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女子教育上的贡献

陈上宇

历史上，有多少上帝的儿女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去陌生、艰苦甚至危险的不同国度作宣教士，但是他们的牺牲未必能赢得人们的理解。种种历史的偏见和政治的宣传，仍然使许多国人对西方传教士存有诸多的误解和敌意，甚至认为他们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只要我们存着实事求是的心翻开历史，就能从很多方面看到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无私贡献。不妨从本文了解一下西方宣教士是如何开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编者按

论及中国妇女，胡适曾经这样说：忽然从西方来了一些宣教士，他们传教以外还带来了一些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不少新教训，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

曾任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私人秘书的改革家梁启超说：“女学越盛，国家越强。女子受教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

确实，兴办女学从宣教士踏足中国开始。1825年英国妇人（Ms. Grant）在新加坡设立首间华人女子学校，是为中国女子受新教育的起头_（注1）。九年后，1834年温施娣（Mary Wanstall）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女子私塾_（注2）。又过了十年，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派遣阿尔德赛小姐（MissMary Aldersey）在宁波创办第一所女塾，这是中国本土最早设立的教会女子学校_（注3）。

美国圣公会宣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女士（Eliza Gillette），于1850年在上海设立“裨文女塾”（也称裨文女书院，后改称裨文女子中学，又称培文女子高中，今方斜路西林后路102号，现为上海市第九中学）。这所学校迎来了一位罕见的大足女孩，名叫倪桂珍。这姑娘便是皈依基督的明朝大学士徐光启的后代，宋氏三姊妹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的母亲。她的丈夫，宋氏三姊妹的父亲宋嘉树，曾是一位牧师。

据宋美龄回忆，母亲常常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她的虔诚深深地影响了子女们。她说：“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仅是请求祂赐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祂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祂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卑地与祂同行。”_（注4）

宋氏三姊妹就读林乐知于1882年在上海创办的中西女塾。必修课程除英语、算学、圣道外，还有动物、植物、天文、化学等科学课程，选修课则有西洋音乐等课。每日早晚与礼拜日，学生必须敬天地主宰，以及诵读圣书，这所女校成为后来中国人自创学校的典范。1920年由中国派赴美国留学的29名女学生中，有13人出于中西女塾。该女校毕业生大多走入社会，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成为医学、文教、慈善等很多方面的先行者。

教会女学创办半个世纪后，在梁启超、经元善等人的倡议和筹办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立女子学校“上海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学”）于1898年成立。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迟至1907年才得清政府承认，只限于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

1905年基督教宣教士在北京东城灯市口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这所大学的前身是贝满女塾，由裨治文夫人创办，最早的学生是穷人家的女孩和街头乞丐女孩。这些女孩中的杰出人才，包括著名作家冰心、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丁淑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李德全等。

另外两所女校也成绩斐然，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产生了首位中国人女校长王世静。1915年建校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培养出中国教育史上首批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

1920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正式合并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创建的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有女学生的大学之一。五十年代初，燕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记载，到1922年，在教会学校学习的女生，总计有62,970人_（注5）。

女子学校的建立，打破了古老中国的千年禁忌，为女子开辟了新天地。美国宣教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在1906年的著作《古老帝国的觉醒和重生》中预言：“在不远的未来，中国青少年所受的教育将会从母亲的膝盖上开始。”今天，无数年轻的母亲正在见证这个预言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