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威廉原是英國一名鞋匠，家貧，與偉大根本沾不著邊際，然而他卻被尊為「近代宣教之父」。克里對近代宣教事工的影響，在近代史中，可謂首屈一指。他謙卑事奉，堪作後世典範，從他身上，我們學到引領失迷的人歸主，又可學到我們可做甚麼，和當做甚麼。

四十年的宣教生涯中，克里屢受重大考驗，幸而他意志堅定，不屈不撓，終至成功。到底他的秘訣何在？「我肯苦幹，不達目的決不罷休，這就是我成功的因素。」₁ 克里的一生正好說明，平凡至極的人也有無限的潛力。他的條件並非優厚，如果沒有奉獻給神，到死的一日，仍不過是個碌碌無能之人罷了。

克里於一七六一年生於英國諾坦普頓郡（Northampton）附近，父親是個紡織工人，靠家庭手工業維生。這樣的家境頗為清苦，不過尚不至於難以維生。那時工業革命興起，村中工業漸為毛衣店和紡織廠取代，形成一片污濁嘈雜的景象。克里的童年平淡安定，唯一不愉快的是他想做園丁，卻因過敏症困擾，被迫放棄；十六歲時，克里拜一鞋匠為師，以造鞋為業，直到二十八歲。克里十多歲時歸向耶穌，與一群不奉國教的浸禮會人士往還，利用閒暇熱心事奉，研究聖經。

一七八一年，克里還末滿二十歲，便與師傅的妻妹德麗斯（Dorothy）結婚，妻子比他年長五歲。按照英國十八世紀的風俗，這般家庭出身的女子都沒有讀過書，二人並不匹配，後來克里知識漸廣，夫婦間的鴻溝便越來越大。新婚幾年，他們十分貧窮，克里不但要養活妻兒，而且照料師傅遺孀和四個孩子的責任全都落在他的肩頭。

生活雖然艱苦，克里仍然用功不懈。他一面進修，一面傳神的道。一七八五年，他也應一間規模很小的浸禮派教會邀請，擔任牧職。後來利徹斯特（Leicester）一間較大的教會聘他作牧者，他轉了教會，但仍須兼職，方可維持生計。牧會期間，克里宣教的意念漸漸形成，後來讀到《庫克船長航海記》（Captain Cook's Voyages）時，意念更併出火花。久而久之，他從聖經中得出一個革命性的概念，認為宣教事工是教會的主要任務。十八世紀的教會人士往往以為，大使命是使徒的責任，領人歸主的事與他們無干。如果宣教事工與殖民主義沒扯上關係，那就更沒他們的分了。當初克里把宣教的意念告訴牧師，還遭牧師斥責：「小子，別多話，神若要領外邦人歸祂，才用不著你我幫忙。」₂ 但克里不被嚇倒。一七九二年春天，他出版一本八十七頁的小冊，在基督教歷史上起了極大影響，堪稱與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媲美。

小冊子的名稱是《基督徒設法引領外邦人歸主責任問題研究》（這名稱已經簡化了）。他在書中明確說出宣教事工的重要，並且駁斥不宜差宣教士往遠方的論調。小冊出版以後，克里在諾定昂（Nottingham）向浸聯會牧師講道，引用聖經以賽亞書第五十四章二至三節，說出了閃爍今古的名言：「向神求大事；為神作大事。」牧師們深受激勵，次日即成立宣教部，名叫浸禮會（差會）。這個決定並不容易，因為聯會的牧師經濟相當拮据，與克里也差不多，而參加宣教工作需款甚鉅，牧師們與會友們都須付上極大代價。

支持宣教工作最力的，是富勒耳（Andrew Fuller）牧師，他擔任該會的第一任幹事。頭一位被差派的宣教士是托馬斯（John Thomas）。托馬斯是浸禮派的會友，曾隨皇家海軍往印度服務，任期期滿後，仍留在印度行醫傳教。克里自告奮勇，請宣教部派他與托馬斯同行，同工們也欣然答應。

