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達德和「劍橋七傑」的同班同學，因同為學生宣教志願軍而受到舉世矚目。往後的數十年間，踏足宣教工場的學生如浪潮般澎湃，而造成這巨大影響的，以穆特為最。雖然嚴格地說，他不過是以普通信徒身分，而不是宣教士身分從事宣教工作。但他對宣教事工的影響，可與他的偶像李溫斯敦媲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穆特認為李溫斯敦的成就是英雄式的成就，是同耶穌一樣的成就，成為促使他一生從事宣教事工的推動力。₁ 穆特跟許多學生志願軍的人一樣，因為獻身普世佈道事工而錯過發財求榮華富貴的機會。他雖然推掉外交工作的職位，又婉拒得到經濟利益的機會，但擺脫不了名譽所纏。他是多位總統的朋友和顧問，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也是二十世紀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宗教領袖。

穆特生長於美國愛奧華州（Iowa），是一位生意興隆的木材商人的兒子。他年輕時信主，是美以美會的活躍分子。一八八一年他十六歲，離家上愛奧華大學就讀，並參加了男青年會為創始成員。男青年會是個國際組織，當時致力於佈道事工。穆特在上愛奧華大學唸了四年後，轉往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攻讀政治與歷史。在康奈爾就讀期內，他聽到施達德講道，生命得到改變，從此以靈命長進和傳福音為主。施道德與施達德是兄弟，應慕迪和男青年會領袖的邀請，赴美各大學校園巡迴講道。穆特傳記的作者說，他們盼望施道德能吸引學生聽宣教信息，並講述劍橋七傑捨棄地位財富，甘願往海外宣教的經過。₂

施道德力陳宣教的重要，但穆特要至翌年夏天才獻身宣教事工。當時他參加了麻省黑門山的首屆學生基督徒退修會，由慕迪贊助，後來在附近的北田（Northfield）退修營地舉行。他是康奈爾大學代表，和幾百間大專院校約二百五十名的學生，接受慕迪和其他著名聖經教師教導一個月。退修會最後一天，來自普林斯頓、熱心宣教事工的惠特（Robert Wilder）傳遞宣教的挑戰，這挑戰變成請求委身的呼籲，氣勢迫人。結果有百位學生，即後來譽為「黑門山百子」，簽署了「普林斯頓宣言」（「主若願意，我定當海外宣教士，義無反顧」）。這宣言不久便成為加入學生志願運動的誓辭。穆特是百人簽署中的一位，而這次聚會則成了他領導三十多年的海外宣教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成立於一八八八年）的先聲。

經過這次著名聚會後，惠特得到慕迪等人的鼓勵，開始到各學院巡迴講道，向全國的大學生發出挑戰。他本著感人的呼籲、急切的口號（「在這一代將福音傳遍世界！」）和「普林斯頓宣言」，為美、英和歐洲大陸的運動，提供真正的動力。惠特與作宣教士的父母住在印度，而他自己的宣教熱誠就是來自當地的生活體驗，他推動學生的負擔，部分是受父親的感染。他父親曾是安多華（Andover）弟兄會（Society of the Brethren）成員。這會著重宣教，是一八○六年米爾斯（Samuel Mills）和草堆禱告會成員所創立的。

惠特巡迴各校院間，收獲豐富。他接著返回印度做學生工作；由穆特等人在美國的前線接任領導。

穆特因為身為學生志願運動的領袖和創辦人，所以責任艱巨，尤其是切實執行運動的口號「在這一代將福音傳遍世界」。他認為，要使這口號實現的最佳方法，是動員成千上萬的學生將福音傳至地極。但為甚麼一定要學生志願運動去做呢？有組織的宗派尚無法有甚麼成績表現，學生志願運動又能做些甚麼？穆特深信合作之必要，而學運（SVM）的青年來自不同宗派，是解決此問題的理想辦法。

穆特在男青年會和學運的活動，關係非常密切。他服務男青年會逾四十年，十分能幹，出任總幹事十六年。這些職位，常常要旅行公幹。每一次環球旅行剛完畢，他便要計劃下一次的行程。出國公幹時，他與派駐當地的宣教士和該國的學生一起工作，希望能組織一個普世宣教團，團結各地的宣教工作。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幫助籌組世界學生基督徒聯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一個開放的國際性學生基督徒組織，在他領導下日漸成長，成員包括約三千所學校的學生會組織。

