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憐與梁發—馬禮遜的兩位得力助手

黃錫培

馬禮遜牧師隻身漂洋過海來華宣教，第七年終獲兩位得力助手。一位是比他小三歲同來自英國之宣教士米憐牧師；另一位是米憐的屬靈兒子，後獲馬禮遜按立為中國教會史上第一位中國牧師的梁發。

米憐牧師（William Milne, 1785-1822）

米憐於1785年生於蘇格蘭，六歲喪父，由母撫養。米憐年幼時需出外牧羊，習染了用粗言穢語驅趕羊群，然而此時神為他安排了三位良師，不但教他織筐與理麻謀生之技，也教曉他祈禱及上帝之道。他16歲蒙恩歸主。信主後常在月下徹夜禱告，更立志永遠奉獻靈魂與身體給上帝。

24歲那年（1809年），米憐要為主到遠方傳教，遂向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申請。與傳道會委員見面時，身穿牧羊裝的他，被委員評為「不能勝任」，說他去做機械工人比做傳教士更適合，米憐隨即回答說：「無論甚麼工作，只要是有關傳教的服事，我都願意去幹。我願為上帝伐木、挑水。」後來米憐便被傳道會接納，受訓後，於1812年按立為牧師，同年8月與柯氏（Rachel Cowie, 1783-1819）成婚，個多月後便帶著新婚妻子登船赴華。

無法棲身華境

米憐夫婦於1813年7月4日抵澳門，成為第二位來華宣教士。馬禮遜夫婦帶著興奮心情迎之。在華孤軍作戰多年的馬禮遜在當日的日記中說：七年來渴求有同工的願望，終於此日得以實現。

可惜，當時的澳門葡國政府不許米憐居留，故米憐在澳門逗留16天後，便要乘船往廣州，秘密學中文四個月。馬禮遜鼓勵米憐要把中文學好，以便日後能一起翻譯舊約聖經為中文。但中文對米憐來說並不易學，他說：「一個人想學好中文，必須具有銅的軀體、鐵的肺腑、橡樹的頭、彈簧的手、麻鷹的眼、使徒的心、天使一樣的記憶和馬土撒拉的壽數！」留在澳門馬家的米憐夫人，於1813年10月14日誕下一女（Rachel Amelia）。

由於米憐不像馬禮遜可以傳譯員身份在廣州立足，天主教背景的葡國政府又不歡迎新教傳教士留在澳門，馬禮遜便派米憐到馬來半島一帶觀察，以便尋覓適合地點設宣教站。七個月後，米憐返廣州向馬禮遜匯報，二人商討後，均認為馬六甲是設立宣教基地的理想地點。

藉文宣衝破障礙

1815年4月，米憐攜眷前往馬六甲，並聘得馬禮遜推薦的刻板匠梁發同行。在這次往馬六甲航程中，米憐夫人誕下雙胞胎男嬰。為解決清廷政府嚴禁傳教及禁印中文福音刊物的法令，米憐便在馬六甲開設印刷所，在梁發幫助之下印刷大量中文聖經、佈道書及福音單張，更出版中國第一份中文雜誌《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月刊，也同時出版英文刊物。米憐說：「當一個人不能親身向人傳講福音時，他的責任就是分派最方便的代表（福音書刊）出去。誰能說這些平安使者不會先把主的道路鋪直，不會先把一個民族為主預備好？」梁發因工作關係常有機會看聖經及米憐寫的福音書，在受感動之下決志信主，更於1816年11月3日接受米憐的施洗。

馬禮遜與米憐一起籌辦的馬六甲英華書院（Anglo Chinese College）於1818年委任米憐為首任校長。1819年，米憐妻子於1月再誕下一男嬰，惟產後未幾，來華僅六年的米夫人染上熱病及痢疾，於3月20日病逝，年35歲。遺下四名年幼子女。米憐悲痛萬分，此間的日記常淚跡斑斑。米憐本人亦體弱多病，現要兼負母職，照顧幼兒稚女，可見其艱難。

