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神的呼召、冒險精神和女性衝動，是影響單身女子踴躍投身宣教事工的重要因素，那麼促使穆樂蒂投身宣教事工，並且結實纍纍的，就是這些要素了。穆氏豈只是個服事華北的成功女宣教士，肯定地說，穆氏不是頭一位投身海外宣教的單身女子，但卻是女宣教士活躍分子中的佼佼者。她對宣教事工，特別是美南浸信會差會，影響巨大，時至今日，仍然被譽為浸信會宣教事工的「最高典範」。
穆樂蒂一八四○年生於亞比馬鎮（Albemarle County）一個古老的維吉尼亞（Virginia）家庭，在景山（Viewmont）煙草園長大，該園靠近三個著名的總統官邸——蒙特西路（Monticello）、蒙皮利（Montpelier）和亞斯浪（Ashlawn）。穆氏共有兄弟姊妹七人。母親於一八五二年守寡，她的堅強、信念、雄心、壯志與獨立個性，均使他們深受影響。穆家長子多馬（Thomas）是位受人尊敬的醫生，然而眾女兒更加名聞遐邇。柯莉娜（Orianna）亦為醫生（號稱南北分界線以南的首名女醫生），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中當醫療宣教士，直至內戰爆發時為止，然後回國加入南軍當軍醫。排行最末的一位名愛慕妮（Edmonia），是美南浸信會聯會最早支持的二名女單身宣教士之一。真正令穆家揚名的，要算穆樂蒂了。
穆樂蒂跟她的兄弟姊妹一樣，受過良好教育，又有教養。大學時，她對嚴謹的浸信會式的教導，甚為討厭，但是在一次校園的復興中，她的生命得到改變：「我參加聚會，存心輕視，但返回房間後竟整夜禱告。」畢業後，她協助家裏打理景山煙草園。同一時間，家中其他男女成員「為國爭戰」，分別當間諜及精銳的游擊隊員。穆樂蒂與這些刺激沾不上關係，據凱悅（Irwin Hyatt）說，正因這緣故，就在這段真空期間，「她獲派往中國。」1
戰爭結束後，穆樂蒂從事教書工作，但心裏卻渴望從事基督教事工和富冒險性的工作，因為這些都是她服務那一間小的喬治亞州卡特維爾鎮（Cartersville, Georgia）學校所不能提供的。穆樂蒂跟許多女性不同，從不因自己的性別而覺得受到侷限。據凱悅說，她家中的女強人曾作「醫生、行政人員及間諜」，一再證明女性只要果斷、能幹，一樣有出路。一八七二年，愛慕妮乘船往中國，一八七三年，穆樂蒂亦乘船往中國。2
縱使有些人認為穆樂蒂開始宣教事工時，不過照前人做法去做，但是沒多久，她便展露出獨立的個性的和對宣教工作全心全意的投入。愛慕妮乘船往中國時，才十幾二十歲，因此無力承擔登州宣教工作的重壓。除身體多病外，還患上精神病。據她的同工說，她確曾「做些古怪而不合情理的事」，因此成為宣教社區的「嚴重負累」。甚至她那些「無聊」的行為令穆樂蒂大為惱火。在中國四年後，終於一八七七年返回家鄉維吉尼亞。她的離去，固然可以使穆樂蒂免除因看護她而勞累，可以自由自在地參與宣教事工，但同時也使她陷入一段沮喪時期。她寫信給差會時說：「獨居生活令人煩悶，我身處的社會，既不令人快樂，也不使人得造就……我想這樣的冬天，若再多過幾次，我就完了。這絕不是說笑，乃是嚴肅、鄭重的。」3
穆樂蒂在中國事奉受到挫折，寂寞並不是唯一的因素。她從前的男朋友臺高福（Crawford Toy），是南軍軍牧，戰後，當穆樂蒂仍住在景山時，早已向她「展開追求」。那時他當了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一間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的教授，又再進入她的生命之中。他向她求婚，並且建議以夫婦身分前往日本宣教。這個建議，對許多孤獨的單身婦女來說，會爽快地接受，但穆樂蒂無奈地拒絕了。前往日本極吸引她，但念及對在中國的情況不滿時，又覺得有更重要的因素需要考慮。臺高福「受德國學者的思想影響，主張達爾文的進化論，使他在美南浸信會聯會中引起爭議。穆樂蒂知悉他的立場，又閱讀過所有手上有關該理論的書刊，得出了結論，認為進化是一個「站不住腳的立場」，但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足以排除結婚的種種計劃。若干年後，人家問她曾否戀愛過，她回答說：「有，但神在我生命中佔有重要地位，既然兩者彼此衝突，結果怎樣，絕不會有疑問罷。」後來，臺高福成為哈佛大學希伯來文暨閃族語教授，而穆樂蒂用她自己的話說，則「依然故我，照著往常的方式，沉重地沿路前進。」4
