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年，美國向法國購買路易西安那州，又開放西部邊疆供人居住。於是宣教士中出了一批新血，這些男男女女都是些勇於犯難、果斷的人。他們受了第二次大復興運動的洗禮，投身傳福音的事工，但是他們也視傳遞白人文化為己任，因為他們覺得，傳福音和傳遞文化不能分割。這個觀念使白人更明目張膽地侵佔印第安人的土地，嚴重地妨礙了印第安宣教工作。

韋曼和妻子娜士莎是這批人中最典型的例子。他們生於十九世紀初葉，年輕的時候曾受過大復興運動的震盪（娜士莎在紐約，韋曼則在麻省）。娜士莎是法官彭司提反（Stephen Prentiss）的女兒，聰明而有學問。她事業心非常重，辦了一個幼稚園，但心中所牽掛的，卻是宣教工作，特別是西部遠方的印第安人。白撒母耳（Samuel Parker）牧師的宣道呼召，經常耳熟能詳的納斯柏斯（Nez Perce）印第安人呼籲要「生命的書」的故事，終日縈繞在她腦際。

白牧師經常在東部各地遊行講道，為美國公理會國外佈道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籌款，招募宣教士，該會是公理會的宣道部，很積極傳福音給印第安人。當時他們非常需要志願軍，可惜他們不接受單身女子做宣教士。

韋曼對宣教的負擔也由來已久。他主日學老師的兒子當年曾與四人創立「草堆禱告會」（Haystack Prayer Meeting），另有一兒子去夏威夷當宣教師。韋曼曾夢想去神學院深造，然後全職事奉，但神學院的費用昂費，談何容易！讀醫反而較切合實際，所以二十一歲那年，他便跟一位醫生學習。以後幾年，他一邊教書，一邊受正式醫學教育。

和娜士莎一樣，他對印第安人宣教工作的負擔是受白牧師的影響。他曾以「不受纏累」的單身男子身分，向公理會申請作宣教師，但他沒有否定結婚的可能。後來他從友人那裏聽聞一位名叫娜士莎的女子很想當宣教師，但苦於沒有伴侶，不合條件。

於是韋曼抱著或許會與她結婚的念頭上門造訪，與娜士莎談論印第安宣教工作。那時他正計劃往西部探險，假如他發覺西部生活適合女性，便回來迎娶娜士莎，但他沒有許下諾言。他們之間沒有戀愛，也沒有訂約，不過把事情安排而已。

他們分手後，三十二歲的韋曼便隨同白牧師出發，往密蘇里州，隨美國皮革公司探險隊西征，時為一八三五年春。韋氏的目的地是俄利崗州，但卻始終達不到該地。八月下旬他們剛過了洛磯山分水嶺，他便跟一些皮革商人的篷車隊折回。他去了不過數月便突然折返，公理會當然不太高興，但娜士莎卻芳心暗喜。他倆終於在一八三六年二月成親。婚後第二天他們便起程赴密蘇里州，希望在春季趕上前往俄州的旅行隊。

那年春天參加旅行隊，前往俄州的公理會宣教士，除了韋曼夫婦外，還有史亨利夫婦（Henry and Eliza Spaulding）。史氏曾受很好的教牧訓練，可惜他的個性不適合俄州之行的團隊精神。另外，他跟娜士莎原是舊相識，且曾因求婚不遂而懷恨在心，日後仍不能釋懷。現在他們碰在一起，本來就不大理想，但因俄州的呼喚力量甚大，不得不擱置個人問題。

路上的艱辛、疾病、以及個性的不合，增添了這次越州旅途的艱難，但偶爾的情趣仍是有的。大約一百年前，畢大衛曾把這恐怖的曠野形容得一文不值，娜士莎卻陶醉在其中。她在日記中刻劃神所創造的宇宙如何美麗得令人窒息，加上當時她正沉醉在愛河中，更是心花怒放。在愛康（Elkhorn）和盧帕（Loup）兩地之間，某一個晚上，她發現自己有了身孕。

經過了二千哩筋疲力竭的路程，目的地已經在望，可是他們已經家貧如洗。一路上他們為了減輕負擔，不得已丟掉一些珍貴的東西。娜士莎婉惜地說：「我們一邊走一邊把東西扔掉。」又說：「早知如此，當初甚麼也不帶，現在便不會有所損失了。」₁ 對同工的感覺也是一樣。韋曼夫婦一抵達俄利崗，便決心和史亨利夫婦分道揚鑣，五個月來他們共坐一車，同睡一篷，關係已惡化，實在不能再熬下去。近代史家多把過失推在史亨利身上，說他嫉妒韋曼，事實證明韋曼也不易相處。

