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懷疑進化論

何天擇

達爾文主張「自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的生物進化論，認為目前生存的一百五十萬種以上的動植物都由很久以前少數或單一的生物代代些微修改，聚積無數有利變化而來。每代較前一代更適應生存的環境，需要極悠久時間的歷史。至於原初的少數或單一的生物，達爾文本人認為是「造物主」的創造。

達爾文的疑問

達爾文的臆測，經一個半世紀的大力宣傳，並且利用生物學課室作為宣站，成了今日心理學、社會學、人傳種學中的基要理論，使許多青年學生置信不疑；但是，達爾文本人卻自感疑難重重。從他下列一些言論中可見一斑：

「首先，若生物物種從別的物種經過些微遞變遺傳，為甚麼我們都見不到，到處有無數過度中間型生物？為甚麼整個自然界不都是混亂，不如我們所見種與種之間可明晰區分（的現象）？

「其次，一個動物，例如蝙蝠的構造與習性，可能由於與牠們全然不同構造與習性的動物變更而形成嗎？我們可能相信『自然淘汰』能產生一個無關重要的器官，例如長頸鹿的尾巴只為趕走飛蠅；但在另一方面卻能產生如眼睛的奇妙器官嗎？

「第三，動物的本能（instinct）可能由自然淘汰獲得並修改嗎？對蜜蜂建造蜂房的本能，確先於數學家深奧的思想，又作何解釋？

「第四，至於生物異種雜交後不能生育，或產生不能生育的後裔，但變種（varieties）彼此交配後則生殖能力不受損害，又作何解？」（註一，一二四頁）

「眼睛有無比的技巧，如調整焦距，容納不同光量，或矯正色差及球面像差，若能由自然淘汰形成，我坦白承認，似乎是極端荒唐的。至於一根神經怎樣會發生對光的敏感性，幾乎與生命的來源一樣，我們不需關心。」（同註一，一三三頁）

「許多生物的本能是很奇妙的，它們的產生或許對讀者已是足夠困難，可將我的整個理論推翻。在此讓我先說，我對智能的來源，甚或生命的來源，都不加干涉。」（同註一，一八四頁）

「一個很嚴重的難題是中性（無性別）的昆蟲。牠們常與雄性的，或雌性能生育的，結構不同……。魚的發電器官是另一難題。這些奇妙的器官由甚麼步驟產生實在無法想像。」（同註一，一三八頁）

「在很相異的（生物分類）科中，少數昆蟲在生物體的不同部位，有發光的器官，因我們目前知識的幼稚階段，它所引起的困難正如發電器官一樣。」（同註一，一三九頁）

「自然淘汰以生與死運作；適者生存而較難適應的個體受到淘汰。所以我有時對不重要的局部構造的來源或形成，極難了解，正如對極其完善與複雜的器官一樣。只不過是性質不同。」（同註一，一四四頁）

「整個不同種類的物種，驟然在某地層中出現的事實，多為化石學專家（Agassiz, Pictet, Sedgwick）認為是種的變遷說（進化論）的致命打擊。若多種生物，同歸一屬或一科，真正在某地層中同時出現，那麼確是對自然淘汰的進化論致命的打擊。因為一群不同生物的發展，從同一祖先由進化產生，必是非常緩慢的過程，祖先必須生存於在由它進化而來的後裔久遠之前。」（同註一，二四九頁）

達爾文又說：「若能證明複雜器官，不可能由許多微小改良逐漸而產生，則我的理論便完全失敗了。我尋不到這樣事例。」（同註一，一三五頁）

近代科學的回答

達爾文尋不到的事例，今日分子生物學發達，已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了。因為細胞內蛋白質的機器世界是個「不可缺一」的設計系統，蛋白質機器常由數十種或更多零件組成，缺少一種零件便無法運作，失卻功能，需要全部同時配搭，才能生效。故此，生物蛋白質機器系統絕非經過悠長時間逐步成全，必須同時出現（參《中信》四九二期第12頁）。再者，例如DNA與蛋白質分子，兩者必須同時存在，方能彼此運作。沒有DNA，蛋白質分子無法產生；沒有蛋白質分子，DNA也無法產生。這一點便確令達爾文的進化論「完全失敗」了。

生物能遺傳下代的突變（Mutation），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有害的，有利的突變不到百分之一。並且突變是罕有的，「某一基因在微生物中自動突變，在一百萬次至十億次細胞分裂中僅有一次。」（註二）所以，有利的突變是來之不易的意外，不是常規，怎可成為生物界普遍繼續不息進行的運作？

