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學生志願軍都是有識之士，十九世紀末期，他們懷著滿腔熱誠，分散到世界各地去。這滿腔熱誠是他們的特色，且成為一種特質，發起向回教世界宣教的努力。

第一次大舉向回教徒宣教的工作，始於十三世紀的盧勒（Raymond Lull）。據尼爾（Stephen Neill）說，往後數世紀，跟成果較好的工場比較，回教國家被基督教差會忽視。這情形在十九世紀後期發生變化，這段時期的標語是「耶穌基督的信仰與穆罕默德的信仰真正接觸」₁。英國聖公會一八六○年代開始涉足這工場，其他宗派緩緩跟進。但統籌向回教徒宣教的工作、喚起世人關心他們，以及其對耶穌基督的需要，皆由斯韋曼這位學生志願軍發動。他沒有宗派的支持。很多其他學生志願軍，如加德納（W. H. Temple Gaidner），哈里森醫生（Dr. Paul Harrison），博頓威廉（William Borden）等，都奉獻一生，投身於這最困難而又沒有報酬的宣教事工。

斯韋曼是「回教徒的使徒」。一八六七年他生於密歇根荷輪（Holland）附近，家中有兄弟姊妹十五人，他排行十三。父親是改革宗（Reformed Church）牧師，因此當他長大後，晉身基督教事工，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他有五位兄弟健在，其中四人奉獻傳道。他的姊妹內莉（Nelie Zwemer）到中國做了四十年宣教士。斯韋曼在希望學院（Hope College）進修時，感到海外宣教的迫切性。唸四年級時，他聽了惠特（熱心宣教，曾激勵穆特和黑門山百子）有力的講道後，與五位同班同學，志願投身海外宣教事工。

神學和醫學受訓完畢後，斯韋曼和一位神學同學坎天（James Cantine）向改革宗差會自薦，表示樂意到阿拉伯世界服務，但是不獲接納，因為那時大家認為這樣子的宣教「不切實際」。他們二人滿腔熱誠，毫不氣餒，自己動手組織美阿差會（American Arabian Mission），徵募經費。斯韋曼走了約四千哩路，「俄亥俄（Ohio）以西我們宗派的教會，幾乎每間都拜訪過」。坎天則走遍東部。他們籌款的方式獨特，不是為個人籌款，而是「斯韋曼……為坎天籌，坎天為斯韋曼籌……」。斯韋曼說，「最大的難處是牧師漠不關心」，不過還有別的麻煩：「前星期日下午，我講宣教信息——他們不准我掛圖表，說那日是主日！可是聚會完畢後，他們同一班人又為其青年人開歌唱班——看，人是多麼矛盾——但靠神幫助，我沒有圖表仍能演講。」₂

一八八九年，坎天到處巡迴的任務完畢，便乘船往阿拉伯。翌年，即一八九○年，斯曼韋跟著前往。二人的決心和奉獻並非沒有受到他們教會的注意，因為一八九四年，他們的差會應邀加入美國改革宗。最初數年，他在波斯灣地區的工作進展緩慢，並且遇到反對，但他仍不灰心，事後證實他所料不差。初時他和坎天跟一對聖公會宣教士夫婦一起住，但後來這對夫婦遷離，他們便自己住，有一位初信的敘利亞青年和他們一起工作。坎天抵達後不到六個月，便英年早逝，對工作造成沉痛的打擊。

斯韋曼單身宣教五年，過了五年孤單的生活，一八九五年與韋克絲（Amy Wilkes）相戀。韋克絲是位宣教護士，來自英國，受聖公會英行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Anglican Church）支持。斯韋曼的婚事和佈道工作一樣，障礙重重。英行會「嚴格限制年輕女宣教士交友」，斯韋曼避開這規則已夠難了，對一個窮宣教士尤然。替斯韋曼寫傳的作者說：「真的，英行會決不會輕易將獎品送出。按大多數差會的做法，若新人未能在工場做上一段時間，便須退還部分旅費。他們必須遵照規矩而行，於是……斯韋曼便用道地的東方方式，將太太買過來。」₃

斯韋曼夫婦一八九七年乘船返美度假，假期完畢後返回波斯灣，在巴林島（Bahrein）的回教徒中工作。他們派發刊物，到人來人往的通衢大道和家中佈道，但反應不佳。居住環境更不利工作；那時還沒有空調設備，熱得難以忍受——「走廊最涼之處都高達華氏一○七度」。個人悲慘的遭遇亦打擊工作。一九○四年七月，斯韋曼夫婦兩名小女兒，一個四歲，一個七歲，在八天之內相繼死亡。雖然經歷了痛苦和困難，斯韋曼仍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滿意。五十年後回顧這段時期，他仍能說「那時的喜樂再次湧上心頭，若要我從頭再做，我也樂意……。」₄

一九○五年，斯韋曼的阿拉伯差會建立了四個站。數目不多，但初信者卻顯出無比的勇氣，敢表明信仰。同年，斯韋曼夫婦返回美國，結束了他們對回教徒的開荒工作。回到美國後，斯韋曼代表向回教徒工作的差會巡迴發表演說。他籌募基金不遺餘力。他不用戴德生那套哲學，將財政的需要公開，讓人知道。其後，他於一九○六年出任在開羅召開的第一屆向回教徒宣教大會的主席。

