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反被聰明誤－質疑中國文化的「實用理性」

洪予健

在向中國學人傳福音的過程中，我們不怕遇到激烈的反對者，卻怕碰見不屑的冷漠者。對於那些「激烈的反對者」來說，他們至少保持了一種對非尋常事物的自然反應性。他們驚訝於基督福音中那種「非科學」的無稽之談，竟也可以在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中間佔有一席之地。於是他們要上查經班來辯論，要嘗嘗勝利者的滋味。他們來了，我們也就和他們有了對話，福音也就藉此傳開了。但是對於「不屑的冷漠者」來說，事情就麻煩了，無論你如何說，他都不聽也不辯。例如在面對「這世界到底有沒有神」的問題時，這種人既不屑於聽基督徒所列舉的理由，也無興趣聽無神論者的任何辯駁。他們不在乎各方的觀點，那是因為這問題本身的價值性先遭到了否定。他們的理由是：第一，這個問題太玄，不可知。提問者是杞人憂天，因為這是人人會問，獨有聰明人不問的事。第二，問題與我們現實生活無關，不實用。知不知道都一樣，百姓照樣吃五穀，生孩子；讀書人照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這一類人也不自以為是無神論者。實際上他們只是「神無關論者」。我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中表現出來的這種態度是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項特徵緊密相關的。這個特徵在中國大陸學者李澤厚處被概括為「中國智慧」的第二大特點，名為「實用理性」。據李認為「實用理性」表現為「不在理論上去探求、討論、爭辯難以解決的哲學課題，並認為不必要去進行這種純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現實生活中如何妥善地處理它。」

顯然「實用理性」在那些對福音不屑的人中間的表現就是將基督信仰的問題歸成了「難以解決的哲學課題」。在現實生活中將其「妥善」地處理為一個與人不相關的、無意義的問題。其實這種態度既非理性，更非實用。首先從理性的推斷上來說，世上決無一個絕對的不可知論者。任何人聲稱某種事物的絕對不可知性，也就等於同時宣稱了他是一個絕對的可知論者。因為這表示他徹底地了解人認識該事物的途徑都是封閉的。但絕對地知道（認識）某事的能力都不是有限的人所具備的。基督教聲稱有關神的存在及其知識並不是由人的發現而來，而是神主動向人啟示的結果。除非我們就是這可能存在的神，否則我們如何能代替祂來斷言，說此事絕無可能呢？

其次說到實用，按李澤厚的定義：實用是指那些對人事直接有幫助的知識。在那些不在乎基督福音人士的眼睛裡，基督教談的是那虛無飄渺的神，因此就必不和人事相關。其實這又是一大誤解。事實上人最關心的一個與己身密切相關的問題就是：「人到底是誰？」如果在人之上還有更高被稱為神的智慧者存在，那麼人向神尋求答案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但如果這智慧者並不存在，或者存在而不願發話，那麼人就得獨自面對這世界。由此可見，對神是否存在的問題的回答，恰恰關係到人該如何生存的基本方式。我們怎麼能說這個問題是與人不相關的呢？

其實，人之所以要尋求神，恰恰是因為發現人自身的有限和無奈，因為人連和自己最有關的生死問題都無法弄清楚。人要知道「生」──他從哪裡來，「死」──他往哪裡去。人不能生得莫名其妙，也不能死得不明不白。「生」和「死」就是人「生命方程」的兩個邊界條件。若我們不知這兩個邊界條件，人的生命過程就成為了一個無法解開的「謎」。這好比是一個數學上的微分方程，若沒有給定邊界條件的話，我們只能得出一般形式的通解，而其中的常數卻是未定的。常數未定的通解不含任何物理意義，若要賦予這個方程唯一特定的解，則一定要給出其方程在時空中存在的邊界條件。同樣人生的方程若缺乏對「生」「死」兩個邊界條件的認定，則人生的意義便缺乏了特定的唯一解。人生結果變成了一個通解，你愛如何解釋就如何解釋。人類社會中出現的許多哲學、意識形態流派，都是從自己所加的生命邊界條件中解出的，例如按照唯物主義的進化論的說法：人的生存是從一個偶然中存在的自然中進化而來的，而人的死亡則代表了人整個生命的完全結束，此外並無其他特殊意義。給定了這種生命的邊界條件，就使我們的人生跌落到一個無可挽救的黑暗深淵。

