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子成大樹

羅允誠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廣州陷落。一九三九年八月，日軍佔領深圳封鎖香港。那時，我們住在九龍城獅子石道，因為物資短缺，饑民激增，治安非常惡劣。父親想，我們家那麼靠近啟德機場，一旦盟軍反攻，勢必首當其衝；於是舉家遷到九龍塘居住。

九龍塘是豪宅區，每戶佔地一萬方尺，多是兩層高的花園洋房。當時，很多人已經逃亡到國內和澳門，不少房子空置著。饑民就從這些空置了的房子上拆除門窗，變換糧食。

我們家的地址是九龍塘金巴倫道廿五號，對面正是日本人佔領的區政所，前後門都能看到便衣密探和皇軍巡邏站崗。區政所是日軍的行政中心，美其名是維持治安；實質上，真正的任務是搜捕和打壓不服日軍統治的「逆亂分子」和「從重慶派來的特務」。晚上，我們常聽到淒厲的哭叫聲從區政所傳出來，我們心裡明白，這時在區政所內，又有愛國同胞慘受鞭打酷刑，或被灌水，或「吊飛機」。

在艱難的歲月裡，街坊特別團結友善，同舟共濟。生病時互相慰問，贈送藥物。我還記得媽媽將我們的舊內衣洗熨乾淨，預備為炸傷的人包紮用。

在日軍的鐵蹄下，香港的報章都變成日本人的宣傳工具。沒有人相信報紙上的消息。爸爸膽子好大，且豪爽好客，他每天晚飯後都在我家後花園裡和二、三十人暢談時局。門外有我們稱之為「漢奸」的密探監視著，可是他們從來不干涉我們。鄰居關先生組裝了一個光管收音機，能接收「美國之音」等電台。他常把收音機帶來，大家就在後花園裡偷聽新聞。

相中我家車庫

當時，日軍將窩打老道的瑪利諾書院改作傷兵醫院，拔萃書院被改為囚禁英美戰俘的集中營。聖德肋撒天主堂的主持和神父因是意大利人，屬軸心盟友，可以自由傳教，不受影響。

有一天，我們的鄰居李、楊、徐三位先生帶了一位身高六尺、穿著藍布長褂的丘育靈傳道人來我家，找父親商量免費借車庫作福音堂。當時我們家沒有一人是基督徒，而且是拜祖先的；但很奇怪，爸爸竟一口答應，只聲明我們不會「進教」，不會參加他們的聚會。丘傳道聽後，立即向我爸傳福音，爸爸也即時回絕，說：「我是不信的。我借車庫給你們聚會沒問題；可是你們不要拉我去教堂。除非你們祈求上帝，讓我們打敗日軍，我就受洗。」

我家車庫的位置不錯，就在花園前大閘旁，面積約四十尺長，二十多尺寬，看起來像獨立單位，而且一直閒置著，家人從不使用那裡出入。然而，九龍塘家家戶戶都有車庫，他們為何偏選中我家呢？爸爸又為甚麼一口答應呢？當然，爸爸有他的理由，他對基督徒有好感，媽媽從前唸真光女校。爸又相信，在戰亂時期大家應彼此照顧，不必斤斤計較。何況九龍塘路上行人稀少，四周寂靜。爸爸想，若鄰人經常出入，對小偷不無阻嚇作用。回頭一看，這事並非出於偶然，是上帝揀選了我們，祂要藉這件事拯救我們一家。

當時的丘育靈傳道（後被按立為牧師）才二十多歲，剛從伯特利神學院畢業，負責牧養這新成立的福音堂。鄰居孫家、關先生、徐先生等都來參加聚會。他們搬來了八張長椅，分兩邊排放，另有一座聖詩架和一個腳踏手風琴，門外漆上「福音堂」三個大字，陳設簡陋。一天，門前忽然傳來一陣嘈吵聲音，原來丘先生抓到了一個面黃骨瘦的小偷，正用螺絲起子拆下福音堂的銅鎖。看來福音堂最值錢的就是銅鎖了。丘先生見了勃然大怒，另一個教友也來到了，二人訓了小偷一頓，就放他離去。