臺高福提出婚約後，穆樂蒂對自己在中國的工作仍然厭煩，從前對宣教事工的奇思異想亦早已消逝了。她是美國南方人，既飽受教育，富有教養，又美麗，因此覺得與中國人相處十分困難；身為教師，總覺得要深入理解中國人「呆板」的心思，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難道她拋棄喬治亞州卡特維爾那蒸蒸日上的學校，來到中國，就是為了這些嗎？她來到中國佈道，是為向千千萬萬的人傳道，結果竟然發覺自己受困於一間只有四十名「懶」學生的學校。她抱怨說，將這些責任委於婦女，是「現代宣教事工最不明智之舉」。她寫道：「女人有身體疲憊、厭倦、浪費精力的感覺，並一生失敗的思想，都不足為怪，特別是我覺得先前的計劃理應多姿多采，現在竟受困於教導幾名女子的瑣碎工作。」她繼續寫道：「前往中國的婦女所想望的，是有自由、有機會去作最重大的事……，婦女有權要求的，是絕對的平等。」5
對於一個女宣教士來說，這樣的看法算激進。但穆樂蒂的批評最令人驚奇的是，這些批評並不是在私人書信中流傳，而是發表於宣教雜誌上。於是很快便招來反應，特別是一些人認為這種婦女解放「可厭」的人。例如一位同事史密斯太太〔史密斯（Arthur Smith）是公理會派往中國的宣教士。〕就暗示，穆樂蒂因過分熱衷，「無法無天的進軍宣教」，引致精神失去平衡。又說，女宣教士所當負的責任，是用「囉唆的嘴唇」照顧自己的子女。6
穆樂蒂沒有兒女，因此她顯然無法以史太太的話為標準。但是要拓展自己的事業，以符合自己對成功下的定義則障礙重重。她知道如此的事業甚具爭議性，也曉得一個身處中國的單身女子，若是生活在宣教士社區以外，則危險處處——特別想到無處不在的仇外恐懼症。然而，她開始往偏遠的鄉村去，及至一八八五年，她下結論說，若遷到平都獨自開展工作，事奉會更有果效。她一方面渴望全時間投身佈道工作，一方面希望擺脫工場主任高福（T. P.Crawford）的高壓式權威。高福的宣教哲學不贊成教會辦學，因此穆樂蒂的教學事奉岌岌可危。高福對待其他宣教士所採取的獨裁作風，甚至使自己的太太與其他人之間產生距離。再者，穆樂蒂恐怕在高福領導下，單身女宣教士可能會淪落到如長老會的女宣教士一樣，在差會中不能投票。因此，穆樂蒂聲言辭職不幹。她寫道：「女子在差會會議以及自己的工作中，應該享有與男子同等的權利，這是公平的簡單要求。」未遷往平都前，穆樂蒂曾寫信給差會總部，猛烈評擊高福和他的新計劃（包括停辦學校和「差會薪給條例」），結尾時寫出精簡的評語：「若這樣就是自由，我寧願做奴隸！」7
我們要知道，穆樂蒂挖苦的批評，不是出自一個衝動的青少年，而是要為生活的自由和權威的不協調而奮鬥。當時穆樂蒂四十八歲，在中國宣教已十二年，是位資深的宣教士，因此，她因婦女沒有賦予自由選擇，而大發雷霆，這樣做是正確的、是有道理的。遷到平都並沒有解決她的一切困難。開荒佈道工作確實極為艱難，每當她走在鄉村狹窄的街道上，「洋鬼子」之聲不絕於耳。雖然如此，她仍盡心竭力，堅持下去，終於在婦女中交了些朋友，然而要在這階段使婦女信主，仍然困難，非先要接觸男士不行。
一八八七年，穆樂蒂首次接觸中國男士的機會終於臨到。有三位來自平都附近一個鄉村的陌生人出現在她家門口。他們聽到婦女悄聲談論的「新道理」，因此渴望穆樂蒂再說個清楚。穆樂蒂探訪他們的鄉村，發現「我在中國未見過的事，他們多麼的想學習！靈裏多麼飢渴！」她因為太過興奮，所以好久未休假回國的她又再取消休假，並且召請工場主人高福太太（Martha Crawford）前來協助。她們的努力得到了當得的報酬。穆樂蒂寫信返家說：「沒有比拯救失喪靈魂的喜樂更大的了。」雖然遭受當地人士反對，她仍設立了一間教會，並於一八八九年舉行首次浸禮，由一位已受按立為牧師的浸信會宣教士主禮。教會穩步成長，二十年內，在穆樂蒂「免受外國差會干預」的政策領導下，中國牧師李壽丁（Li Shou Ting）給一千多名信徒施了洗，因此平都成了美南浸信會在華的「最大」佈道中心。8