即然印第安人的呼聲從各方而來，分頭工作也是好的。韋曼選了青蔥山谷的衛里培（Waiilatpu），史氏夫婦則留在光禿乾旱的山地。史亨利眼紅韋曼選了一塊好地，殊不知他那地實際上較為有利。原來他工作的對象是納斯柏斯族，他們熱情地接待他，極願意學習神的事。而韋曼要傳福音的對象是該亞士（Cayuse）族，此族只有數百人，生性凶殘，對白人懷有敵意。

剛到俄利崗的幾個月，他們不大有時間傳福音。更令人失望的是白牧師不但沒有恭候光臨，也沒留個字條勉勵和指示，反而坐了船回東部去。他們只有自力更生，摸索前進。由於他們各在一方，所以費了不少時間建造屋宇，預備冬天來臨。

韋曼建了一個簡陋的單坡房子，房頂是用泥漿和樹枝做成的，窗和門則用毛氈蓋著。十二月十日，他們遷入新居，娜士莎立刻動手佈置房子。那年冬天，衛里培非常荒涼僻靜，但春天降臨帶來新的希望。一八三七年三月十四日，娜士莎二十九歲生日前夕，他們的女兒愛麗絲誕生了。

他們在俄利崗的第一個夏天，差不多都在蓋房子、築圍牆、耕種、收割，有時也幫當地人看病、學習語言、傳福音，可惜都做得不多。與那些過著簡樸生活，隨印第安人到處流動的天主教宣教士比較，基督教宣教士顯然太被世務纏身了。他們汲汲營營，忙於建宅和開墾龐大的農場，工作的繁重，有時實在感到無法應付。

韋曼夫婦感到極需更多的同工和物質供應，於是寫了一封長信給差會，把他們內心的挫折感全部傾訴出來，但信還未抵達目的地，新同工已經來了；一八三八年秋，三對新宣教士加入，卻引起更多的糾紛。有一位傳記家寫道：「他們來是為了打氣加油，結果反成火上添油。」他們的計劃會議沒有同心的禱告和甘美的交通，卻充滿了爭執和怨恨。其中一位妻子這樣形容：「大家愈鬧愈糟糕……我真想一走了之；見到我們之間這情形，真夠叫人心煩……。」₂

他們也有合一的時候，可惜有時要付出慘痛的代價。一八三九年夏天所發生的事便是一個例子：韋曼夫婦面臨一件傷心欲絕的打擊，同情和憂傷撫平了同工之間的傷痕。那是六月仲夏一個主日的下午，大家經過一週繁重的勞動，準備好好休息一下。韋曼和娜士莎正全神貫注在看書，小愛麗絲在一旁玩耍——至少他們以為她在玩，突然間發覺她不見了。可惜為時已晚，這位可愛的二歲小孩已走出屋外，到處亂闖，發現時已掉在附近一條小河裏淹死了。

史亨利夫婦聞訊，立刻趕來參加俄利崗宣教士的第一宗喪禮，慰問死者家人。事發一年後，娜士莎收到東部寄來的一個包裹，裏面有小孩穿的鞋子和衣服，原來是她以前寫信請母親寄來的。稍為懦弱的女人都會不堪如此打擊，但娜士莎信心堅定，屹立不搖，她願意接受神所安排的旨意。每次踏出家門時，她都望見遠處山上的小墳，她深信她心愛的女兒已平安在主懷中：「我很少神遊到那邊找她。」₃

時光不留情，在衛里培有很多工作等著要做，不容許憂傷妨礙進展。韋曼夫婦除了醫務外，還要務農，他們的農產品很豐富。不到六年工夫，他們的「農場」有一間龐大用石灰水粉飾過的泥磚房子、一間招待所、一間磨坊、一間鐵廠，四面圍繞著阡陌縱橫的田間。

韋曼醫生不是唯一受過這塊肥沃土地「引誘」的基督教宣教士。李傑遜（Jason Lee），一位衛理公會的宣教士也一樣經不起物質的引誘，花了很多時間在政治、移民工作及開發土地上。這些事顯然沒有得到衛理公會差會的許可，他們斥責他不該在屬世事務上花費這麼多的心思。

韋氏對「物質」的追求沒有那麼狂熱，但後果卻更糟糕。衛里培已成為新宣教士和新移民的接待站，此外又有一所學校，供印第安人和白人小孩上學，因此韋氏必須解決許多衣食住行的問題。漸漸的衛里培不再像一個宣教士住宅區，反而比較像一所新移民的客棧。另一方面韋氏又開始向路經此地的移民推銷他的產品，漸漸流言四播，說他收費太貴，伺機發橫財（其實那時無論是誰賣東西給移民，都會被指控太貴）。