在美國期間，斯韋曼接受一個緊急邀請，出任學生志願運動的巡迴秘書，這職位很適合他。同時他又出任改革宗海外宣教會（Reformed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的工場幹事，時間全用於旅行和演說，引起了熱烈的反應，很多學生響應往海外宣教的呼召。雖然如此，斯韋曼十分渴望返回阿拉伯。一九一○年，他出席了著名的愛丁堡宣教大會（Edinburgh Missionary Conference），返回美國後，再乘船往巴林（Bahrein），繼續昔日的工作。

他太太和兩位最年幼的子女陪他返回波斯灣區，但都停留不久。兩位留在美國的年長子女，生活並未安排妥善，而兩名年幼子女在工場上的教育亦安排欠佳，因此他的妻子返回美國，指揮一切家事。情形如斯韋曼所描述的，整個家庭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問題得不到解決。「若妻子與兒女一同回國，有人會批評說，宣教士不愛妻子，才會讓她如此歸去；若讓子女留在本國，他人又會說父母疏忽他們；若丈夫和太太在本國度假較長，又會被人指責疏於職守。」₅

斯韋曼返回工場後，發覺很難再在其中重新建立自己。處處都需要他的領導，因為人們請他籌劃、講道，以致他不能專心工作。一九一二年，他接到埃及聯合長老差會（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和埃及英行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邀請，請他遷往開羅，統籌整個回教世界的宣教工作。素以向回教徒派發刊物著名的尼羅宣教出版社（Nile Mission Press），男青年會以及開羅美國大學，紛紛加入邀請行列，使斯韋曼沒有選擇餘地，惟有欣然前往。

斯韋曼發覺，開羅比意料中更為開放，當地年輕知識分子渴慕聆聽有學養的西方宣教士演講。他每星期到大學校園演講不知多少回，而且據艾迪舍活說：「接觸到那間傲視同儕、影響力大的回教艾亞哈大學（El Azhar University）的領袖人物。」有時，與會的回教徒達二千之多，但實際歸信者很少，反對仍然強烈。某次他被逼離開開羅，原因是他曾非法派發單張給大學生，但這次事件卻令其中一個學生信了主。由於一位甚為憤怒的教授當著班上學生面前，將斯韋曼其中一張單張撕得粉碎；一名學生感到好奇，想知道一張細小單張產生這樣激憤的原因，於是拾起單張的片斷，合起來，終於便歸信了基督教。

斯韋曼在開羅的第一年，博頓威廉加入了他的工作。博頓是耶魯大學的年輕學生志願軍，曾聽斯韋曼講道，簽署了「普林斯頓誓言」。博頓騎腳踏車穿過開羅人山人海的街道，所表現的謙卑和派單張熱切之情，與他出身大富之家和貴為博頓繼承人的身分不相稱。他投身宣教工場前，便曾捐款幾十萬給多間基督教機構，同時又拒絕買車的念頭——「非必需的豪華」。他一心一意，志在一生奉獻作宣教士。他身體力行，只是任期很短，在開羅四個月後，便患脊骨腦膜炎逝世。

斯韋曼以開羅為他的總部歷十七年之久，他從那裏出發，遍遊世界各地，去參加會議、籌募基金，在印度、中國、印度支那以及南非的回教徒中建立工作。斯韋曼的佈道方式，揉合傳統的方式和比較接近那時代觀念而又是學生志願軍特徵的「分享」方式。他站在一個平等的層面與回教徒交往——他與他們分享自己的信仰（十分保守的神學）：為了設法更瞭解他們的信仰，他總是處處對他們表示極大的尊重。雖然他帶領人信主為數不多——在近四十年的服事中，信者可能不到十二人——但在喚醒基督徒關注向回教徒宣教的需要上，卻突飛猛進。

一九一八年，斯韋曼受普林斯頓神學院之聘擔任教職，這職位雖然對他甚具吸引力，但他急於繼續開羅的工作，所以放棄了該職。一九二九年，他的工作已具規模，當普林斯頓再次給他聘約時，他無愧的離去，負起新任務，出掌宗教歷史和基督教宣教學系。

斯韋曼餘下的一生，除了教學外，便是演講和寫作。他擔任《回教世界》（據賈禮榮說，是英語世界同類學報中最具名望的學報）的編輯四十年，寫了九百種單張和接近五十本書。臨終前，他仍是「精力充沛」，不斷思想。一位和他一同旅行的伙伴，描述某次與斯韋曼一同過夜時的情況，語帶怨恨說：「……他每次睡在床上不能超過半小時……跟著亮燈，起床，取出紙筆，寫幾行字，然後上床就寢。當我又快睡著時，他又再次起床，亮燈，又寫幾行……然後再上床就寢。」₆

斯韋曼一生命運多舛，備嚐苦頭。兩個幼女先他而去，然後是好友同工和兩任妻子（元配於一九三七年；繼室於一九五○年），然而他仍保持十分愉快和樂觀，常常有說有笑。某次他在密歇根巨流市一餐館開玩笑，玩得「興高采烈——恣情歡樂」，引來餐廳領班的制止，才恢復秩序。他能欣賞生活輕鬆的一面，性格極適合回教世界不毛之地的艱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