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德 立 陳 (R.Kenneth Strachan)

試驗、犯錯、成功、失敗、看似很有異象,卻又似乎喧鬧、矛盾的「飽和佈道」(saturation evangelism),已成為二十世紀最具遠見的宣教戰略。施德立陳的深化佈道(Evangelism-in-Depth),正如書的題目,簡直是「革命佈道」。他於一九六五年去世,但時至今日他的理論仍引起廣泛的爭論。許多信徒信守不渝。然而,他的基本前提:「任何運動之進展,與其能否動員整個會眾不斷的傳道成正比」,並不新穎。1 也有人用過這個理論,但沒有人將此理論發展為這麼清楚明白和周詳的宣道策略。施德立陳能做到這點,因是他曾目睹自己父親佈道的弱點,因而加以糾正。

施氏是拉丁美洲傳道會(Latin American Evangelization),原稱拉丁美洲福音化運動(Latin American Evangelization Campaign)創辦人夏利和蘇珊(Harry & Susan Strachan)的兒子,童年時長於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他母親負責拉丁美洲傳道會總部的工作,父親則四出佈道。「夏利是個天才佈道家,從不言倦,就像小說中的唐吉訶德,不停地在拉丁美洲各處佈道,在拉丁美洲所有大城市組織、策劃及推行佈道運動。他既是先鋒部隊,又是跟進人員,身兼數職,集策劃、主禮、領詩、佈道等職於一身。」2 不過,他個人的工作熱忱固然叫人讚賞,但卻沒法激起別人佈道的熱誠。所以當他的身體健康較差時,傳道會的工作便走下坡。

施德立陳似乎絕無可能成為其父的接班人。他在惠敦大學(Wheaton College)就讀時,綽號叫「小個子」,看來絕對沒有條件成為一個前途光明的宣教家,他「沒有其父那種站在講壇上攝人的風采、響亮的歌聲、天生的權威及那傳道人和宣教士的能力。無怪乎在他一生的傳道事業中,他都為這方面的自卑感而覺得困擾不堪。」3

施氏青年時代不斷在屬靈的戰爭中掙扎。他唸大學時,曾坦白地向母親傾訴:「媽,我的近況欠佳。本來不想告訴您的,但我知道,您寧願我親口告訴您,也不願從別處聽到……我努力想與神相交……我掙扎了好幾天……,結果我失敗了……,若我是在屬靈方面倒退,那還好,但我卻是失卻勇氣了,我沒有鬥志,也不能自我控制。我沒有做我知道應做的事,結果,我不但在基督徒生命上失敗,而且比最世俗的人還不如……當我想起我應做卻沒做的事時,我實在慚愧得無地自容,然而,我卻沒有力量回轉,又或許我還未到那有力回轉的地步。」4

一九四五年,夏利辭世,施德立陳馬上要接下一個他不想做的領導位子,要做許多決定。父子之間的不同越來越明顯。施氏看見宣傳及推廣工作就感覺厭煩。他盡力繼承父志,以傳福音為重,但他畢竟並非第一流的佈道人才,「別人都覺得輕鬆平常」的事,他往往感到「不協調,矛盾,甚至虛偽」。另一困擾他的是他被迫處於兩難之間,在「基要派及包涵派(Inclusivists)之間,他們的紛爭,使講求和諧合作的他深感厭惡。」5

在傳道會的職位是與母親同當主任,他一直在這崗位事奉,直至一九五○年母親去世為止。然後他做了拉丁美洲傳道會的主任,領袖的才華逐漸顯露出來。傳道會擴展其廣播、出版、教育及醫療服務。一九六○年,宣教士人數增至一百四十四人,比十年前他母親去世時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二。

北美洲會員的人數增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佈道事工拉丁美洲化。施氏多年來一直關心「種族問題」(本質上不應分白人黑人,雖然他也許是NAACP會員中的唯一宣教領袖)。他母親不聘請拉丁美洲人做同工,他曾為此事與她爭論。他當上主任之後,積極聘請拉丁美洲人與北美人同工。他明白若不讓拉丁美洲人擔任要職,他們將會失去一些很有恩賜的人同工。

