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信差派宣教士往全球各地,司各脫深入中非洲的十年,另一名美國人同時在中美洲打下福音見證的根基。這人後來以其所編並大受歡迎的聖經而著名。司可福並不是頭一位看見中美洲異象的基要派基督徒,他於一八八○年代末期注意該地。那時據一位中美洲差會的歷史學者說,「中美洲各國只有一個操西班牙語的福音見證團」。美國宣教士雖勇於前往各地,卻忘了鄰近的國家。司可福的策略是根據他視為宣教原則的使徒行傳一章八節。他決心將錯誤矯正過來:「耶路撒冷,猶太全地,並撒瑪利亞——中美洲對美國及加拿大基督徒來說,是距離最近的未得之地!我們竟忽略了我們的撒瑪利亞!」1
司可福一八四三年生於密西根,在田納西州(Tennessee)長大。他十八、九歲時,內戰爆發,經過理智的考慮,加入了南軍,在李氏(Lee)部隊表現勇敢,因在安提亞譚(Antietam)一役表現勇敢,所以贏得南部邦聯的十字勳章。內戰結束後,他研習法律,一八六九年取得肯薩斯州(Kansas)律師資格,隨即加入肯薩斯州立法院做事。後來在格蘭特(Grant)總統任內,成為一名美國律師。一八七九年,司可福於聖路易(St. Louis)執業律師,一名勇敢的客戶向他作見證,引領他歸信基督教。對司可福這位「酒……的奴隸」來說,信主是一件富戲劇性的事。他開始深入查考聖經,後於一八八三年受按立為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t)牧師。接著的十三年,他在達拉斯(Dallas)當牧師,後來則成為大會講員、著名聖經學者、費城聖經學院創辦人暨首任院長,但他對中美洲屬靈的需要有負擔,是始於達拉斯牧會時。
在宣教上,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對司可福影響最深。司可福數年暑假都參加在紐約尼亞加拉(Niagara)舉行的尼亞加拉研經大會(Niagara Bible Conference),會中與戴德生建立永固的友情。戴德生增強他對海外宣教的敏感性。一八八八年他知道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人民的需要,他們沒有宗教可言,有的不過是生活不羈的神父。在屬靈方面只是諷刺。
返回達拉斯後,司可福召集自己教會一些領袖,跟他們分享哥斯達黎加的屬靈貧乏。他們組織一個禱告團契,專心為這人口只有二十八萬的小國祈禱。聚會後不久一位與會者開始調查中美洲其他國家的需要,發覺除瓜地馬拉(Guatemala)外,完全沒有說西班牙語的基督教宣教士。
司可福得到資料後,覺得不能再沒有行動了。一八九○年秋,他召集教會領袖到他家中,組織中美洲差會,不到四個月,新差會的第一位候選人麥克康紐(William McConnell)便在哥斯達黎加工作。不久,他妻子明妮(Minnie)及三個兒子與他會合。
中美洲差會之成立,背後得力的人物很多,不只一位熱心的牧師、一群鼎力支持的會眾和一對甘心樂意的夫婦。麥克康紐抵達哥斯達黎加後,遇上兩名敬虔的婦人——羅斯(Ross)太太和蘭柯(Lang)太太,她們二人皆嫁給住在聖荷西(San Jose)英語社區的咖啡園園主,並且活躍於蘇格蘭長老會。兩名婦女跟司可福一樣,對哥斯達黎加很有負擔,時常聚集為宣教士祈禱。隨著時間過去,她們漸漸灰心,巴不得停止禱告會。然而她們仍堅持下去,終於在一八九一年年初,麥克康紐抵達該國時得到報償。多年後,麥克康紐形容這二位婦女是「最先樂意歡迎我們到這個國家的人」,她們「自始至終是我們忠實的朋友,常幫助我們。」
一八九四年,中美洲差會在哥斯達黎加已有七名宣教士,差會正探討別方面的事奉。擴展時他們受到阻撓,因為兩名宣教士取道薩爾瓦多(El Salvador)時,雙雙死於黃熱病。一八九五年,狄龍(H. C. Dillon)奉派調查在中美洲進一步工作的前景;返國後寫道,「我覺得奇怪,因為擺在門前這大片工場,竟在整個世紀,被許多國家的宣教事工忽視,從新奧爾良(New Orleans)出發,只需付五十元交通費,十日後便可以見到好些大的部族。誰願意去?」2 翌年,中美洲差會開闢了宏都拉斯(Honduras)和薩爾瓦多這兩個新工場,一八九九年開闢了瓜地馬拉工場,一九○○年尼加拉瓜工場。經過十年後,差會已有二十五名宣教士分佈中美洲五個工場:其間雖然遇到挫折,差會仍繼續增長,時至今天,近三百名宣教士在六個中美洲國家和墨西哥積極地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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