喪偶後的米憐仍忠心事主，埋頭處理英華書院於1820年開課後之校務。此學院不僅為來華傳教士提供學中文的機會，也為當地華僑子弟開創高等中西教育的機會。創校之初，學生僅七名。其後梁發、屈昂、馬儒翰、何進善（即何福堂，中國基督教史上第二位牧師）、袁德輝（林則徐總督之首席英文秘書）等，均是該校最早期的校友。此外，米憐也協助馬禮遜翻譯舊約聖經中的約伯記等13卷舊約歷史書。因各方面有出色的成就，榮獲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頒贈榮譽神學博士學位，當時有私人大機構欲以高薪聘請他過去幫忙，惟他清楚自己來華的目的乃為福音緣故，故婉拒邀請，專心留守在馬六甲的崗位。後因積勞成疾，於1822年6月2日在崗位上逝世，死時才37歲。

後繼有人

「上帝埋葬了祂的工人，但祂的工作仍繼續。」米憐被上帝埋葬了，但他向中國人傳福音的熱心，深深感染著他的屬靈兒子梁發。梁發後來不但成為馬禮遜在華傳道的好助手，也成為不同宗派來華宣教士的福音伙伴，成為當代中國人得聞福音的好器皿。而米憐其中一個兒子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註一）（1815年在往馬六甲航程中出生的雙胞胎之一），長大後步其父後塵，於1839年加入倫敦傳道會來華宣教，至1856年才自倫敦傳道會引退。

梁發牧師（1789-1855）

自馬禮遜帶領中國第一位信徒蔡高信耶穌後，梁發在米憐夫婦悉心栽培下，成為第二位中國信徒，後來更獲馬禮遜按立成為中國教會史上第一位華人牧師。

1789年生於廣東省高明縣的梁發，出身貧農，11歲方入村塾，讀三字經、四書和詩經等。四年後赴廣州謀生，初學製筆，不久改學刻印木板。公餘常自修文學，為日後著作打下根基。

21歲那年（1810年），梁發在離十三行頗近的一間印刷所工作，該所承印馬禮遜所譯之聖經，梁發在工作中認識了馬禮遜。1813年，米憐剛抵廣州之際，正趕上監印整本新約全書，在合作中認識了梁發，遂聘梁發一起去馬六甲開設福音印刷廠。1815年，到馬六甲後的梁發，公餘仍喜與三教九流之人來往，但經多時替米憐刻印佈道書、福音單張後，梁發漸生慕道之心，且常參加米憐之家庭聚會，米憐夫婦又為他編寫了一本簡要問答小書，囑他逐一仔細思想，在米憐夫婦諄諄的教導與生命影響下，於1816年11月3日主日受洗。

要領全家歸主

與米憐夫婦一起生活的日子，梁發認識到基督徒家庭生活的和諧與愉快，遂渴望自己也能有一個這樣的家。米憐師母便常教導他領全家歸主。因此，當摯友米憐師母於1819年3月病逝後，梁發即決定回鄉娶妻，渴望把家人都帶到主跟前。只是回到鄉間，見鄉人沉迷拜偶像，遂寫了《救世錄撮要略解》一書，為我國文宣首本佈道書。他把書帶回廣州請馬禮遜過目，備受稱許，便刻印200本，分贈親友。不料，官廳獲報，拘捕了梁發，經馬禮遜託中商求情，仍被打30大板，皮開肉綻，另罰款70元，才予釋放。梁發成為第一個為主受苦的中國信徒。

重返馬六甲後，梁發不但不以福音為恥，反更努力協助米憐完成部份舊約翻譯，及刻板已譯妥之部份。1820年，得悉一年前所娶之妻黎氏即將臨盆，便再回鄉，勸妻子信主成功，以飯碗盛水為妻施洗，十日後又替頭生兒子進德施洗。

梁發全家歸主後，再回馬六甲協助米憐刻印聖經。1822年，來華只九年的米憐病逝，梁發痛失恩師之際決定延續恩師的心志，返中國向自己的同胞傳福音。1823年11月20日，馬禮遜替梁發長子德進施洗後在日記寫下一個願望：「今天，我們的中國同工梁發，帶他的兒子梁進德來這裡，讓他的兒子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受洗。哦！但願這個小小的基督教家庭，能在中國成為傳揚主真理的器皿。」事實上，梁發也真如馬禮遜所期望的，從不畏懼清廷禁令，冒生命之險傳福音。傳福音期間，梁發感到自己聖經知識仍貧乏，便常到馬禮遜那裡研讀神學。

