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叙述的宣教士德仁基牧师，采用汉语“德”为姓氏，但他原来的姓是Strange，意即形容词“陌生的”或“异乡的”。如果转用作名词，则是英文字stranger，意即“陌生人”或“异乡人”。我们可以说，他的大半生就是生活在异乡里的陌生人。由此想起一首诗歌“加利利陌生人”（The Stranger of Galilee）（注一），第三节的歌词如下：遭颠沛为风暴所困的人，快来得祂完美救恩！祂要平息风暴护你安稳，依靠加利利陌生人！祂命我来向你传达好讯，祂已为你预备福分，唯要你肯谦卑与祂亲近，跟随加利利陌生人。朋友！你是否愿永远爱祂？祂乃如此温柔怜悯！今日便认祂为你救主，信靠加利利陌生人！此刻回顾，我们彷佛看见那修长的陌生人──德仁基牧师的背影，面对着一大群的中国人，唱着这首诗歌。

德仁基牧师1897年6月13日生於英国，童年随父母移居加拿大。中学毕业时，他已是合格的速记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受训作无线电接线生，在一艘英国的捞网鱼船上工作，直到大战结束。返回满地可（Montreal）後，他进入麦基大学*（McGill University），获文学士学位。随即到慕迪圣经学院进修，预备在家乡传道事奉。在校时，他修读了高乐弼医生（Dr. Robert Hall Glover, M.D.）的宣教学，从此，师生间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注二）。1924年志愿学生退修会（Student Volunteer Convention）在印第安拿市（Indianapolis）举行，他被选为神学院学生代表之一。未赴会前，他多次回避谈及宣教士的问题。但在这次退修会中，神把异教徒的世界和大使命的挑战，全摆在他面前。在取舍难决的挣扎中，高医生辅导他，和他一同祷告，影响他最後决志到海外宣教。

在慕迪圣经学院深造两年後，他清楚神要他到中国的呼召，便申请加入内地会。离美前，写下他的见证： “参加印第安拿市举行的志愿学生退修会时，我才省悟到我的异象是多麽的狭窄，因为全世界都是主基督要收庄稼的禾田，祂的旨意是差遣工人到遥远的角落，传讲那荣耀福音的救恩。我早就知道大使命是‘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向每一个人传讲主福音’，但若不是面对‘为什麽我不去’这问题，我总以为那只是别人的事。因为要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六8）我实在难以启口，内心有极大的挣扎；然而，赞美主！祂赐下恩典，令我放下所有个人的意愿。既然主是如此的甘心，为我们离开祂荣美的天家，那麽，我们是否同样愿意为祂，而离开我们自己的家乡呢？

圣经就是一本宣教的书，神对祂教会的计划和目的，其中一部分就是海外宣教。如今，我非常乐意的成为主的使者，到中国去传福音。 我有个奇特而又古怪的理论！我认为对我自己的教会最大的贡献，便是把自己投入海外宣教事工上。这样，世人可以看见我们信仰的真诚，而基督徒亦体会到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局限於自己的社区里，而是包括整个失落的世界。”

1925年11月28日，德牧师抵达上海，面对的是一个动乱的中国。他在安徽安庆完成了基本语言训练，被派往甘肃秦州（今之天水）工作，一路上便体验到内地的不靖。他随着资深的领队李春雷牧师，使用各样的交通工具，直至1926年7月，才辗转安抵秦州。却不知同一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全中国正陷入内战中！

当时秦州有七位宣教士一起工作，除了主管宣教站的李牧师夫妇外，还有胡秉道姑娘（Miss Emily K. Hooper）丶费合琳姑娘（Miss R. L. Murphy）丶步存仁姑娘（Miss Laura G. Osborn）丶戴道明教士（Mr. Edward E. Taylor）和德牧师五人。原本还有两位资深的宣教士，贾兰珍姑娘和贾素珍姑娘，刚调往南部徽县新宣教站。

此时，内战已经临到甘肃省了：同年8月10日，甘肃国民军张维玺攻占秦州，击败吴佩孚系之孔繁锦；8月18日，陇东镇守使张兆钾进逼兰州，击败国民军；8月22日，冯玉祥代表到广州，报告冯率国民军加入国民党；8月27日，甘肃国民军刘郁芬丶孙良诚等击破吴佩孚系之张兆甲丶孔繁锦，进占平凉（作者按：平凉在秦州之东北约90哩）；9月16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与国民军响应北伐。

德牧师初到秦州，在兵荒马乱中度过数月。除了继续学习语言外，并加入本地的福音堂工作。福音堂一年多前建成，因为位於市中心，故有许多传福音的机会。11月，富能仁牧师（Rev. James O. Fraser）来带领11天的退修会。富牧师的分享使他了解到，福音已传给中国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