把傳道會「拉丁化」並不單是招攬更多拉丁會員,給他們做領袖的機會而已,而是把傳道會的政策配合拉丁文化及思想。舉例說,兩族通婚一事便是個頭痛的問題。大部分北美洲宣教士都反對此種婚姻。這種態度,拉丁人視為民族優越感。施氏對此事的態度非常果斷,堅持要「把這些阻撓圓滿團契生活的障礙根除」。6 為了使更多拉丁人加入傳道會,他還把西班牙文列為機構的官方語言。

與拉丁美洲人合作,比與北美洲宣教士同胞合作來得容易,工作也更為順利。施氏渴望與其他宣教士合作,即使不是基要陣營也無所謂。然而,他很快便發覺,選擇會使祖國熱心信徒的奉獻劇減。在這兩難之間,他掙扎了好幾年,終於體會聖經並無教導基要派所主張的分離主義。於是,拉丁美洲傳道會便在佈道上,更與人合作。為了使佈道工作更開放,他和傳道會失去了多年好友的支持,其中包括中美洲差會(Central America Mission)。中美洲差會的領導人「不滿施德立陳及拉丁美洲傳道會對合一運動的開放態度。中美洲差會認為他變節叛教,投向合一運動及羅馬天主教的懷抱。」7

施氏傳道初期,曾與普世基督教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有關機構劃清界線,「因為普世基督教協會的信仰是新派,不以聖經做團契的基礎,不符合聖經,把教會權力中央化,對基督教會以外的工作更熱心,以及又公開地與天主教親熱,無形中否定了基督教改革運動。」8

然而,到了一九六○年,他對普世基督教協會及天主教的態度逐漸軟化,並相信威脅拉丁美洲最大的乃是共產主義,要與邪惡的共產主義搏鬥,基督徒必須互相合作。這種與傳統福音派徹底不同的思想,首先在一九六一年的全國福音派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會議中發表。施氏在會議上說過這樣的話:「羅馬正在改變」,及「我們也許站在羅馬的一邊,對抗共產主義。」9 雖然他後來加以解釋為何他對天主教的轉變表示樂觀,無疑已製造了一次騷動,令他與其他保守派福音差會及支持他的教會隔閡加大。

大部分福音派信徒根本不肯承認,拉丁美洲因受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及梵諦岡第二次會議影響,已趨向好轉,「這伸出來的友誼之手……忽然叫人感到混亂及困惑。天主教徒一手持聖經,一手伸出表示友善,都叫我們驚愕。我們的仇敵忽然放下武器談和,這會是個詭計嗎?頑梗不變的羅馬真的會改變嗎?這是個攻其不備的陰謀嗎?還是聖靈的工作,使這古老教廷的發霉走廊及腐爛的深處轉換更新?」10 只是施氏沒有機會帶領傳道會,駛過這宗教僵局趨於緩和的新時代。拉丁美洲傳道會在他人的領導下,繼續對天主教維持開放態度,因此更進一步地孤立自己,與其他福音派教會越來越疏遠。

施氏對天主教態度軟化,引來議論紛紛。但對一些人來說,他與五旬節教會的友誼合作,也一樣不為人接受。施氏的觀點是:「友誼合作」比嚴格分離,對傳道會及福音工作更有益。這種態度,瀰漫整個福音深化運動和拉丁美洲傳道會的事工。

一九五八年,葛培理到加勒比海佈道後,拉丁美洲福音傳道會的事工達到了高峰,他們十分興奮。施氏及傳道會居功至偉。不過,施氏深知,此事雖然看似轟動,卻不是把福音傳遍整個拉丁美洲的方法,有一段時間,他「相信神把傳福音的責任,交給教會,而不是交給佈道家。」11 他的前提是:這是他在觀察及研究共產黨、耶和華見證會,及五旬節會之後所得的結論。