一八九○年至一九一二年，即她逝世那年，穆樂蒂在中國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部分年間，她在鄉村做佈道工作，其餘的日子，她在登州度過，在那裏訓練新宣教士，輔導中國婦女，享受她喜愛的西方書籍雜誌。這段日子，她仍寫作不輟，而這些作品則奠定了她對美南浸信會不尋常的影響。雖然她回國休假時，偶有對廣大的會眾講道，然而使美南浸信會婦女的心最受激動的，不是別的，而是她那隻筆。
穆樂蒂大部分的著作，都是寫給浸信會的婦女。她呼籲她們給與海外宣教事工更大的支持。但有時她會給男士狠狠的踩一腳，例如：「西方浸信會會友百萬之多，卻祇能支持三位男宣教士在幅員廣大的中國工作，這真是奇怪。我們在維吉尼亞州有牧師五百人，這處卻倚賴一位長老會牧師來填補一間浸信會講壇之空缺，這又是另一奇事。我禁不住要問，這些事天上會怎麼看？但在中國，這些事肯定會令人覺得十分古怪……。」如果男士對海外宣教工作都不肯施以援手，目前的工作又怎樣補救呢？穆樂蒂從美南美以美會（South Methodist Church）所樹立的榜樣，得到補救的辦法。美以美會在華宣教的工作幾乎全軍覆沒，後來得到「婦女的支持」，才使工作起死回生。美以美會之婦女既能力挽海外宣教事工之狂瀾，為何浸信會之婦女不能？9
呼籲過後，穆樂蒂定出較仔細的計劃。她召開一星期的禱告會，並安排一次聖誕節特別奉獻，所有事情全由婦女處理，所得獻金全數撥作海外宣教事工之用。她又請求「健碩強壯的婦女」挺身而出，去填補男士的遺缺。反應非常迅速，看來婦女十分渴望能夠參與，據凱悅說，「一八八八年頭一次的奉獻，比原定的目標超出一千元，足夠支付三名婦女的費用，原定支持的婦女只是二名。」穆樂蒂興奮地說：「我希望見到一隊熱心而富經驗的基督徒婦女支持各宣教站的工作，這些宣教站，北起平都南至清江，連成一線……，一定要攪動起『婦女工作婦女做』的巨大浪潮。」10
往後的年間，聖誕節的獻金時有增加，單身婦女往中國宣教的人數也增多。但義和團之亂（穆樂蒂因此事而撤退至日本）後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正面臨艱苦的歲月。瘟疫、天花、饑荒以及一九一一年當地的叛亂，這一切為登州一帶帶來嚴重的饑荒。穆樂蒂組織救援工作，並且向美國募捐。但董事會因為不能應付其他的經濟開銷，所以拒絕支援。穆樂蒂惟有傾盡私囊，盡一己之力提供幫助。但當時災情慘重，她的努力顯得有點杯水車薪，自己的銀行存款本來已很少，如今連最後的存款都提得精光，從此穆樂蒂便陷入一段情緒極度低落的時期。她不進食，因此身心健康每況愈下，以致延醫給她看病時，才發覺她已快要餓死。她的同工希望救她的性命，於是安排一名護士陪伴她回國，但為時已晚，一九一一年聖誕前夕的晚上，輪船停泊日本神戶港時，她死於船上，死時離她過七十二歲的生日才一個星期。
穆樂蒂生前不能做的事死後一一完成。往後的年間，「穆樂蒂聖誕獻金」不斷增加，而穆樂蒂的故事說了又說，說個不停。至一九二五年，獻金已逾三十萬元，近年來每年收到的款項高達二千多萬元，都是以穆樂蒂的名義指定作美南浸信會的宣教用途。對美南浸信會的婦女來說，穆樂蒂成為她們的象徵，顯示出婦女能為神作事，她成為基督教婦女界以及兩性平等的傑出榜樣——這榜樣無疑對某些人起不了作用。她死時，《海外宣教學報》（Foreign Missions Journal）對她推崇備至，譽她為「我們宣教士中最優秀的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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