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期，東來的宣教士中，工作最能立竿見影的，要以顧約拿單為第一人。賈禮榮（Herbert Kane）說，顧約拿單是「中國最著名的佈道家。」而中國是顧約拿單的基地。但他也到韓國和東北傳道；無論他到那裏，復興都隨之而至。

顧約拿單於一八五九年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面，有兄弟姊妹十一人，他排行第七，十八歲信主。讀馬澈音回憶錄（Memoirs of Robert Murray M'Cheyne）後決志獻身事主！不過這時他還沒有宣教的呼召。後來他聽到馬偕博士（Dr. George Mackay）的呼籲。馬偕是到台灣宣教的先驅，「兩年來在加拿大各處奔跑，徵求青年獻身台灣。」可是，他告訴會眾，他白白跑了多趟少有人肯接替他的工作，他只能自己回去。馬偕的話，感動了年輕的顧約拿單：「我聽著聽著，羞愧莫名……從那時起，就立志到國外宣教。」₁

其後他想裝備自己，進了諾克斯學院（Knox College），滿心以為那兒的基督徒必很友愛，人人都愛慕聖經。結果，這位單純的農村青年，穿著家中自製的衣服，發現只有他一人奉獻給主，有宣教心志，而且不久學校中的人還拿他作笑柄。後來他參與賑濟宣教事工，大家笑得更加厲害。不過隨著時間過去，大家的態度便漸漸改變。到畢業的時候，他在校中甚得人望。

一八八五年春，顧約拿單正積極參與城市宣教工作。那時他結識了史羅莎琳（Rosalind Smith）。羅莎琳是個頗有才氣，而且相當講究的藝術系學生──以乎極不宜作宣教士的妻子。但她卻看出「裹著陳舊衣服」的顧約拿單，是個極有潛力的神僕。她對他一見鍾情：「只是片刻光景，我坐在那兒，對自己說：『這正是我要嫁的人！』」₂ 那年年底，他們訂婚了。此時羅莎琳立刻嘗到做顧妻所須有的犧牲。而且這還算是第一個苦頭而己──戴訂婚戒指的夢想變成泡影。顧約拿單告訴她，買戒指的錢已奉獻給基督教文字工作。

從諾克斯學院畢業後，顧約拿單申請加入內地會。因為他所屬的加拿大長老會還沒有中國宣教工作。內地會尚未答覆時，諾克斯學院的長老會學生就召開會議，矢志替他籌款，差派他到中國。行前，顧約拿單在加拿大各處奔跑，推動宣教事工。他的信息大有能力，所到之處人心改變。一位諾克斯學院的畢業生說得頗為生動：「那時我正往多倫多諾克斯學院參加校友會，決定盡上一切力量，打消同學們整天談論的荒謬計劃；就是說，要在中國中部展開宣教工作。此外，我也得順道往多倫多買件外套。現在這件看來已太陳舊了。所以我此行是要一舉兩得。既打岔這個計劃，又可買件外套。誰知此人叫我盤算完全落空。我從未見過有人對宣教事工如此熱心，這真使我招架不住。於是我連買外套那筆珍貴款項，都全納進基金裏去！」₃

一八八八年，顧約拿單夫婦起程前往中國，在河南省事奉，踏上了艱苦孤獨隔離的生涯。兩人常染疾病，眼看著自己十一個孩子五個夭折。他們屢遇水火盜賊之險，好幾次性命堪虞。最駭人的試煉，要算一九○○年的拳匪之亂，他們亡命千哩，嘗盡苦頭。雖然飽受挫折，他們對中國的靈魂依然滿有異象。

顧約拿單抵中國初期，即大有能力，成了著名佈道家，聽眾有時多達二萬五千人。他的信息很簡單：「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初時一位經驗豐富的宣教士提醒他，首次給外教徒講道時，不要講耶穌。顧約拿單老不聽勸，他只知道直話直說。

顧氏傳福音的方法，從大部分宣教士的眼光來看，可謂相當不合時宜。他們藉「家庭開放」的方法佈道，令人側目。中國人對歐陸式的室內佈置和傢俱（如縫紉機、風琴），興趣極濃。顧氏夫婦甘心放下自己的私生活，用他們的家庭廣交中國朋友。參觀者有些來自數哩以外，有一天他們總共接待了二千多人。領他們分批入內參觀，參觀之前，顧約拿單一定先講福音，有時觀光客參觀完畢，還要留下來聽道。他平均每天講八小時，五個月內，觀光的人數竟達二萬五千人。羅莎琳做婦女工作，有時要向聚在院子，為數達五十人的婦女講道。

這種佈道方式為顧約拿單日後的巡迴奮興事奉鋪路，只是同工不都贊同他的做法：「有人認為接待遊客並非福音工作，但我認為是的。我主動與人結交，然後到他們的鄉村傳道，都有所收成。鄉村裏的人常圍著我說：『我們曾到府上，你領我們參觀，待我們有如朋友。』通常他們都會搬過一張椅子，把桌子拿來放聖經，又給我端上茶來。」₄