離開祖家已16年的馬禮遜，趁著中文新舊約聖經印刷大功告成返英探望子女，臨行前，為讓廣州、澳門兩地有人接替他的宣教工作，於1823年12月在澳門按立梁發為倫敦會宣教士。返英差不多三年後回華，對梁發忠心盡責的事奉態度十分欣喜，梁發也因可再度與馬禮遜一起研讀聖經而開心。1827年，馬禮遜按立梁發任講道之職，使之成為我國首位華人牧師。自此，梁發成為馬禮遜的主要同工，直至1834年馬氏離世。

著書領人歸主

1828年1月，梁發為同鄉青年古天青施洗。二人隨即在本鄉合辦一所私塾，藉以傳道，可惜在村民大力反對下，遭官府查封，梁發因而逃到澳門，古天青則從此失去消息。

雖然當時的中國乍看還不是傳福音的好時機，但梁發不理會是不是傳福音的好時機，仍堅持要為福音大發熱心。特別當讀到羅馬書說：「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聽見祂，怎能信祂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十14至15）梁發就更認為這是他作中國基督徒的本份。為了能引領同胞認識主道，梁發殷勤研讀聖經，經多年的勤奮，受教育不多的梁發，在不許傳福音的環境下藉文字傳道（這正是恩師米憐的教導，要在不許可的環境繼續以福音刊物傳福音），梁發就在這使命感驅使下寫了不少著作和翻譯作品。最著名的是1832年寫的《勸世良言》。

梁發於1830年帶領其印刷學徒屈昂信主，此新葡後來更成為他的傳道助手。由於梁發感到自己才疏學淺，深信要改變中國人便須從教育開始，故每屆鄉試期間，梁發便與同工到考試場門外，將聖經及他寫的《勸世良言》贈給考生（註二）。一次，在分發期間，遭知府追查，捕數人入獄。後靠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和馬禮遜之子馬儒翰 （John R. Morrison）託人向知府求情，繳800元贖金始放人，但仍追緝梁發，再得裨治文之助，把他及其子進德藏於伶仃島一船上，送回馬六甲。

1835年，倫敦傳道會宣教士戴耳（Samuel Dyer）從檳榔嶼轉至馬六甲，他是採用鋼沖壓技術製作中文字模之發明者，亦是中國內地會創辨人戴德生之岳父。梁發、屈昂與戴耳牧師同工，大大發展印書和傳道工作。當時信徒多集中於馬六甲，1837年，一年內有30人受洗，是當時教會最興旺時期。1838年，梁發還到新加坡傳道，翌年，梁發再度不懼禁令，於1839年回廣州傳道。

留下福音火種

梁發返廣州傳道之時，正值中英鴉片戰爭前夕。當時馬禮遜之子馬儒翰已升任為英國駐廣州領事，梁發欲制止這場戰爭，走訪馬儒翰，指出如英國派兵侵華，殺害華人，此後便再沒有華人接受聖經，也不會有人再聽英國宣教士傳道，請他為基督教著想，盡力阻止戰爭爆發。只是，馬儒翰當時僅為小小外交官，焉能阻止殖民主義的龐大勢力？

南京條約簽署後，英華書院於1843年從馬六甲遷往香港，在馬六甲主持校務的理雅各 （James Legge）成了香港英華書院的首任校長。他自馬六甲帶來一位青年傳道人，名叫何福堂，是英華畢業生，中英文均優。何福堂後來在香港被按立為中國教會史上第二位牧師。1843年，梁發往香港與何福堂同工，創辦佈道事工。因仍受清廷追捕，故再回馬六甲、新加坡等地傳揚福音。1848年潛回廣州，不屈不撓，繼續建福音堂、宣揚主道。1852年，他為青年信徒周學（即周勵堂）施洗，留他協助宣教工作。後來周勵堂為循道會名牧，事主45年之久，為梁發一生最後所結之佳果。

梁發晚年期間，美國教會在馬禮遜影響下，開始派大量傳教士來華，正填補了逐漸從英國來華宣教士數字的減少，因此，仍不辭勞苦的梁發，便常到美國宣教士開辦的醫院慰問病人，宣講福音。1854年，其子梁進德見父親不像從前康健，曾勸他不要過勞，只是梁發說：「我信道已40年，外國弟兄尚且不遠萬里而來傳福音給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怎忍放棄不為？到最後一分鐘我也要傳福音給人。」1855年4月10日，66歲的梁發，還在醫院和家中講道，兩天後安息主懷（註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