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禮遜的後代

魏外揚

愛主的馬禮遜年輕時對主說：「耶穌啊，我願捨己為袮服務，求袮引導。」其後蒙召要到遙遠陌生之中國傳道，便寫信給反對的老父說：「父親啊！我既已捨己作主的僕人，就當熱誠從事任何工作─甚至最危險的亦不畏縮，希望您同意我這句話⋯⋯我不怕甚麼，只怕對主叛變。」於是25歲（1807年）的馬禮遜在父親的祝福下成為更正教第一位來華的宣教士。他七個孩子中有兩個，長大後繼其心志，以不同形式服事中國人。二百年後的今天，馬禮遜在中國留下的福音火種，仍繼續代代相傳。

後代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 - 1834）有兩次婚姻，1809年在澳門與莫瑪莉 （Mary Morton）結婚，育有一女一男。女兒瑞貝卡（Mary Rebecca Morrison）生於1812年，1847年時成為合信醫師（Benjamin Hobson,1816 - 1873）的續弦夫人。兒子馬儒翰 （John Robert Morrison）生於1814年，死於1843年，未婚。馬禮遜於1824年在英國伊麗莎（Eliza Armstrong）再婚，育有五個子女。

長子馬儒翰

馬儒翰的童年頗為坎坷，才十二、三歲已經有四次遠渡重洋的經驗。1814年生於澳門，才幾個月大就被健康惡化的母親帶回英國，五年多後再由母親帶來中國，然而母親卻在一年後因急症逝世於澳門。1822年初，未滿八歲的儒翰，隻身搭船前往英國寄養在父親友人家中，直到父親返英述職，續絃，1826年全家再度來華，這時儒翰剛滿12歲。

馬禮遜非常重視一雙兒女的教育，在沉重的文字事工（譯聖經、編字典）之餘，還為他們編寫讀物。1824年搭船回英述職的航程中，他就完成了兩本著作。一是關於亡妻瑪莉的回憶錄，目的是留給兒女作為紀念，盼望他們能仿效母親的敬虔與愛心。二是一本介紹中國的兒童讀物，藉著一位父親與一對兒女的十次談話，討論中國的歷史、宗教、圖書等十個主題。馬禮遜在船上完稿，當年就在英國出版。他在序言中說明，書中的一對兒女確有其人，而且都出生於中國；這顯然是指著瑞貝卡與儒翰而言。在書的結尾，父親期勉兒子努力成為了解中國的學者，這也就是馬禮遜對儒翰的生涯規劃。此書出版後銷路甚佳，在他結束述職返回中國前更出了增訂版。

馬禮遜除了親自督導儒翰學習中文外，也將他送到馬六甲的英華書院上學。在英華書院的三年多期間，儒翰不僅中文大有進步，也對印刷產生興趣，後來成為活字印刷的專家，對文字事工有很大的貢獻。由於中文能力出類拔萃，儒翰才18歲就應聘擔任美國外交使團的翻譯員，前往中南半島與安南、暹羅等國談判。馬禮遜對兒子接受此一職務雖不表贊同，但因愛子心切，特地寫了五條「行事守則」給兒子參考，提醒他在與人相處、翻譯文件各方面應該注意的事項。其中第一條就是「在所有事情上，都要用心祈禱上帝的幫助。」在信末，馬禮遜還叮囑快投入社會工作的兒子：「每日當在聖經上留下好記錄。每天當謹慎自省，不要等待明天。」這也是他自己多年來在中國帶職宣教的深刻體驗。

馬禮遜父子情深，而儒翰的表現已經證明他在許多方面，不但能克紹箕裘，而且更是青出於藍。當1834年馬禮遜突染重病而彌留病榻之際，有儒翰日夜隨侍在側，心中必定得到很大的安慰。事實上，馬儒翰在鴉片戰爭之後談判、簽約的過程中，都證明他是最令清廷對手們敬畏的角色。他雖年輕，卻因身為馬禮遜的兒子，在宣教方面也居於領導群倫的地位。可惜就在這個外交與宣教都面臨新局的關鍵時刻，先後奪走雙親的急症，也突然將儒翰擊倒，年僅29歲，令人感到無限惋惜。