一九○○年，拳匪之亂中斷了顧氏的傳道事工。重回中國之後，顧約拿單有個新計劃，就是到各處巡迴事奉。那時羅莎琳還在加拿大，未返回中國，等她回來，他就把計劃告訴她：「我有個計劃，就是由一位助手，租一個又大又合用的地方，我們全家搬到那兒住一個月，不住的傳福音。早上我與男士們到鄉村及街頭，妳就在院子向婦女講道。黃昏時我們會合一起，由妳彈琴，多唱幾首聖詩，到了月底，我們就請一位傳道人留下，教導新信徒，然後我們再往別處，如法泡製，等到設立幾個據點之後，我們每年再回來一兩次。」羅莎琳聽著，「心中鉛重」。這計劃誠然是很好，但是並不適合已有家室的人。鄉下的傳染病十分猖獗，這種生活太危險了，很容易叫小孩子染上疾病。而她實在不能忘記，他們在中國的土壤已留下了「四個小墳墓」₅。儘管羅莎琳反對，顧約拿單還是一意孤行，認定這件事是神的旨意。

丈夫熱心事主，羅莎琳自然全力支持。但是，有時她也不免想到，他對她和子女關心多少。當然，神的旨意居首位，可是，難道神的旨意非要與家人的利益衝突不可嗎？她是他妻子，從來沒有懷疑過他的愛，只是有時候也會感到地位不保。一九○八年，她獨自領孩子們回加拿大，臨行前向他刺探，看他對她的心意如何：「假若我在家鄉得了不治之症，只能再活數月，我們打電報給你，你會來嗎？」顧約拿單顯然不想回答，直接答覆「不會」，可能太忍心了。但羅莎琳不肯罷休，非要他答覆不可。這樣他只好反問：「倘若我們的國家正與別國交戰，我是個英國軍官，負責指揮一個重要部隊，成敗的關鍵全操在我這做司令的手上。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接到家人的消息，即使情況一如妳所說的，妳認為我應該離開自己的崗位回到家鄉嗎？」她能怎麼回答？當然只好答「不應該」了。₆

顧約拿單在二十世紀初的巡迴工作，對他日後主領的大復興極有幫助。他從一九○七年起，投身奮興事工，那時他偕同另一位宣教士赴韓，發起復興運動，橫掃當地教會，結果「信主的人意外大增」，當地教會與學校都得堅固。「他們的心，深為所目賭的情景震撼」。然後他們從韓國往東北省，大復興接踵而至。用他妻子的說話：「顧約拿單到東北時寂寂無聞……，數星期後回來時，已成了基督教圈內最引人注目的人。」₇

其後他往來東北省和中國各地，所到之處復興蔓延。同工們和家鄉裏支持他的人都感覺到他對福音的火熱。消息傳來，說許多人哭泣認罪，被聖靈澆灌，他們聽了不以為然，以為這不過是「狂熱」、「靈恩派作風」。顧約拿單不管別人如何批評，繼續傳道，使大復興遍及各處。其中一次是一九一八年，他為馮玉祥將軍旗下的士兵主領兩星期聚會（馮也是個基督徒），全營震撼。聚會完畢，同領聖餐的軍官和士兵近五千人。

顧約拿單的工作雖然成功，但也遇到不少難處和障礙。起先是「在河南，稚嫩的教會幾乎慘遭吞滅之險……天主教入侵。」天主教的人好像亦步亦趨，在某鎮上「幾乎擄去所有慕道者……幾年來的工夫，幾個星期就全給他們拆毀。」

吸引「慕道者」轉入天主教的原因是甚麼？據顧約拿單說，天主教給他們工作、免費教育、又供房屋居住（基督教也犯這個毛病，有時甚至發錢勸他們入學）。但是顧約拿單立場堅定：「我們決不用利誘方式，以免造成『吃教』的人，我們決不能與天主教爭著收買人心……」₈ 雖然顧約拿單不肯效法天主教利誘人民，那些給天主教搖動的人，最後還是多半歸回羊圈。

另一個難處則與他的差會有關。顧約拿單認為，「聖靈的引領」，要比他所隸屬的長老會定下的「既難且緊的規條」，更為重要。因此，據他的妻子說：「因為他深信神對他個人的帶領，所以不免常與河南長老會的同工衝突。」使他「不易與人相處」。顧約拿單並不是要求一己的利便，他只認定所有的宣教士都應「有自由執行神引領他（她）去做的事。」這是個很難解決的問題，顧約拿單自己也常「受牽制，不能貫徹始終，實行他認為聖靈引導他去做的事。」₉

顧約拿單在中國事奉的年日漸久，困難依舊沒得解決，衝突之事依然常有。到了二十年代，磨擦更是遞增。是時造成加拿大教會分裂的基要派與新派之爭，傳到中國（參第三冊第三章）。新來的宣教士們熱衷高等批評學，顧約拿單「自感無力堵塞狂瀾」，唯一的方法只是「拚命傳講加略山十架的救恩，顯明十架的能力……。」₁₀

宣教士到了七十三歲的高齡，每每不是染疾病故，就是回國退休。但顧約拿單還是積極主領奮興聚會，直到眼睛瞎了，仍不罷休。他找到一個中國助手幫忙，一直工作至七十四歲，才回加拿大。在僅餘的十八個月裏，他到處巡迴講道，主領近五百次聚會，工作直到最後一天。在人間最後的一個星期天裏，他還講道四篇，然後在睡夢中安然去世，留下扣人心弦的見證：就是「在人口稠密的亞洲裏，人能為神成就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