克里雖然向來十分熱衷宣教工作，只是一旦起行，仍不免過於倉促。他的教會忽然間沒有了牧師，他的父親說他「瘋了」。這些他還可以不理，但是連他妻子也反對，那就不能不再考慮了。他們已有三個小孩，第四個快要出世，所以也難怪德麗斯堅決反對。要她帶著孩子坐船五個月，可說相當危險（那時又適值法國向英國宣戰）。而且此後他們就要在赤熱的印度生活，願意這樣犧牲的女子固然是有，日後也為數不少，可是德麗斯不肯。如果有所謂「近代宣教之母」，那肯定不會是她，她絕不肯去。

要是德麗斯以為，她不同行，丈夫就會改變主意，她就錯了。克理心中雖然難過，卻不肯改變初衷。即使要他一人獨自起行，他仍是要去。他依照原定計劃，給八歲的兒子非利斯（Felix）購買船票。一七九三年三月，他們受委派後數月，差會給克里和托馬斯舉行差遣禮。次月克里父子及托馬斯全家同到泰晤士河登船，前往印度。可是船到朴資茅斯（Portsmouth）就停了下來，不能前行，原因是證件及錢債都有問題（托馬斯的債權人要討債）。

宣教士因受耽擱，有些煩惱，但是事情卻有意外轉機。那時德麗斯已產下嬰孩三週，勉強答應帶著孩子同行，條件是她的妹妹基娣（Kitty）也得同去。給他們數人籌款並不容易，不過同年六月，他們就登上了丹麥郵輪，起航前往印度。漫長的航程頗多險阻。他們繞過好望角，險象叢生，終於在十一月十九日平安抵達印度。

克里等人此行可謂不得其時，當時東印度公司把持印度局勢，對傳教極為不利。東印度公司為了維護利益，排斥宣教士，態度極不友善，克里抵達後不久便察覺這事。為了避免遞解出境，克里便與家人遷往內陸。他們居住的地方四面都是沼澤，瘴氣瀰漫，環境甚劣。德麗斯與兩個大兒子害了重病，全家人都要克里照拂，宣教美夢瞬間化為烏有。此外更叫克里煩惱不已的，是妻子與基娣「終日抱怨」₃ ，不滿托馬斯一家在加爾各答（Calcutta）生活得舒舒服服。幸而數月之後，克里家蒙蕭特（Short）先生慷慨相助，才得脫離苦境。蕭特是東印度公司的員工，尚未信主，但心腸很好，同情他們，請他們到家中長住。後來克里北遷三百哩，在馬爾達（Malda）一間染廠當主管。

馬爾達的生活也不好過，克里對職位滿意，而且覺得染廠有如語言學校，亦可以當作福音工場。只是家裏仍是問題叢生。基娣與蕭特結婚，不再與他們住在一塊。而德麗斯身體日差，精神出了問題。一七九四年，五歲的小彼得去世，這小孩雙眼靈活晶瑩，很是可愛。德麗斯過分傷慟，精神病更趨嚴重，情況可憐。克里的同工說，她已經「完全失常」。

克里的家庭問題複雜，又要兼顧染廠工作，但是他並沒有忘卻此行來印度的原意。他每天用數小時翻譯聖經、講道，又興建學校。到了一七九五年，浸禮會已經在馬爾達建立教堂，會友雖然僅有四位，而且都是英國人，但已經算是一個起步。孟加拉灣有不少居民前來參加聚會，克里本可沾沾自喜的說：「福音已經傳遍這裏四周的人。」可惜來的人都不肯信主，他們在孟加拉灣苦幹了將近七年，竟然沒法領一個印度人信主。₄

克里的工作雖然看似沒有成果，他自己卻很滿意，一八○○年他離開馬爾達時，還是依依不捨的。那時有些傳教士剛從英國前來，為了避免與東印度公司發生衝突，他們就住在丹麥的塞蘭坡（Serampore），靠近加爾各答。克里為了幫忙他們安頓一切，打點住處，逼不得已，帶同家眷離開馬爾達。

塞蘭坡不久便成為浸禮會駐印宣教中心，克里餘下的三十四年就在這裏度過。他與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窩德（William Ward）兩位宣教士，合稱塞蘭坡三傑，是宣教史上著名的福音隊。他們的「宣教村」裏住了十位宣教士、九個孩子。大家一起生活，凡物公用，宛如一個大家庭，與使徒行傳的初期教會無異。他們每星期六晚聚在一起禱告，訴說難處，「矢志以愛心相待」。工作方面，他們按才幹分配，成效漸大。

