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國與財利

葛霖 (Stephen Green)

金融市場全球化

回溯七十年代,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都只是為國內的經濟服務。各地的金融市場,都有其獨特的作業方式、常規和條例,資金一向留在本 土。即或法蘭克福和東京這些成功經濟體系的金融中心,市場也不龐大,對國外經濟影響極微。而今倫敦是全球最龐大的金融市場,每日世界各地有過百萬人跟它聯繫,日以繼夜地工作。當中有五百家銀行和許多大小不 同的證券機構,包括證券經紀、貴金 屬交易商、貼現公司、基金經理等。

然而過去20年,人們為了追求更豐厚的回報,資金往往跨越不同國家;透過電子交易,可作隨時的調撥,即時流向他國別洲。金融市場全球化的另一原因是政府改變了法規,過去20年,所有主要經濟體系的金融市場都不斷開放,過去管制國內資金外流的措施早已放寬或全部撤消;限 制外來競爭者從事國內金融事務的條例,亦被簡化或廢除。而這些改變是 不可逆轉的。

金融市場全球化還有一重要原因,就是國際游資大量湧現,在不同市場間流轉。資訊科技更促進了這變化,人們可隨時轉換貨幣;彈指之間就可開設定期存款戶口或投資30年期的債券。過去20年金融 市場增長之大,發展之快,是史無前例的。國際流動資金的增長如洪水暴漲,從八十年代初年平均只有1,000億美元左右,到1993年,是工業國家已達8,500億美元。

基督教對金融市場的看法

基督教的教導,一向視金錢為一切社會罪惡的根源。基督教的哲學思想受亞里斯多德影響,認為金錢只是一種工具,不能滿足人的自然需要,故創造財富是違反自然。從奧古斯丁到多馬斯亞奎那,都認為放債取利不道德、違背神的律法,馬丁路德亦如此看。唯出身城市的加爾文認為,舊約不准放債取利,只適用於古代以色列社會。新約以後,基督徒持守愛的原則,不該透過借貸剝削窮人;但商業上訂立合理利率來借貸並無問題。

馬丁路德的「召命」觀念,肯定了世俗角色也可以是神呼召人去做的工作。加爾文則進一步突破,認為財富既是神的恩賜,受託去管理的人只要能善用,亦是履行呼召;意味著從事投資或金融方面的工作,也可以是屬靈的活動。不過,在加爾文領導下,日內瓦政府也給經濟活動訂立清晰的規範,譴責那些壟斷和欺詐的商人;他也極力保持律法中愛心的最高原則,尋求平衡,有效地應對城市化和商業化的社會新環境,同時亦不剝削窮人、欺壓弱者。對加爾文而言,作神恩賜的管家和服事人這兩項理想,應貫徹在金融貿易活動每一層面。

今日市場機制已不可取代

十七世紀初,哲學家們把「公平價格」的觀念取消了,接受商品和勞動力的價格,這是市場中自由協商的結果。市場不再單是買賣雙方議定公平價格的匯聚處,更成為了制定價格的機制。而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更把市場競爭視為商業交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到了二十世紀末,因為蘇聯及東歐的解體,顯出馬克斯主義整套計劃經濟的實驗失敗,市場經濟更成為唯一的出路。

由於市場競爭似乎總跟基督教愛的法則有所違背,到了二十世紀,仍有些基督教神職人員對於市場機制有所保留(註一)。可幸的是,有一些基督徒願意正面回應金融世界(註二)。而坎特伯雷大主教喬治凱里博士(George Carey),在1994年一次向曼徹斯特商學院的演說中,奮力幫助教會有見識地向商業世界發言。他呼籲人們欣賞金融市場的角色:

「基督教圈子中有兩個默許的神話。第一,商業本質上是污穢的。第二,『真正的工作』只限於製造和生產,金融和投機交易都是有問題的。這兩者皆是謬詞。一個真正先進的經濟體系,如果沒有高度發展的金融部門配合,簡直難以想像。如果我們的部份經濟是依靠有效率的資本、股票、外匯,以及其他相關的市場……把金融市場說成違反社會公德,確是十分可笑。」