德牧师终於安顿下来，投入宣教工作。不料1927年3月24日，发生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南京事件”。4月3日，英国使馆传令全部撤侨。虽然不少在甘肃的宣教士都认为没有撤退的必要；但是使馆的命令，大家只好遵从。於是大家在兰州集合，由博德恩医院院长金品三医生（Dr. George E. King）领队，一行大小50人，乘八艘大木筏，沿着黄河顺流到包头。途中，八艘木筏分别搁浅，金医生下水抢救，失足遇溺，令同工均伤感不已。

在这群逃难的宣教士中，德牧师邂逅了一位从凉州来的云锦福姑娘（Miss Winifred N. Vincent），彼此成了患难之交。云姑娘来自英国一个基督教家庭，14岁决志归主。1919年，她参加了一个培灵奋兴会，对作宣教士的心志更加坚定。那时，一位朋友把《席胜魔传》借给她看，在该书的末页，看到内地会对宣教士的要求。其後有两次，内地会宣教士到教会主日讲道，让她更明白把生命献给主是何等的光荣！因此，云姑娘便加入内地会，於1924年11月1日，抵达中国。

他们到了沿海後，不少宣教士回国述职；但德牧师和云姑娘都是刚来两丶三年，他们就留下来，等候回去宣教站。从此来往渐密，志同道合，便於1928年4月26日，在山东烟台结婚。

1928年底，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全国统一。就在这短暂的和平期间，宣教士纷纷返回内陆各宣教站。因为留在中国的宣教士不多，德牧师夫妇便改派往陕西省的汉中，独力主持整个宣教站。

1929年初，从山东烟台出发，因为沿途盗贼起，并要翻山越岭，2月才到陕西兴安府（今之安康市），4月才抵汉中，途中花了整整四个月！而宣教站亦需修缮才可以使用。有一宽宽林*（Kuan-kuan-lin）福音站，那一年已四次被劫，信徒们深受其害。

为什麽陕西省治安这样坏呢？原来1928年至1930年，中国的西北和华北发生大饥荒，这场以旱为主，蝗丶风丶雪丶雹丶水丶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丶甘肃两省为中心，遍及其他八省。陕北最为严重，1929年5月，全境75万人口，只剩下40%。陕南有汉水流经，故同年一些赈灾报告，称汉中25县是陕西受灾次重地区。但到了1930年，连年亢旱，灾情转剧，陕南一带，不少地方人烟灭绝。三年大饥荒中，沦为饿殍丶死於疫病的高达三百万人。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饥民无以为生，落草为寇，到处抢掠，就是德牧师所亲历当地灾荒的情况了。

1930年春，一位信徒聂先生*（Mr. Nieh），住在离城50哩外的村庄，被强盗劫掠，掳去大批居民，他也在其中。强盗志在勒索，故对他们诸多酷刑，榨取钱财。一回恐吓要把他们用布裹头上吊，聂君危急时求主保守。数日後，群盗又外出作案，留下人质，反手绑起来，只留一人看守。当夜聂君想及彼得坐牢时天使来释放他，便也作同样的祷告，求主释放。挣扎不久，果然松了绑；但是如何离开看守者耳目呢？於是他求主，使这人熟睡，并发鼾声，以致他竟能逃离贼巢，回到教会主日作见证。如此神迹，实在是鼓励众信徒更加倚靠主。

1930年9月22日，长女Kathleen Winifred在汉中出生，家里也热闹起来。师母需要休养，并照顾婴儿，故请求同工来补缺。1931年春，新到的樊铭新教士（Mr. S. C. Frencham）准备派来汉中，後来又改派往宁羌（今之宁强）去。最後是派穆信诚教士夫妇（Mr. & Mrs. Arthur Moore）留守汉中，并且担任陕西省的监督。

穆教士一家抵达後，德牧师一家三口於1932年4月24日返加拿大述职。 在他们述职期间，陕西省的天灾更是严重，据内地会的安献今教士（Mr. G. Findlay Andrew）所主持的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注三）（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报告，最保守的估计，有200万人流离失所。另据字林报（注四）（North China Herald）转载一位西安读者的报告：“由於三年来的旱灾，继而又有冰雹风灾丶蝗虫丶瘟疫，以及有些地方水灾，使全省变成荒地。据最近之估计，有350万灾民等候救济。已经有五年没有收成……所以大部分青年壮丁都离开了本省。”

因此当他们1933年7月16日回到上海时，因灾情严重，无法立即回到陕西省。同时德师母身怀六甲，9月2日，在上海生下次女Beryl。

他们一家四口终於到达陕西省城固的宣教站，开始新工作。此外，还有1933年才到中国的孟德天教士（Mr. Robert F. Ament）。 德师母负责妇女工作，每星期三有固定的妇女查经班，有许多人来参加。德牧师除正常的工作外，还加上定期每周一次的监狱布道，另有巡回布道，到各村镇搭起帐幕，传福音丶派单张。