學生回應穆特的呼籲，其中一個最多人去的工場，竟是中國。他們要在士大夫階層中工作，而這階層是「文明大國中的學者」。一八九六年他旅行中國，首次接觸到士大夫階層，頗感悲觀。但，據穆特說，形勢不久發生變化：「五年後，耶利哥城的城牆開始倒塌……古老的士大夫漸被現代的知識分子取代……抵達廣州時，我發現他們租了中國一間最大的劇院，可容納三千五百人，真是令我感到驚奇。首次聚會那天晚上，當我們走近劇院時，我見到街上的群眾，便問：『為甚麼他們不開門？』有人來告訴我們，門已打開一小時，現在滿座了……台上約有五十名廣州高級知識分子，大多是青年人，曾留學東京和美國大學。」一連串的聚會結束後，八百多人「慕道」，一個月內，近一百五十人「受浸或準備受浸」，穆特主領聚會的另外兩城市，亦有類似的反應。₃

一九一○年，穆特主辦愛丁堡宣教大會，並出任主席，在宣教領袖的事業上達到高峰。會議舉行了十天，有一千三百五十五名代表出席，是同類超宗派宣教大會的首次，這會議推動了隨後數十年的合一運動，也是宣教熱的高峰，「在這一代」將福音傳遍世界的呼聲仍然處處可聞，不絕於耳。當時工場上的宣教士約有四萬五千人，跟著的三十年內，人數預測增加三倍，因此有些代表真心相信，福音傳遍世界，指日可待。

但愛丁堡大會往後的那些年間，大部分大宗派對海外宣教的火熱日漸減退。另一方面，據霍金斯（C. Howard Hopkins）記載，學生志願運動一九二○年於德摩舉行，會議氣氛緊張，有人建議「採取大刀闊斧的手段，去矯正東方神奇詭秘的巨大魔力所造成的錯誤，這魔力使從前的宣教士對東方著了迷，吸引他們前往中國……但對芝加哥貧民窟的一切，或對汗流滿面的勞苦大眾所受的不公平，卻視若無睹，置若罔聞。他們希望注重社會上當前眼見、迫在眉睫種種處理不善的問題，而不再分心於『宣教事工那些傳統問題』。」₄

穆特素來注重普世宣教的社會層面，但從未以社會作為首要任務。然而他為情勢所迫，不得不向差會中日漸吃重的「社會福音傾向」妥協。他堅決認為，社會服務是「我們這一代的特殊重任」，與個人佈道不可分割：「沒有兩個福音，沒有社會性的、個人性的。基督只有一位，祂曾活過，死了，復活了：祂將自己與人類的生命連上關係。祂是個人的救主，有足夠能力改變個人的環境及人際關係。」₅

穆特因為立場保守，嚴守傳福音是宣教首要任務的原則，所以在學生志願運動的後期，他的影響力愈來愈小。青年一代的「志願者」認為，他所著重的過於「狹窄」，與他們對宣教所持寬廣的概念日漸脫節。另外有些人對穆特頗有微言。他的名字與「平信徒宣教調查」（Laymen's Foreign Missions Inquiry）及「宣教的再思」（Rethinking Missions）這分報告扯上了關係，因此某些人認為他對海外宣教的觀點變得新派。該報告嘗試重新界定宣教的目標：「明白其他宗教的長處，幫助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士去發掘或重新發掘其傳統優點，與其傳統中最活躍分子合作，以進行社會改革和淨化宗教，目標不應在改變他人的信仰。」₆ 雖然穆特承認調查及調查報告的價值，但報告明顯不能反映出他的立場。他一生認為，感化非基督徒方為宣教事工的首要目標。

不論在宣教工場或在本國，穆特晚年的活動頻繁。他參與組織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相信這機構可增強基督教對世界的影響。基要派與新派之爭如火如荼，他雖想置身事外，卻是與施本爾（Robert Speer）成為基要派攻擊的對象。雖然如此，他的信仰和對救主的熱愛一直沒有絲毫減少，並且與很多較為保守的同事保持溫馨的友情。

穆特一生雖然常要外遊，卻仍然與家庭保持密切關係。他妻子利拉（Leila）與他結褵六十二載，陪他外遊，跟他一起工作，常向各地一群一群的女大學生演說，又在各地的女宣教士中工作。她一九五二年逝世，享年八十六歲。她的去世對穆特打擊沉重。但為了環球佈道，他仍繼續旅程，只是再沒有太太陪伴左右。他一九五三年再婚，時年八十八歲。一九五四年，他在伊利諾州艾溫斯敦（Evanston）的普世協進會（WCC）大會中最後公開露面。可是他外遊的日子還繼續不斷。「死亡，」他告訴記者說，「是轉乘另一列火車的地方。」他終於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轉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