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給西方宣教士一個公道

李亞丁

多年來，我一直從事教會史的教學與研究，早就聽說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有豐富的西方宣教史料，特別是美國傳教士對中國宣教的史料。1983年8月，我有機會到耶魯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搜集史料與研究工作。我潛心於圖書館，把所有有關西方對華宣教的 Special Collections 裡面的資料和大量圖片瀏覽查閱了一遍。資料很多，包括十九、二十世紀傳教士個人的信件、日記、差會報告、書籍和文章。最令我驚訝、震動，印象最深的是，傳教士留下的大量自晚清時期至1949年前的歷史性照片及圖片。他們把歷史的一瞬間定格在一張張膠紙上，從而展現了當時宣教歷史的真實。

基督教傳教在歷史上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活躍在中國社會中，而以簡單、武斷、一刀切的態度說傳教運動就是帝國主義運動，傳教士都是帝國主義份子，是不客觀實際的。

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時期，正值西方殖民主義擴張時期，這是基督教的不幸，從而置基督教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於「斬不斷、理還亂」之中。特別是將個別傳教士染指於中國人民所深惡痛絕的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而基督教又是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之下來進行傳播和發展的，就更增強了人們認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至少是被帝國主義所利用的這一看法。傳教士中有沒有帝國主義份子？肯定有，但極少。有無不良份子？也肯定會有。因基督教各差會所派之人選並非個個優秀，難免良莠不齊。但這等人畢竟是少數，更多的傳教士是抱著為了信仰、為了傳福音而來中國的。或以直接的方式傳福音，設教堂；或以間接方式辦醫院，興教育；或服務於其他慈善事業。

通過歷史資料和照片，從另一方面也讓我看到許多各個時期來華的傳教士，無論在主觀還是客觀上，確實為中國人民做了不少事，是我們不應當忘懷的。許多傳教士甘願拋棄西方的優越生活與工作，攜同妻子兒女，來到中國偏遠、貧苦的山區、農村，進到那些落後、貧窮的人中間，把畢生的精力與愛奉獻給那些看上去並不可愛的中國農民，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死後也埋在荒山野嶺的一抔黃土之中。他們不僅傳福音給人們，也為他們醫病、教孩子讀書識字，反對婦女纏足，故有「天足會」之誕生；他們極力反對人們吸食鴉片，成立戒毒所；救助那些不幸淪為娼妓的女子脫離淫窟。他們在二十世紀初先後興辦的教會大學，其教育體制、教學設施、師資力量令人歎為觀止，為中國培育了許多方面的人才。

對這一點，一定有人會說：這些教會大學還不是用「庚子賠款」建立起來的？是的，這是事實。因1900年被西方稱為「亂拳」的義和團運動，許多西人，包括許多無辜的傳教士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喪生；許多教堂、教會學校變為廢墟瓦礫。西方列強藉機組成「八國聯軍」來中國「征討」，迫使清廷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其中美國分得白銀32,939,055兩。那麼美國政府為甚麼用此賠款來華興辦教育呢？原因是遭到了全美國教會的反對，硬是迫使美國政府將此項賠款全部用來在華興辦學校。不僅如此，美國教會用來辦學的捐款數字遠遠多於「庚子賠款」。以山東樂道院為例：當時樂道院從賠款中獲撥14,730兩，而美國長老會教會在其本國募捐了30,000多兩，匹茲堡教會信徒捐助了26,125美元，狄考文本人把自己多年的積蓄，一筆相當可觀的資金也全部投了進去。狄考文夫婦倆一生無子女，他們省吃儉用，把自己所有的薪俸用來辦學。狄考文的妹妹也把她父母的遺產都變賣了，並在美國信徒中募捐，來維持狄考文所辦「文會館」的日常開支和學生費用。文會館即中國最早的大學之一，齊魯大學的前身。無論如何，事實可鑒：美國教會與其政府是有區別的。

有人說，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人都是「洋奴」，事實也並非如此。從教會學校出來的人投身中國革命者大有人在，其中一部分人日後成為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批在中國各條戰線上的科學家及專業人才也是從教會學校裡出來的，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功不可沒。

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工作的美國傳教士Miss Fanny P. Brown，是宋慶齡的密友。在耶魯大學圖書館裡保存著宋慶齡寫給她從1926至1943年間的親筆信，並且有宋慶齡簽名，她和孫中山先生的結婚照和個人照片。從她們的來往信函中可知，她們的關係情同姊妹。在宋慶齡組建「保衛中國同盟」（The China Defense League），從事反帝救亡活動時，Miss Brown是她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在美國為她捐款捐物，奔走呼籲。

1937年12月，日本攻陷中國南京，進行瘋狂殘暴的血腥屠殺。當時留在南京的外國人有27位，其中15位是來自美國聖公會、基督會、長老會和美以美會的傳教士。他們不顧美國使館要求美僑撤離的警告，甘願留在南京，並且自發成立了「難民區國際委員會」，在南京城內設立了安全區，冒著生命危險，竭盡全力保護救助難民及傷員。這個佔當時南京城1/8的安全區，成了唯一可以為南京人民提供保護的地方，據統計有20多萬人受到他們的保護，免遭殺戮姦淫。戰後他們成了這一慘絕人寰大屠殺的歷史見證人，許多有關這一事件珍貴的手稿、照片被保留下來，成為這一史實的有力佐證。他們在東京國際法庭上勇敢作證，並著書立說，向全世界昭示這一史實真相。他們這樣做，完全是出自一個基督徒的良心。他們的壯行義舉孰可敬佩，可歌可泣。但幾十年來，他們默默無聞，非但未能從中國人那裡得到半點回報；反倒擔著「帝國主義傳教士」的罵名。應該嗎？只因為他們是傳教士嗎？

還有英國傳教士李修善、楊格非等人，曾在英國出席作證，力陳鴉片危害，反對向中國輸入鴉片。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在中國從事教育翻譯工作30餘年，在介紹西方科技知識上有很大的貢獻，離華後仍深情地眷戀著中國，命他的兒子再來上海，建立盲人學校。還有美國傳教士嘉約翰在廣州幾十年中，救治了幾十萬人的疾病和生命……。

對待那些在海內外大有影響，且較為正面的傳教士如被稱為「苗族之父」的戴德生、「山東蘋果葡萄之父」的倪維思，以及上述所提到的那些在中國近現代社會有貢獻，對中國人民有恩德的傳教士們，就當給予肯定。即使對那些較有爭議，褒貶不一、毀譽參半的傳教士，也應當實事求是地評價。如司徒雷登，不能因他後來做了美國駐華大使，因毛澤東罵了他，就全盤抹殺他生前所做的許多好事。「五四」運動時，司徒雷登同情、保護學生，讚揚學生運動是這個動亂國家中的希望。「五卅」運動時，他公開發表文章對燕京大學的學生抗議活動予以支持。「一二九」學生運動時，他在美國公開發表講話，為學生的愛國行動辯護。他也堅決抵制日本人的奴化教育，秘密掩護愛國師生前往國統區參加抗日。他不曾想到自己後來會深深捲入中國內戰的漩渦，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犧牲品。歷史是無情的，但當我們評價歷史人物時，卻是應該多些人情味的。

（此作是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在波士頓大學召開的「基督教與中國」學術研討會上論文，蒙學會允許，刪節刊用，特致謝忱！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