1934年4月16日，德牧师在蟠桃肆*（Panteosi）举行一连数天的帐幕布道，有二十多人表示有兴趣认识真道；但有很多是抽鸦片烟的，其中也有真心慕道的，希望在继续栽培时，他们真能接受救恩。後来，有七位由南郑来的布道队，却把帐幕搬到石葩里圃*（Shih-pah-li-pu）去。在袁江*（Uen-kong）也有一家，由於帐幕布道而信主。首先是丈夫相信，然後回家告诉妻子，她也要信。丈夫外出到城里工作，到了清明，族人烧香祭祖扫墓时，要她随着拜祭，她坚持不肯，被族人打伤了头，血流满面。她到宣教站求医治，一周後痊愈，便喜乐地回家。随後夫妇二人请德牧师到他们家举行家庭聚会，并破除家中一切偶像。

1934年9月9日，德牧师写信给总会，简略报告城固的事工：

首先是每周一次监狱布道，有些成果。有一位在狱中信了主的青年，最近获释，亲来会堂，面露笑容的告诉我们，在狱中信了主，不但他自己归主，两周後，他还带一位朋友来想认识主。他们住在约九哩外的村庄，每周来教会聚会。另外在一处乡村布道时，一位青年来见我，说他在监狱内听了我讲的耶稣，自己接受相信了。另外还从别的信徒得知，有人在监狱里归主。这是要特别感谢主的。

其次是教会一位姊妹，住在五哩外的市集，开了一间制造纸扎偶像的商店。最近来告诉我们，想到信了主，但仍做拜偶像的生意，心感不安。於是夫妇二人决定关门大吉，另开办一间杂货店。

最後是三位军人，在我们的布道团帐幕布道时信主的。随部队上前线，最近接到他们的消息，仍然坚定信主，没有改变。其中一位作战受伤，送往西安医治，准备复元後，奉献给主使用。这是主奇妙的作为，感谢赞美祂！

除了天灾，人祸也临到陕西省南部一带。北伐之後，国民政府数次剿共，红军遂从江西向中国西部撤退，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长征”。最早长征的红军是少为人道及的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苏区张国焘丶徐向前及陈昌浩等率领西行。1932年11月中旬，经陕西商县丶蓝田丶沿秦岭丶子午岭入佛坪丶西乡丶城固，越大巴山，於12月底进占四川通江。1933年6月，红军尽占嘉陵江以东之地。8月，张国焘成立川丶陕苏维埃政府及西北革命委员会。国民政府派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大举进兵，在川东北区围剿。1934年1月11日，四川剿匪军攻克昭化丶剑阁。29日，四川剿匪军第五路攻克绥定马渡关。2月9日，四川剿匪军杨森丶李家钰攻占巴中丶南江。

正如上述历史所记，红军受四川军队之进迫，以致一部分部队进入陕南。2月8丶9日间，红军进占宁羌，谣传樊铭新教士夫妇及上校师长遇害。（据记录：3月25日，樊铭新教士夫妇无恙安抵汉中。事实上，他们被俘在红军手中有三周之久，後获释。）但在城固的德牧师，2月9日星期六，虽然当天谣言满天飞，说宁羌已失陷，红军离此不远。但因晚上要为两位信徒施洗，还是预备天明才离开避难。可是，聚会後，即有电话来，要立刻起程到汉中齐集。於是，夫妇二人携同两女儿，连夜坐轿赶到汉中。清晨抵达後，只见汉中人心惶惶，难民充塞。到达宣教站不到数分钟，得知红军离城仅15哩，全体立刻逃难。因为已无交通工具，夫妇二人各抱一女儿，徒步随大夥向北逃难。

岂知行不到数哩，谣传他们正走向之城镇已入红军手中。众人遥闻枪炮之声，也都立刻改走另一条向西北行之山路。（作者按：德牧师一家要横越秦岭，才可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凤翔。）当日步行了20哩，晚上投宿的旅店简陋异常，并且接近前线，马队行伍行经店外，整夜不能入睡。不过主怜悯，在攀山越岭的逃难途中，他们找到一位挑夫，替他们挑着两个女儿，让他们在长途跋涉中用了14天，走了270哩路。

