讲道工作对我日后联络众教会都很有帮助，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葛培理是神很使用的布道家，洛桑会议也是他出面召集的，因他布道工作的成效，他登高一呼，凝聚力就出来。

第二，不怕挨骂。华福是服事众教会的工作，这个工作非常不容易。批评的也很多，也有人说我自作聪明，或想作教皇。

第三，还要有配偶的支持。我在华福事奉时，每年平均有半年到世界各处探望教会。师母的支持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她从来不会扯我后腿。”

那时如何，现在仍是如何

如圣经上的迦勒，王牧师在心态与精神上“那时如何，现在仍是如何”。80岁高龄的他仍像以前一样领受异象，求神“将这山地给我”。他说要装备中国大陆教会做差传，使福音入中国丶在中国及出中国。他盼望中国教会能成为普世宣教的教会。他认为现在就要开始训练国内信徒做差传。一个教会要做海外差传过程可能相当长，他感叹虽然过去三丶四十年都在努力推动差传，至今仍只有1/5的海外华人教会有做差传，速度太慢，大陆教会真要早日开始这方面的教导。

王牧师对华人教会下一代的领袖有何观感和期盼呢？他说：“我们这一代（快80岁及以上的人）经历过世界大战和中日战争。我的成长期多在战争中渡过，这些艰险与困难也塑造了我坚定的意志，和对事物的分辨能力。我们相信绝对真理；不一定追求共识。

然而，在后现代多元文化的思潮下长大的人，不强调『独特性』，一切都是多元化和相对的，其实是『绝对的主观』。你看是罪；我看不是罪。在这种思潮下长大的人怎可能有志向丶有委身的精神，怎会为信仰而坚持到底。就算成了基督徒，对时代不妥协的挑战性也不强。这样的人当了领袖也缺乏坚定的意志和清楚的方向。

因此我希望下一代的领袖有坚定的信仰，不要怕被人耻笑守旧和古板，要敢站在真理一边。也盼能改掉上一代人的毛病，效法他们事奉主与为主受苦的精神，但不要学他们建立自己的王国。要多一点国度观念，胸襟要广阔。上一代的教会观比较弱，只看到自己地区范围的工作，看不到神整个的国度，使宣教工作很难推行，也影响了教会间彼此的合作。这些都盼望下一代的领袖能更上一层楼。

我们这一代领袖大多没有刻意花心思与时间栽培下一代；不但没有，有时还怕年轻一代起来取代自己，这是我们的亏欠，教会的悲剧。当然也有很好的榜样，我们有责任提醒下一代，不要犯我们同样的错误。”

王牧师曾说王明道先生和宋尚节博士是他的恩师。他9岁时随父母到王先生在北京牧养的教会做礼拜，11岁在宋博士主领的奋兴会中重生得救。他事奉的人生无疑受王丶宋二人的影响。他有宋博士“为主燃烧丶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在福音及宣教事工上充满全力以赴的热忱与急切；他在工作上的一丝不苟及认真，忍辱负重与胸襟，都有王先生的影子。但愿王牧师从前人所领受丶蒙主大用的特点，也一样的代代传递下去。

（本文取自《从飘泊到植根——北美华人教会采风录》，邱清萍着，美国中信出版，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