施氏頭一個福音深化實驗,為期七個月,在尼加拉瓜(Nicaragua)舉行,先是給有心的基督徒同工舉行退修會。繼這個為期四日的研經營後,與會者便散佈全國,在當地教會成立見證隊展開探訪。接著而來的,是地區性佈道運動。然後高潮是在曼納瓜(Managua)展開全國性的運動。跟進工作十分重要,新信徒在當地教會受造就,由較成熟的基督徒負責督導。「從傳統運動的基礎來看……,這計劃無疑極為成功。」12 這誠然是全國性的運動,結果共有二千五百人信主。

許多人認為,尼加拉瓜的新佈道法令人十分鼓舞。格拉斯沙(Arthur Glasser)寫道:「這事適用於全世界……今天在尼加拉瓜,我們親眼目睹這回應『人口爆炸』的佈道法。我們常聽人說『人口爆炸』,卻不見有甚麼行動!如今這設計週詳的計劃,正適合時代需要……我們看見,當全國的基督徒一起努力合作時,會有甚麼成績。」13

讚歎之聲雖然不絕,施氏對尼加拉瓜佈道計劃仍未完全滿意。因為承擔這個為期頗長的運動雖是本國人,發起運動的卻是外人,「教會的態度及工作,不能真正說得上是富有革命精神。」14

第二次福音深化實驗是在哥斯達黎加舉行。正如在尼加拉瓜一樣,有許多哥斯達黎加人信主,但對當地教會深遠而明確的影響,卻比預期中弱。而且在這為期五個月的運動結束後,當地的委員會更欠下巨債。

哥斯達黎加運動使人身心俱疲,成績卻不驚人,施氏靈性及情緒都十分低落,很懷疑傳道會應否繼續推行業已計劃好的瓜地馬拉(Guatemala)福音深化運動。傳道會經濟十分拮据,前途暗淡。後來,一九六一年九月,在新澤西州錫克林(Keswick Grove)的會議中,情況卻忽然扭轉。正如施氏後來追憶道:「在那一剎那間,在疑惑的深潭中,神對一顆偉大的心說話。他們把一張寫在廢紙上的期票放在神的面前,忽然我們都不再抑鬱了,去到神所預備,滿有確據的完美港口。」15

瓜地馬拉的佈道工作如期進行,結果「不但比以往的運動更艱巨,而且更『深入』」。一年的密集佈道結束後,「收穫才開始」,據羅伯地頓(Dayton Roberts)說:「結論無可否定,一九六二年間,瓜地馬拉所受的靈性震撼,是前所未有的。」16

瓜地馬拉佈道,是施氏所積極參與的最後一個福音深化運動。他的健康日漸走下坡。一九六三年,醫生診斷他患了「克治近」病(Hodgkin’s Disease)——情況不斷惡化,終於在一九六五年辭世。然而,他藉福音深化運動所擬定的原則卻沒有隨他而逝。在拉丁美洲,他的同工繼續他的工作。九年間把福音傳遍了八個國家,有超過十萬人信主。當成功的消息傳開以後,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及教會領袖都開始注意這事,紛紛邀請他們到各處推行福音深化運動。甚至遠方的香港及日本也向他們招手。拉丁美洲傳道會遂有機會訓練人推行實際的佈道工作。

西印第安傳道會(West Indies Mission)是推行福音深化運動的團體之一。該傳道會的工場幹事湯遜雅倫(Allen Thompson)論到令人難忘的成績,說:「一九三九年,西印第安傳道會開始在多明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工作。此地簡直是福音不能滲透的地方。經過了二十七年艱苦帶淚的撒種,才有十五人加入教會,約九百人相信耶穌。但一年的佈道工作下來,叫他們歡呼收割,西印第安傳道會建立了兩所教會、八個佈道據點,並得了七百名新信徒。」17

福音深化運動年來改變了不少。但動員平信徒及基督徒同工的基本原則始終不變。自施氏逝世後,拉丁美洲傳道會一直向前。正如以前一樣,今天的拉丁美洲傳道會對他們與國家教會的關係見解先進。傳道會「不用常見的方法處理差會和地方教會的關係,他們不在同一工場上兩個機構平衡而又獨立。他們卻大膽地領導拉丁美洲的教會。」18 有些北美人會難以適應這種政策,但這正代表了施氏高瞻遠矚的佈道法。

資料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