这次匆匆忙忙的逃难中，他们多方面体验到主的保护和看顾：

首先是岁半的小女儿，他们只携带两罐奶粉！却并没有饿肚子。

其次是两次入住信徒家，不但使他们旅途上有好的休息，并且享受爱心的款待，还送他们食物。在战乱中这是非常可贵的。因为沿途的客店，不仅设备简陋，并且食物粗劣。

第三是在寒冬里，攀越秦岭，不少山头覆盖着雪；但天气晴朗，阳光温暖。只有一个寒夜，他们睡在稻草中度过。

第四是看到信徒爱主，除去偶像，有美好的生活见证，是他们最大的安慰。

第五是沿途有机会传福音，是许多人从未听过的。尤其是在患难中，看到主拯救的大能。 最後是路上的危险：沿途他们看见有盗贼抢劫，并且还有虎丶豹丶狼等野兽出没；但他们都平安度过。事实上，因为没有他们的消息，凤翔宣教站担心不已，甚至英领事馆也在追查。

事後，才知道城固未曾失陷。国共内战不仅导致双方军兵伤亡，平民受害亦深，宣教士夹在其中，不少也为此而牺牲了生命。

1938年6月25日，德牧师从城固来信：

“因为抗战引起撤退到大後方，北京大学和天津大学目前暂时迁来我们这城里。各处都见到大学生和教授，尤其是大学生，他们要求每周有一个英语查经班。 主日崇拜参加人数很多，其中不少是大学生，甚至大学教授。有一位青年人已经信主，要求受洗，并且有兴趣对别的同学传福音。其中也有许多位学生和教授说是基督徒，但可惜大部分都不十分热心。

师母在主日下午亦为女学生开了一个查经班，希望不仅接触到不信的同学，并且也可以帮助已信主的。我们需要很多人为这些工作代祷。”

1939年4月29日，日机空袭南郑，空战中被击落两架。翌日是主日，穆信诚教士正主持主日圣餐崇拜，即闻空袭警报，不久日机群至狂炸。当时戴传棻姑娘（Miss Helen I. Dalton）..病在床，故他们一起躲在她睡房，忽然轰隆一声，房子震动，黑色空气中充满硫磺味。陈美龄姑娘（Miss Sadie Custer）立刻以身保护戴姑娘，免得天花板碎片掉在她身上。不久，日机离城时，还用机关枪扫射，作为报复。穆教士往窗外看，炸弹落在约15码之遥，炸成一个30呎宽，15呎深的大洞！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受伤。为此，他们感谢主的保护。

1940年2月17日，穆教士於工作了九年之後举家返国述职，由德牧师代他监督陕西全省宣教士。

也许由於城固离汉中比较远，故没有受到日机的侵袭，难民也就越来越多。除德牧师夫妇外，还有护士翟松美姑娘（Miss Marguerite Dickie）一起从事救济工作。因为战乱，许多人流离失所，宣教站经常援助他们，更不忘把福音传给他们，知道他们的灵魂比身体更重要。 有两个蒙恩信主的见证，是德牧师最後一封信所道及的。一位守斋18年的妇人，贫病交迫，躺在床上来求助，竟蒙主的拯救和医治，满有喜乐，把常常挂在身上保佑她的偶像打得粉碎。另一位妇人，在圣灵的光照下，不再抗拒，顺服归主。信主後，她遇到一位朋友，毒瘾经常发作，无能为力。於是，她劝吸毒者靠主戒毒。果然，她为这朋友祈祷後，便戒了鸦片烟，得蒙医治。

1941年9月初，抗战进入高潮，大量难民逃向大後方。德牧师在城固的救济工作也越来越重。同时，因为水土不服，或是饥不择食，加上营养不良，疾病也随着难民而来。因为接触许多难民，他染上了致命的伤寒（Typhus Fever），立即发出两次电报，各处信徒都为他祷告。又经过一段长时间，再没有从城固来的消息，大家都以为已平安度过危机。不料接到第三封由上海发出的电报，我们的弟兄已在9月28日，安返天家了。 整整16年的殷勤忠心事奉──如果不是他全心投入事奉，和他工作上的特出表现，绝对不会委以重任。从成年来中国开始宣教工作，至壮年正达到事业的巅峰，主便把祂的仆人接去。想德牧师已经完成并实践了他的心愿：“离开我们自己的家乡，为主摆上一切，到海外传福音”的奉献了。

德仁基牧师离世时44岁，遗下妻子和两位女儿，年十一岁和八岁。

《舍命的爱—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小传》   黄锡培着

本书记载了30位中国内地会早期宣教士的生命见证。在十九世纪末丶二十世纪初，当中国处於动荡不安丶战乱频仍的关头，他们选择到偏远的陜西丶新疆丶甘肃丶河南丶山西丶云南丶江西丶贵州丶安徽及四川去服事。他们大多数不是中国基督徒所熟悉的人物；但每一位都很脚踏实地的，将他们所信仰的真理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来。其中大部分没有读过大学，也不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住在中国平民百姓当中，不是凭高言大智，只是本着神所赐的信丶望丶爱，日复一日丶年复一年的努力耕耘，愿意“无论是生丶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持守从神所领受的异象与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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