更多無法解決的疑團

若目前這麼眾多的生物類別是由代代一絲一毫，為了適應環境條件修改，經過極久時間進化的，至少產生兩個問題：

其一，環境條件種類稀少，可分空中、水內、地面三大區域。空中與水內的環境都有很大均一性（Homogeneity），地面的環境有高山、平原、熱帶、溫帶、寒帶、乾旱及近南北極等有限之分。並且在同一環境中有許多大異其趣的生物共同生活。若各種生物的形體皆為適應某種特殊環境，請問是甚麼環境？環境一般是季節循環性改變，不是直線繼續改變的。

其二，動物在環境變為不適生活時，或會死去，或會逃避至較適宜環境生活。哪會代代呆在原處數十萬年或更久，讓環境帶動種族一代代的改變？植物雖不如動物活動，但種子散佈廣泛。若無適宜環境，停在休眠狀態，等候溫度、濕度適宜時才發芽生長，避免滅種之災。美國哈佛大學著名動物學教授阿加西（Agassiz）說：「關於動物的種源，達爾文與他的附從者沒有給我們一點的新知識……它只是一個解釋的問題，並不是有新事實的發現……進化論實則與地殼岩層中動物的埋沒與分佈情況相衝突……高等的魚反是先有，低等的魚反是後來……。」（註三）

著名工程學教授錢氏（Fleming Jenkin）說：「單由一個種類的存在，便可證明牠們與環境已是相適應的了，所以許多變異乃是變壞並非變好，自然淘汰無疑地可以將牠們消滅……雖然我們承認自然淘汰或可改進一個已為許多物種利用的器官，但並不即是承認它能產生新器官，因而產生新物種。」（註四）

英國比較解剖學教授美氏（Jackson Mivart）說：「極微、偶然而無定的變異能產生如此眾多特殊形態的生物……似非與想像矛盾，但與理智衝突。」（註五）

這些難題，以逐步微變的「進化」產生作為解釋，確難成功。達爾文雖明知這些困難存在，可惜沒有誠實表白他無法作出合理的回答，反用許多推測、推搪的繁言贅述，企圖自圓其說，又要說服別人。所以一位學者說：「達爾文……跳進了一個結論，遠在他所有的證據園地之外，並且不顧合理的反駁而頑固堅持自己的立場。」他又說：「達爾文寫種源論不是來證明乃是來說服……所以他不猶豫地取用任何的比喻、類型與辯論。」（註六）

又有評論家說：「達爾文已將種源論搞到一團的懷疑，意見的遁辭，言語的混亂，圍堵之言，自相矛盾，不絕更改字句，不決，躊躇，齟齬。」（註七）又有人說：「在強烈的批判之下，達爾文於一八八二年壽終的時候，仍不能證明自然淘汰是唯一或主要的進化方法，可使他同時代的科學家滿意，自感沮喪不堪。」（註八）

達爾文在出版《物種原始》十二年後，再出版《人種來源》（The Descent of Man）主張人也由動物進化而來。當時許多學者予以駁斥，例如著名生物學家貝氏（Karl Ernst Von Baer）說：「達爾文的書有關人種來源已經出版，但並不能說服我。人種由似猿動物所進化的言論是我所不能想像的。不論從哪一方面著眼，猿的構造是適於樹上生活的，人的構造則是適於直立在地的……莫非爬樹動物的少數子孫熱衷於進步而克制自己不再爬樹，因此過了百萬年的時間，下肢才漸漸成為適應直立行走的呢？……」（註九）

達爾文的野心

為甚麼達爾文不顧同時代科學家合理的反駁，規避他們的問題，頑固堅持自己的主張？他的動機可在他的自傳中窺悉。他說：「我也有一個雄心，要在科學上佔一席可觀的地位。」又說：「……我對自然科學的愛好……加以有一個雄心要得自然科學家同僚的器重。」（註十）所以對他而言，是個人名利的問題。所以有人說他是個機會主義者。

納粹主義以戰爭決定優勝劣敗，共產主義認為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規律，都基於錯誤的唯物進化論。將這錯誤的臆測應用在人類社會上，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已導致前世紀人類的大災難，令二億以上的寶貴生命塗炭。可謂悲矣！幻想引進邪道，邪道帶來死亡。

若有人能答覆達爾文本人所提出的疑難問題，他才有資格接受進化論，否則不慎思明辨便成為盲從自欺了。生物學老師更不該將這錯誤幻想作為事實傳授，貽誤後 學，為害無窮。

註一：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nd The Descent of Man, A Modern Library Giant, p.124

註二：CRM Biology To-day, p.678

註三：Hull: Darwin and His Critics, pp.436-444.

註四：同上，p.314

註五：Vorzimmer: Charles Darwin: The Years of Controversy, p.228

註六：同上，p.18

註七：同上，p.228 “Darwin made the later Origin a mass of doubts, shifts of opinion, confused words, hedging, self-contradictions, endless shufflings with words, indecisiveness, hesitancies, inconsistencies.”

註八：同上，p.18

註九：同三，p.419

註十：Rapport & Wright: Biology, p.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