克里的品格清廉正直，不怕吃虧，作工不遺餘力，給人立下很好的榜樣。塞蘭坡宣教工作的成就，實有賴於克里的人格影響。他的胸襟極為廣闊，對人的過失並不耿耿於懷。譬如說，托馬斯處理宣教經費不當，欠下債款，令大家為難，克里仍說：「我很喜歡他，我們相處十分融洽。」至於其他同工，克里這麼寫：「窩德弟兄完全符合我們的理想……他全心投入工作，與他一起樂趣無窮……馬士曼勤奮謹慎，真了不起，連他的太太也是一樣……。」₅

塞蘭坡是同心同工的好榜樣，而且成績斐然。他們興建學校，設立一所大印刷廠。更要緊的，就是不斷翻譯。這個期間，克里把全本聖經譯成孟加拉文、梵文、馬剌塔語三種文字，又幫忙別的譯經事工。他將新約及某些經卷翻成多種方言，可惜他翻譯時重量不重質。總會的幹事富勒耳看到他寄回英國排印的稿件，曾責備他拼字前後不符，此外還有好些錯誤：「我真沒見過像你這樣的人，對別國語言這麼熟習，英語卻又這麼蹩腳……連該有標點符號的地方也不標點……如果你的孟加拉文新約也是這樣，恐怕沒有人要讀……。」₆ 富勒耳的質疑絕非言重。克里後來也很難過，因為他有些作品根本沒人看得懂。只是克里並不就此罷休，他不怕挫折，從頭再來，把譯文修改到滿意，到別人看得懂為止。

他們在塞蘭坡也很看重福音工作，宣教工作才展開一年，就有一人信主，叫他們歡欣不已。次年又有數人信主。總括來說，福音工作進展緩慢。到一八一八年，浸禮會在印宣教二十五週年，信主受浸的約有六百人，參加學道班及聚會的，則數以千計。

克里的工作很忙，既要翻譯，又要傳福音，而且還要兼顧別的工作。他的傑出成就，包括了一八一九年創立塞蘭坡學院，訓練當地的傳道人建立教會。學校創辦初期，只有印度學生三十七人，其中過半為基督徒；他的另一項成就是受教外大學聘請，出任教授。克里抵塞蘭坡不多時，就為加爾各答威廉堡大學的東方語言系聘請，擔任教授。一個沒上過學的鞋匠竟能擔此要職，這是他的殊榮。同工們都極力支持，他就應聘上任。這職位的薪俸不錯，有助宣教生涯。另一方面，他們和東印度公司的關係也因此改善許多；而克里本人亦因學生的激發，語言大有進步。

克里工作繁重，難免疏忽管教孩子的責任。而且他的性情隨和，與孩子相處時也是一樣，根本無法肩負起嚴父之責。幾個孩子行為都不太檢點。馬士曼哈拿（Hannah Marshman）這麼寫：「克里心腸軟，看見孩子行為不檢，心裏難過，卻不加管教。」₇ 幸而馬士曼太太挺身代為執法懲戒，窩德又充任父親的職責，克里的孩子才不致於胡作妄為。

一八○七年，德麗斯去世，享年五十一歲。德麗斯逝世，使克里如釋重負，因為德麗斯患精神病，對克里的事奉頗多妨礙。馬士曼說：「克里翻譯時，內心極為苦悶，因為他患精神病的太太就在隔壁。」₈

在塞蘭坡期間，克里與貴婦倫姆爾（Charlotte Rumohr）友情漸漸增長。倫姆爾是丹麥貴族，因為體弱到塞蘭坡休養。初抵塞城的時候，她對信仰抱懷疑態度。但她參加聚會，後來信了主。一八○三年由克里替她施浸。受浸以後，她為宣教事工出錢出力。德麗斯去世才幾個月，克里就宣佈與倫姆爾訂婚，使寧靜的宣教區大為震撼。宣教士們極力反對，聯名寫信制止。但克里早已打定主意。最後同工們只好讓步，由馬士曼主持婚禮。那是五月，德麗斯去世才滿六個月。

