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 岑 多 夫 伯 爵
(Count Nic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親岑多夫伯爵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宣教策略家之一,這位在德國出生的貴族,是十八世紀基督教宣教工作最出力的人。他對早期基督教的貢獻是多面的,可以媲美甚至超過同時代的朋友——衛斯理(約翰)和懷特腓(John Wesley and George Whitefield)。他策動普世宣教,創立莫拉維教會,又編寫幾十首聖詩。但最重要的是他推動了普世宣教的運動,為克里威廉(William Carey)和繼之而來的「宣教世紀」打開一條出路。

親岑多夫在一七○○年生於富有的貴族之家,父親去世後,母親改嫁他人,從此親岑多夫便由祖母和姨媽養育。她們對福音派敬虔主義一片熱誠,影響他從小熱衷於屬靈的事,而他所受的教育也加強了這方面的傾向。他十歲進哈勒,在偉大教師佛朗開(August Francke)門下受教。佛朗開是路德會敬虔派之鼻祖。

親岑多夫在學校與一群殷勤向學的同學組織了「芥菜種修道會」,那是一個立志要「博愛全人類和廣傳福音」的同學會。離開哈勒後,他轉到威丁堡(Wittenberg)大學攻讀法律,預備畢業後為國家服務,這是當時貴族社會所能接納的唯一道路。但親氏不滿意這個選擇,他渴望投入全職事奉,可是要叛逆家庭的傳統是不可思議的事。這個問題一直縈繞他腦際,直到一七一九年到歐洲旅行,有一件事扭轉了他整個人生的方向。

有一天他去參觀一個畫廊,看到一幅名畫(多明尼高.法迪的Ecce Homo),描寫耶穌基督戴荊棘冠冕的情景,畫的下面刻著一些字:「我為你忍受這一切,你為我做了甚麼?」1 從那刻開始,親岑多夫知道自己再不能以貴族生活為滿足。無論代價多麼重大,救主既然為他受盡苦楚,他決心奉獻全身事奉祂。

一七二二年他終於有個機會參加一項非常有意義的事奉。當時有一群因信仰受迫害的基督徒請求在他別特斯多(Berthelsdorf)的村莊躲避風頭,該村莊後來改名為赫仁護特(Herrnhut),意即主護城。親氏不理家族反對,大開中門,歡迎這些逃亡者,這事為莫拉維弟兄會運動的一個轉捩點。

伯爵慷慨大義的風聲漸漸傳開,主護城的人口也日益增多,宗教逃亡者紛紛來投靠他,房子與商店一棟棟的建立起來,人口多了,問題也跟著湧現。居民因宗教背景不同發生糾紛,甚至有一次差點把主護城毀滅了。

到了一七二七年,距第一批難民來村莊五年以後,事情終於峰迴路轉,那一年很多人靈性得到更新。在八月十三日的聖餐聚會裏面,聖靈的工作達到高峰,大復興終於來臨。對當事人來說,那一天聖靈降臨主護城,帶來屬靈新氣象,而且挑起大眾對宣道的熱誠,成為莫拉維弟兄會運動最主要的特徵,他們不再為教義的小分歧而爭執不下,代之而起的是一股強烈的合一精神,大家專心仰望神。一週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輪流禱告。這個禱告、守望的運動後來持續了一百年,沒有中斷。

起初數年,親氏沒有直接參與海外宣教。後來有一次他參加丹麥國王克理斯欽六世(ChristianⅥ)加冕大典。有人介紹他認識兩位格陵蘭人(原來是艾格得帶領信主的),和一位由西印度群島來的黑奴,他們迫切請求他派宣教士到他們當中傳福音,他很受感動,邀請他們到主護城參觀。後來這個呼召在他內心催逼甚緊,不到一年,他差派了二位宣教士去維爾京群島。以後二十年間,莫拉維弟兄會所差出去的宣教士,竟超過所有基督教會在二百年間所差出的數目。

親岑多夫雖以宣教領袖見稱,事實上他也曾親身參予海外宣教工作。在第一批宣教士去了加勒比人中工作數年後,一七三八年他親自出發,陪同三位新宣教士加入該處宣教陣容。到了目的地,他們發現該地的同工竟被下在監裏。驚訝憤怒之餘,親氏立刻憑藉他的名聲和地位,要求當局放人。這事以後他又為當地黑奴天天舉行聚會,為宣教士修訂組織及工作藍圖,為該地宣教工作打好根基,待一切辦妥後才返回歐洲。

兩年後,他再度整裝向美洲殖民地出發,他與該處宣教士一同胼手胝足,在印第安人中工作。他嘗試把莫拉維弟兄會與路得會聯合起來,卻不成功。路得會的信徒不接受他大公化的觀點,而印第安人顯然也不願意受他的影響。