艱苦歲月

盟軍反攻後，生活更為艱苦。炮彈沒長眼睛，友軍飛機轟炸日軍據點，不幸誤中灣仔民居，死了很多無辜百姓；紅磡的倉庫中彈，整晚火光熊熊。翌日起來，九龍塘戒嚴了，我們後院的竹子通通被砍光。原來日軍需要用竹枝掩護他們的戰機。這時，米珠薪桂，一斤米賣三百六十元軍票，還是加了沙粒的。很多人把花園當作農場，種起蕃薯瓜菜，鄰居間彼此交換種子。

也許因為時局太艱苦了，人看到自己的渺小無助，不能掌管命運，那時信福音的人很多，福音堂漸漸興旺起來。

父親守諾

一天早上，大哥羅允頤照例往隔鄰關先生家裡聽新聞，回來時高興得手舞足蹈。原來，美軍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彈，日皇昭和宣佈無條件投降，真是極大喜訊！上帝聽禱告了。我們急不及待將抗戰勝利的消息傳遍九龍塘。家家戶戶都趕緊縫製國旗，準備迎接我軍進城。豈料勝利後第三天，英國皇家空軍RAF（Run Away First）登陸香港。這隊藍帽子將日軍收押，從我們門前操過，直押到沙福道的軍營裡。一個月後，中國的新一軍才抵達香港。

和平後，廣州鐵路局急電召我爸爸歸隊，任粵漢鐵路處長一職。那時，北上鐵路未通，海路浮雷未清，路上危險萬分。我們便請朋友為爸爸迫切禱告。感謝上帝，爸爸平安到了廣州。可惜，同一條船，回程時竟觸雷沉沒。

這時，福音堂的會眾不斷增加，不敷使用，他們就租用九龍塘小學的禮堂聚會，並增加了多名傳道人。爸爸休假回香港時，朋友勸他接受洗禮，他是個守諾言的人，立即答應。不過爸爸那時從沒翻過聖經，對於基督教真理一竅不通；但自從接受洗禮之後，他就帶領我們全家到教會聚會，並參加主日學。

經歷上帝

八年後，爸爸親身經歷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當時，香港只有六間電筒廠，其中一間是我爸爸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後回香港經營的。一九五三年爸爸接到一張軍用電筒訂單，誰知道高興都還來不及，就被投訴，說電筒生鏽，整批貨物退回，損失非常慘重。對爸爸的打擊很大，一向堅強的爸爸幾乎一蹶不振。

當時，我參加主日學已十多年，看見爸爸愁眉不展，有一天，用聖經的話鼓勵他，說：「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腓立比書三13至14）沒想到爸爸聽後，竟如當頭棒喝，立刻跪下禱告。自此，爸爸每天祈禱，讀聖經，振作起來，奮發圖強，把工廠經辦得有聲有色。

爸爸晚年體弱多病，仍不斷與上帝交通。上帝賜福爸爸，他一直在教會裡做弟兄團的團長，又做了多屆執事會主席。

我自己是在一個夏令會裡蒙恩得救的。當時，我深深經歷主耶穌愛我，接納我，與我同在，與我說話。慕道期間，何時鑑弟兄（後為牧師）教我們主日學，悉心栽培，他很有條理地對我們講解聖經，幫助我認識真理。

中學畢業後，我去美國升學。轉眼六十年過去，我仍和從前教會的弟兄姊妹們保持聯絡。我們對主耶穌基督的信心不但一點不減；反之老而彌堅，大家在教會裡仍舊熱心服事。

感謝上帝，昔日我家中的福音堂像一粒小小的芥菜種，在上帝的恩佑下，發芽生長，漸漸成為大樹。它就是今天九龍塘宣道會的前身，九龍塘宣道會現有廿三間堂會，十六間學校，會友超過五千人。感謝上帝，像我們這樣渺小匆逝的人，竟能在上帝永恆的救贖計劃中佔一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