克里的這次婚姻維持了十三年，生活幸福愉快，也許這是他頭一次真正戀愛。倫姆爾相當聰敏，有語言天才，對克里的翻譯事奉尤有幫助：她用心照顧克里的孩子，使他們嘗到前所未有的母愛。倫姆爾一八二一年去世，克里為文憶述說：「我們嘗到人間最幸福的婚姻。」兩年以後，克里六十二歲，再續娶第三任太太休絲（Grace Hughes）。休絲是個寡婦，比他年輕十七歲。她雖然不如倫姆爾有學養，克里仍然盛讚，他在病中得她「細心服侍，衣不解帶。」₉

克里在印度事奉四十年，沒有回國。這期間最叫他痛心疾首的事，是他的印刷廠於一八一二年發生大火，將他嘔心瀝血的手稿付諸一炬。大火時克里剛巧不在，可是他們終究要向他報告這個噩訊：他的多種語文對照字典稿、兩本文法書稿，以及幾本聖經全書的譯本，全部付諸一炬。如果克里性情不夠達觀，可能就此一蹶不振。但克里強忍下來，把事情看作神的責罰，從此更盡心竭力重寫。

克里在塞蘭坡工作的頭十五年，是以團隊合作方式為主。除了偶然出現少許問題（如再婚事件），他們生活都很和諧。也許是過於和諧美滿吧，倒使人疑真疑幻，後來竟也無法維持。接下去的十五年在吵吵鬧鬧中度過。新抵塞蘭坡的宣教士不肯跟他們過集體生活，原來合一的氣氛遭受破壞。一位宣教士要有「一幢獨立的房子、馬廄、佣人」。此外還有別的衝突，新宣教士們覺得這些前輩們（特別是馬士曼）專制，不顧他們的喜好和心意，就分配工作和住處。他們感到不被重視。先來的宣教士因為習慣過去的生活方式，也不肯改。假若新宣教士肯用愛心、忍耐，效法前輩的合作精神，彼此間的矛盾便會迎刃而解。可惜他們不但不肯忍耐，反而極力評擊前輩，釀成分裂的局面。新宣教士們另組加爾各答宣教聯會（Calcutta Missionary Union），而且就在附近展開工作。窩德說，這種情況簡直使人「不忍卒睹」₁₀。

當事情鬧上英國總會時，情況更糟。昔日由富勒耳領導的委員會已經不復存在。富勒耳和原來的一位委員已經去世。原來由三人組成的委員會現今人數激增，新委員們只從書信中認識克里。反過來說，新的宣教士是由他們親自差派，如此總會偏向新教士，乃是理所當然。當富勒耳掌舵的時候，他堅守塞蘭坡獨立的原則，理由有二：「一、我們相信他們自治比由我們管理更好。二、他們與總會相距太遠，來不及等我們的決定。」₁₁ 重組後的委員會對上述法則不以為然，委員們認為，舉凡重大的事件，塞蘭坡宣教區都須直接聽令總會。最後，經過多年爭執而徒勞無功，塞蘭坡差會（Serampore Mission）終於一八二六年與浸禮會差會分裂。

分裂的結果，使塞蘭坡差會經濟慘受打擊，雖然他們過去多半自給自足，從英國收到的款項不多；但是時代變遷，他們已在較遠的地方設立了十多個分站，分站的宣教士都需支援。此外，他們還須醫藥費用，塞蘭坡差會難以支持，克里和馬士曼（當時窩德已離世）迫不得已，只有忍氣吞聲，屈服在總會權下，聽憑他們指揮。沒有多久，他們就收到總會寄來的一大筆錢和一封措辭溫和的信，雙方於是漸漸和好。

一八三四年，克里逝世，給印度和歷代的宣教事工留下深遠的影響。他在印度的貢獻有語言學巨著、興建學校、領人歸主。此外，他還致力於廢除殺嬰和焚燒遺孀的邪風陋習；不過，若非必要，他絕不隨便更改印度原有的風俗。這在宣教方法上，可謂開了時代的先河。他十分尊重印度的風俗習慣，不像日後的許多宣教士，硬要引進西方的風俗。克里致力的，是為當地人建立教會，「由當地傳道人」負責，使他們有自己的聖經。克里的影響力遠超印度、英國，直達歐美。無數人因他英勇的腳蹤大得激勵，貢獻之大，遠勝他在印度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