親氏雖已捨棄貴族的生活,實際上卻一直不能勝過他那高傲自負的性格,要他降卑自己,與一般宣教士同等待遇非常困難。他公開看輕宣教士穴居野處的生活,和單調乏味的工作。他總覺得印第安人是不開化又野蠻的民族。他非常討厭他們攪擾他私生活的寧靜,但是很奇怪,雖然他的人際關係不好,他的宣道熱情卻絲毫不減。離開美洲以後,他又選派了二十位宣教士到印第安人中工作。

三十三年之久,親岑多夫親自監督一個全球性的宣教組織,他也是眾望所歸的領袖。他所採用的方法既簡單又實際,並且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所任用的宣教士都是平信徒,他們受訓練,不是要作神學家,乃是要作佈道家。這些自給自足的平信徒被差派與他們傳福音的對象一同工作,不但用口傳,也藉著生活的見證傳福音,不以優越的姿態出現,乃以同仁之心相待。他們專心致力傳福音工作,對於政治、經濟不聞不問。他們傳揚基督的愛——一個非常簡單的福音信息。對方若未信主,他們會儘量避免涉及教義理論的問題;即使信了主,他們還是注重感情化的神秘主義多過神學教導。

莫拉維宣教士最主要的特徵是一片丹心,把事奉放在一切之先,甚至妻兒家庭也可為基督的緣故而撇下。他們鼓勵年輕男子守獨身,要結婚的人,其配偶也是由抽籤而得。

最能表現這種心無旁騖精神的,是親岑多夫自己,他常常撇下妻兒,單槍匹馬到歐洲及世界各地視察。後來被國家放逐海外十年之久,更使他的家庭生活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他的妻子伊曼(Erdmuth)很能幹,他不在的時候,她把生意及法律上的問題管理得井井有條,但她處理婚姻生活卻沒有那麼成功。他們夫婦的關係到最後十五年只是有名無實,其冷漠程度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來。雖然如此,伊曼死的時候,親岑多夫非常傷心難過,根據替他寫傳的尹力(John Weinlick)這樣說:「……伯爵傷痛之餘猶有悔恨,他自覺對不起伊曼,長時間的分離雖不致使他對她不忠,但他對她的確太不用心了。他忘了她是一個女人,也是人妻人母。」2

親岑多夫為他妻子哀悼了一年以後,便再續弦。新婚妻子是一位農家婦女尼慈曼(Anna Nitchmann)。多年來她與其他一些人,常伴著親氏到各處奔走,他們秘密結婚一年後才公佈,原因是親氏恐怕家人議論紛紛評擊他與一個地位遠遜於他的人結婚。尼慈曼雖然出身微賤,卻是一位非常熱心愛主的姊妹,她對親氏的思想方向,有很大的影響,尤其在宣教的主觀經歷方面,帶給莫拉維弟兄會許多嚴重的問題。

在伯爵領導之下,該教會很強調基督之死,原來他小的時候,曾默想主受苦和釘死的情景。他清楚蒙召也是因為看了一幅描寫基督受苦的圖畫。起初他只是重視這方面的領受,但後來越來越著迷,終演變為一種使人毛骨悚然的表現,而整個教會也捲入極端的神秘主義中。

莫拉維的弟兄及姊妹常刻畫基督死的情景,故意貶低自己的價值,尼慈曼在一封公開信中曾這樣寫道(那時她還沒有與伯爵結婚):「我好像一隻可憐的小蟲,多麼希望能躲在祂的傷口裏面。」親岑多夫提到弟兄們也形容他們是「恩典海洋中的小血蟲」。後來他們還成立一個「小笨子修會」。伯爵鼓勵會友們學習小孩子的言行舉動,把自己看成是「在血河裏游泳的小魚」或「吸吮基督傷口的小蜜蜂。」3

有些人可能覺得他們不過偏離福音派的傳統,行徑特異而已,其實影響比這更深遠,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宣教工作。莫拉維弟兄們愈是認同基督肉身所受的苦,愈多內省愈神秘,他們就愈不關心別人的需要,尤其是普世傳福音的工作。他們把這種感官上的神秘經驗看為最高的屬靈境界,而忽略了信仰實際生活的一面。那些積極投入普世宣教的宣教士們都被蔑視,因為他們還未達到屬靈的頂峰,結果宣教工作大受挫折。

這種趨向差點把莫拉維這個偉大的宣教運動拖垮,幸好伯爵懸崖勒馬,甦醒過來,他公開承認教會已「大大的墮落,而他自己可能導致這種情況。」親氏終於結束這段「短而可怕」4 的日子,重新帶領他的群眾步入正軌。從這件事更可看見這位偉人的風範。

親岑多夫對宣教最明顯的貢獻是他激勵了許多男女為福音緣故撇下所有,他們的動力是基督為世人捨己的愛,他們往地極所要傳的就是這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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