市場既然已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份,不能迴避,那金融市場跟上帝的國度有甚麼關聯呢?我們需要認識一下市場的運作,它並不像輪盤遊戲或撲克牌,有固定的規律和已知的或然律。每天外匯、債券和股票價格,是由多種力量決定,它們之間的互動關係極其複雜,各種變數之間的關係並不穩定,也不持久;無論如何複雜精細的數學模式及評估,也不能有效地代替上百萬計的市場利益間,相互的調節與平衡。這平衡過程互為關聯,既無止境,也難以預測;不能被公共行政機器取代,也無法立例規管其不確定性。

當然,我們不能單靠市場本身便能有效地促進人類發展。而當瘋狂的投機活動取代了真正的投資,就顯示經濟出了問題。就如三十年代大蕭條後,偉大的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 Keynes)所言:「如果投機者像泡沫一樣在企業的洪流中漂浮,他未必會造成禍害。但是,若企業成為投機漩渦中的泡沫,形勢就會變得嚴重。一個國家積累的資本,變成賭場的副產品時,積累的工作多半是幹得不好。」亞當.史密斯和凱恩斯都深信,必須對市場作出有效的監管,才能保證它成為經濟增長的好僕人。而如邱吉爾所言,市場的情況和民主很相似,雖然不是分配資金的完美方法,但其他方法卻都較之遜色。

讓市場成為神國度的僕人

不過遺憾的是,今日那些最缺乏糧食的貧窮國家,往往也被排除於市場之外。全球最不發達的48個國家中,有 33個在非洲。這塊大陸有世界八分之一人口,卻只佔全球市場的極小部份。貧窮國家在國際市場上微不足道,幾乎不能在當中融資。延綿不斷的內戰,令過百萬人死於饑餓,人平均壽命低於50歲,八十年代人平均收入下跌了近四分之一。六十年代,西方社會的公營或私營部門都踴躍參與對外援助;但近二十年,富裕國家用於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0.33%!這是驚人的人道災難,人命損失足與一場大戰相比 !

怎樣能夠更有效地幫助貧窮國家?有效的辦法不是強行干預市場機制,改變供求關係。(例如孟加拉紡織品近年出口北美市場,曾一度很成功;但因這行業普遍僱用童工,遭美國進口商施壓。結果三萬名童工因此失去工作;但他們的結果大多不是重返校園,而是流落在比紡織廠更不安全的焊接工廠,甚至淪為雛妓)。而是進一步促進自由貿易,才能讓發展中國家改善出口,增加國民收入。

事實上過去二、三十年,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泰國等,都因為參與全球貿易市場而享受到快速的經濟增長。顯示若具備國際市場競爭力,可帶來巨大收益。貧窮國家除了依靠市場而達至經濟增長外,別無他法。市場的有效機制,也孕育了資訊科技的發展,從而帶來資訊革命。除了市場外,實在難有甚麼機制能讓科技無遠弗屆,在全球迅速普及。總括來說,市場能為人類有效率地提供糧食,但要有效地運作,就要避免濫用。我們亦要駕馭市場,確保地球資源得到適當管理,為人類帶來好處,為上帝的國度服務。

(作者為匯豐控股集團主席,亦為聖公會按立的非受薪牧師。本文蒙Vocatio Creation Ltd. 許可,摘錄自《天國與財利》〔2007年4月〕一書,特此致謝。)

註一: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湯樸威廉(William Tample)及近代牛津大學的校牧提摩太摩戈格林(Timothy Gorringe)。

註二:包括受歡迎的基督徒新聞從業員吉拉爾德.普里斯蘭特(Gerald Riestland),學術界的約翰.艾瑟頓(John Athe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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