謠言傳到差會，他們指責韋氏把宣教工場弄得太過世俗化。但他們的信很久才寄到，並且他們對韋氏工作環境的真實情況所知甚少。從該亞士印第安人那邊來的困難才真正厲害，這些人是韋氏夫婦長途跋涉來服事的對象。他們牧養、醫治他們，不收分毫，但印第安人還是嫉妒他的生活這麼豐富，引來這麼多白人移民。該亞士的印第安人與韋氏因此產生磨擦，但韋氏始終不肯向他們低頭。

史亨利的情況不同，他沒有這麼多時間追求屬世的富足，因為宣教工作已使他忙不過來。他在納斯柏斯族中建了一座禮拜堂，他太太伊利莎辦了一所小學，製作一些用手著色的課本，又用該族的語言翻譯了一些聖詩。她發揮了藝術家的天分，畫了一些色彩很鮮艷的大掛圖來解釋聖經的真理，因她曾聽過邦察神甫（Father Francis Blanchet）有一幅講解聖經歷史的圖畫，就是著名的「天主教階梯」，非常引人入勝，印第安人非常喜歡。史氏夫婦同樣也遇到阻力，但是透過宣教工作，他們在拯救靈魂的事業上，的確有很大的成就。

一八四四年，韋氏夫婦在俄利崗還不足八年，宣教工作實際上已成明日黃花。娜士莎早已失去當初對印第安人宣教的熱誠與壯志，常鬧情緒，極度不快樂。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安排移民住宿，為他們預備伙食。另外照料一個領養的家庭，這家庭姓謝，有七個小孩，他們的父母從東部越州過來時相繼死亡。

韋曼為了白人移民的需要，也是忙得不可開交。他雖然繼續替印第安人醫病，但他們對屬靈的事情，冷漠得令他很灰心。此外，他和歷史上許多宣教士一樣，不能把救恩與文化分開。他認為印第安人若想拒絕白人的文化（例如工作的原則），又怎能得救呢？

衛里培和韋曼的末日漸漸逼近。韋曼雖然多次接到警告，卻從沒認真面對該亞士奸狡的民族性。那時該亞士族正值瘟疫流行，八個星期內這個不滿四百人的部落死了差不多一半人。韋氏雖然出力救助，情形繼續惡化。印第安人起了疑心，以為他故意用藥毒死他們的同胞。

衛里培的末日突然降臨，那是在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一個陰沉的下午。兩個印第安人，有一位是來報血仇的，突然出現在差會（Mission）的門口，門外尚有其他的人等候發動。在完全沒有警告之下，一場大屠殺展開了。當時沒有群眾動亂，只有一班野性待發的印第安人，他們出奇不意的猛然襲擊這個毫無防備的宣教士住所。

當時房子裏住了七十二人，其中十多位是男丁。兇手都是韋氏平日認識的，他們把衣服裏藏著的斧子抽出來，見人就殺。首當其衝的是韋曼醫生。這次大屠殺共死了十四人，除娜士莎外，其餘女人和小孩都倖免於難，只被抓了去，度過五週恐怖的非人生活，才被放出來。

大屠殺的消息很快傳遍各地，美國立刻派出軍隊鎮壓，內陸所有宣教士被迫全部離境。一八五○年春，五個殺人犯上法庭受審，終被判死刑。六月三日那天，俄利崗萬人空巷，出來觀看絞刑。

當時史亨利也接到出境命令。二十四年後，即一八七一年，他獨自返回立韋（Lapwai），那時妻子伊利莎已死了多年。在納斯伯斯和斯坡堪（Spokane）的印第安人有大復興，史氏說他曾為一千多人施洗（有些同工疑心他為一些印第安人施洗兩次，虛報數目）。三年後，史氏在他所愛的印第安人中息勞歸主，結束了基督教在俄利崗一段艱辛混亂的宣教事業。

立韋的工作，由麥琦和麥素（Kata and Sue McBeth）兩位單身姊妹繼續。不久，一間訓練印第安人牧師的學校誕生了，自此以後，納斯伯斯比其他印第安部落更熱心傳福音給尚未得救的同胞。

隨著十九世紀過去，印第安人宣教工作也漸漸式微。宣教重點逐漸轉移到海外，因為遠隔重洋對美國社會的進展絕無阻礙。後世許多學者都同意，總體來說，印第安的宣教工作並不成功。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兩個文化為了土地權劇烈爭執，或者同樣重要的，是美國白人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印第安民族低劣，其文化不足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