女婿合信醫生

合信醫生是倫敦會差派來華的宣教醫生，也是馬禮遜的女婿，但是兩人可能從來沒有見過面。因為1839年底合信初次到澳門時，馬禮遜已經離世五年多，而且那時與合信結伴同行的，是他的元配珍妮（Jane Abbay）。六年後，因珍妮身體不適返英療養，結果於1845年在船隻駛近英國海岸之際，病逝於船上。合信在逗留英國期間，於1847年與瑞貝卡結婚，然後一起回到中國服事。

合信畢業於倫敦大學醫學院，來華參與醫療宣教的20年，先後在澳門、香港、廣州、上海四個地方行醫傳道。其中以主持廣州惠愛醫館的時間最長，約為八年。在廣州期間，他還編譯了兩部重要的中文書籍：《全體新論》和《博物新編》。《全體新論》出版於1851年，是中國近代第一部系統介紹西方人體解剖學的著作。全書分三卷39章，將人體的主要器官和系統，包括運動、消化、呼吸、循環、泌尿、內分泌、神經和生殖系統，都作了介紹，並附有各種人體解剖圖。當代的中國醫學史專家有這樣的評論：「他（合信）是一個對中國人民抱有善意，並致力於治療和著述的傳教醫師。他對中醫有批判也有研究，對中國人民、中國文化及西方醫學發展的情況反應較客觀。他的著作《全體新論》內容新鮮充實，對中國醫學界、知識界影響很大。」《博物新編》出版於1855年，介紹的領域更廣，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學、光學、電學、生物等多方面，是內容相當豐富的科學讀物。這些著作不但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廣泛的影響，而且東傳日本，受到日本學者的高度重視。

最後在上海的兩年，合信接掌仁濟醫院，同時又完成中文醫學著作三種：《西醫略論》、《婦嬰新說》和《內科新說》。《西醫略論》分三卷，上卷總論病症，中卷分論各部位病症，下卷論方藥。《婦嬰新說》是關於婦科、兒科的醫書。《內科新說》分二卷，上卷專論病症，下卷備載方劑藥品。以上提及的五本著作，被後人合編為「合信醫書五種」，嚴格地說，《博物新編》不應算醫書，而是自然科學的通論書。

更令人佩服的是，合信除了醫學著作外，也留下十幾種護教、解經、佈道類的著作，如《上帝辯證》、《約翰真經解釋》、《聖書擇錦》、《基督降世傳》等，可見他在醫學的專業外，也有神學的裝備，成為兼顧身體與靈魂的宣教士。

合信於1859年返英，1873年病逝於英國，享年57歲。兩任妻子，各育有兩個子女。瑞貝卡較長壽，她用心收藏親人的信件，先是馬禮遜與馬儒翰的，後來加上合信的。這些信件和文物，後來由她的孫子Archibald Hobson，在1960年捐贈給倫敦的衛爾康醫學圖書館（Wellcome Library for the History and Understanding of Medicine）。

在介紹過馬禮遜這兩位傑出的親人後，我也要講述一個令人感慨的故事，這故事記載在蔡蘇娟姐妹的自傳《暗室之后》第十三章裡。1921年，蔡蘇娟陪李曼女士回美國休假，她們在舊金山參觀一間佛教寺廟，與一位前來參拜的西方女子交談。沒想到這位西方女子說她是馬禮遜的親戚，正在東方的宗教裡尋找平安。馬禮遜的親戚竟然在美國的佛寺中參拜！蔡蘇娟覺得非常意外，她說她會為這位女子禱告，希望她能認識基督，並找到平安之路。

今天華人教會在紀念馬禮遜來華兩百週年的時候，是不是也應該關心那些來華宣教士的後代子孫，聯繫他們、感謝他們，以報答他們的祖先為來華宣教所付出的心血。

（作者現執教於台灣中原大學，多年來從事基督教與中國之研究工作，著有《宣教事業與近代中國》、《他們寫過歷史》、《貝德士的名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