可是基督徒不會如此悲觀失望，因為神通過祂啟示的聖經很明確地告訴我們：人是神造的，人的身體雖然是來自這世界的塵土，但是人卻從神那兒得到了永恆的生氣，這就是人靈魂的來源。世界雖能滿足我們身體的需要，卻不能滿足人靈魂中的渴望和需求，因為這靈魂唯有回到其真正的出生地（天父的懷裡）才能真正安息。基督徒相信人活在這世上只是客旅，肉體的死亡只是人生命旅行中一個重要階段的結束。這個生命階段的重要性在於神給每個人以機會來選擇他或她下一段生命旅程的方向：或進入到永生，或跌落至永死。我們每個人只有一生一死，沒有別的事比它更重要，這是不能否認的。不同的信仰、學說造成人們對生命認識的差異極大，關鍵的問題是生死的邊界條件由誰給出，如果這世界有神，而人由神造而來，這邊界條件就得由神而定，也只有神才能定。這是自然的、合理的、邏輯的結論。

我們對此還有甚麼懷疑呢？被人嘖嘖稱道的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實用理性」，到底對人生這個最重大的問題給出了甚麼理性的並且也是實用的答案呢？

在李澤厚心目中，倡導「實用理性」的開山始祖是孔夫子。孔夫子有許多主張非常好，但卻在人如何看待生死的這一大問題上犯了根本的錯誤。孔子不喜歡他的弟子問有關生死的問題。有一次，一個弟子向他問死，他說：「未知生，焉知死？」這其實是說他不知生也不知死。我們當然不能責怪孔子，說他不能給出「生」和「死」這兩個生命的邊界條件。他比起現代許多自以為是意識形態專家來說要謙卑得多，也誠實得多。孔子的錯誤在於他不應該在這兩個他都不知道的事上，作出認識論和價值性的判斷。將人對死亡意義的探求擺在無足輕重的地位上。其實人若不清楚人死後的去向，怎能理解今生的意義。孔子「敬鬼神而遠之」，弟子問鬼神之事，他回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但是人若不認識鬼神的真相，何能以正確的心態對待人事呢？難道我們遇到人一時不能解決的問題，就連這個問題本身的重要性也要連鍋端掉嗎？我們對孔夫子不能求全責備，但令人驚訝的是，許多文人學者放著孔夫子的許多好的言論不看，偏偏要將孔夫子失誤的地方，拿來大捧特捧，並譽之為中國智慧的特產──實用理性呢？

中國旅加學者秦家懿曾說：「儒家的貢獻是在相對的人際關係中發現了絕對的道德真理──人必須為仁。」從基督教立場看，「仁」是絕對的道德真理，因為這是從神的啟示中領受的。但這真理在儒家的體系中卻無法找到方法論上說得通的絕對的位置。因為絕對比相對的高得多，人怎能自己在相對中歸納出絕對的真理來？人能在有限中歸納出無限嗎？當然是不可能的。孔子論「仁」有一百幾十多次，卻不怎麼談論仁是怎樣來的？結果他的學生說：「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為甚麼孔子不多言天道？其實這與孔子不願多言生、死、鬼、神的出發點相同。孔子的同時代人子產曾說：「天道遠，人道矣。」意思是：「我們人不必操心有關天道的事，只管我們眼前，對人實用的事就可以了。」基督徒相信人道必須是從天道而來，兩者豈可對立。人為甚麼要愛和被愛？愛人之心，惻隱之心從哪裡來？一定要挖到終極的根源，這樣我們便可以與神相遇。因為造我們的神，祂是愛，祂是仁義，祂是善良，我們從祂而造；如此「仁」就有了一個牢固的本體論的基礎。可惜孔子沒有做到，造成一個極大的缺陷。當然，我們不能因這一點求全責怪孔子，因為神在基督教裡的特殊啟示並沒有臨到他。但我們卻可質疑孔子追求真理中自我設限的合理性。例如孔子雖然遠鬼神，卻重視祭祀──祭神，但卻不把祭祀看作是真的對神的崇拜，而將其作為教化百姓的手段。他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意即神存在與否並無大關係，我們當他存在就是了。真理的客觀真實性不重要，你只要主觀覺得有神就可以了。他把真理完全主觀感受化，人自己就成了一切真理的最後根基。所以人家問他有沒有鬼神，他不回答。你認為有就有，重要的是態度要虔誠。這裡孔子欠缺的是徹底的求真精神。孔子要求禮樂的教化，祭祀中只要氣氛足夠，人的情感、美感被滿足就可以了。把真理美學化，以美學代替宗教。這事並不是等到民國時，才由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其實孔子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經倡導了。（下期續）

（一九九五年金山灣區秋令會講詞，經作者補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