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丶犯错丶成功丶失败丶看似很有异象，却又似乎喧闹丶矛盾的“饱和布道”（saturation evangelism），已成为二十世纪最具远见的宣教战略。施德立陈的深化布道（Evangelism-in-Depth），正如书的题目，简直是“革命布道”。他於一九六五年去世，但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仍引起广泛的争论。许多信徒信守不渝。然而，他的基本前提：“任何运动之进展，与其能否动员整个会众不断的传道成正比”，并不新颖。₁ 也有人用过这个理论，但没有人将此理论发展为这麽清楚明白和周详的宣道策略。施德立陈能做到这点，因是他曾目睹自己父亲布道的弱点，因而加以纠正。

施氏是拉丁美洲传道会（Latin American Evangelization），原称拉丁美洲福音化运动（Latin American Evangelization Campaign）创办人夏利和苏珊（Harry & Susan Strachan）的儿子，童年时长於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他母亲负责拉丁美洲传道会总部的工作，父亲则四出布道。“夏利是个天才布道家，从不言倦，就像小说中的唐吉诃德，不停地在拉丁美洲各处布道，在拉丁美洲所有大城市组织丶策划及推行布道运动。他既是先锋部队，又是跟进人员，身兼数职，集策划丶主礼丶领诗丶布道等职於一身。”₂ 不过，他个人的工作热忱固然叫人赞赏，但却没法激起别人布道的热诚。所以当他的身体健康较差时，传道会的工作便走下坡。

施德立陈似乎绝无可能成为其父的接班人。他在惠敦大学（Wheaton College）就读时，绰号叫“小个子”，看来绝对没有条件成为一个前途光明的宣教家，他“没有其父那种站在讲坛上摄人的风采丶响亮的歌声丶天生的权威及那传道人和宣教士的能力。无怪乎在他一生的传道事业中，他都为这方面的自卑感而觉得困扰不堪。”₃

施氏青年时代不断在属灵的战争中挣扎。他念大学时，曾坦白地向母亲倾诉：“妈，我的近况欠佳。本来不想告诉您的，但我知道，您宁愿我亲口告诉您，也不愿从别处听到……我努力想与神相交……我挣扎了好几天……，结果我失败了……，若我是在属灵方面倒退，那还好，但我却是失却勇气了，我没有斗志，也不能自我控制。我没有做我知道应做的事，结果，我不但在基督徒生命上失败，而且比最世俗的人还不如……当我想起我应做却没做的事时，我实在惭愧得无地自容，然而，我却没有力量回转，又或许我还未到那有力回转的地步。”₄

一九四五年，夏利辞世，施德立陈马上要接下一个他不想做的领导位子，要做许多决定。父子之间的不同越来越明显。施氏看见宣传及推广工作就感觉厌烦。他尽力继承父志，以传福音为重，但他毕竟并非第一流的布道人才，“别人都觉得轻松平常”的事，他往往感到“不协调，矛盾，甚至虚伪”。另一困扰他的是他被迫处於两难之间，在“基要派及包涵派（Inclusivists）之间，他们的纷争，使讲求和谐合作的他深感厌恶。”₅

在传道会的职位是与母亲同当主任，他一直在这岗位事奉，直至一九五○年母亲去世为止。然後他做了拉丁美洲传道会的主任，领袖的才华逐渐显露出来。传道会扩展其广播丶出版丶教育及医疗服务。一九六○年，宣教士人数增至一百四十四人，比十年前他母亲去世时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二。

北美洲会员的人数增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布道事工拉丁美洲化。施氏多年来一直关心“种族问题”（本质上不应分白人黑人，虽然他也许是NAACP会员中的唯一宣教领袖）。他母亲不聘请拉丁美洲人做同工，他曾为此事与她争论。他当上主任之後，积极聘请拉丁美洲人与北美人同工。他明白若不让拉丁美洲人担任要职，他们将会失去一些很有恩赐的人同工。

把传道会“拉丁化”并不单是招揽更多拉丁会员，给他们做领袖的机会而已，而是把传道会的政策配合拉丁文化及思想。举例说，两族通婚一事便是个头痛的问题。大部分北美洲宣教士都反对此种婚姻。这种态度，拉丁人视为民族优越感。施氏对此事的态度非常果断，坚持要“把这些阻挠圆满团契生活的障碍根除”。₆ 为了使更多拉丁人加入传道会，他还把西班牙文列为机构的官方语言。

与拉丁美洲人合作，比与北美洲宣教士同胞合作来得容易，工作也更为顺利。施氏渴望与其他宣教士合作，即使不是基要阵营也无所谓。然而，他很快便发觉，选择会使祖国热心信徒的奉献剧减。在这两难之间，他挣扎了好几年，终於体会圣经并无教导基要派所主张的分离主义。於是，拉丁美洲传道会便在布道上，更与人合作。为了使布道工作更开放，他和传道会失去了多年好友的支持，其中包括中美洲差会（Central America Mission）。中美洲差会的领导人“不满施德立陈及拉丁美洲传道会对合一运动的开放态度。中美洲差会认为他变节叛教，投向合一运动及罗马天主教的怀抱。”₇

施氏传道初期，曾与普世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有关机构划清界线，“因为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信仰是新派，不以圣经做团契的基础，不符合圣经，把教会权力中央化，对基督教会以外的工作更热心，以及又公开地与天主教亲热，无形中否定了基督教改革运动。”₈

然而，到了一九六○年，他对普世基督教协会及天主教的态度逐渐软化，并相信威胁拉丁美洲最大的乃是共产主义，要与邪恶的共产主义搏斗，基督徒必须互相合作。这种与传统福音派彻底不同的思想，首先在一九六一年的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会议中发表。施氏在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罗马正在改变”，及“我们也许站在罗马的一边，对抗共产主义。”₉ 虽然他後来加以解释为何他对天主教的转变表示乐观，无疑已制造了一次骚动，令他与其他保守派福音差会及支持他的教会隔阂加大。

大部分福音派信徒根本不肯承认，拉丁美洲因受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及梵谛冈第二次会议影响，已趋向好转，“这伸出来的友谊之手……忽然叫人感到混乱及困惑。天主教徒一手持圣经，一手伸出表示友善，都叫我们惊愕。我们的仇敌忽然放下武器谈和，这会是个诡计吗？顽梗不变的罗马真的会改变吗？这是个攻其不备的阴谋吗？还是圣灵的工作，使这古老教廷的发霉走廊及腐烂的深处转换更新？”₁₀ 只是施氏没有机会带领传道会，驶过这宗教僵局趋於缓和的新时代。拉丁美洲传道会在他人的领导下，继续对天主教维持开放态度，因此更进一步地孤立自己，与其他福音派教会越来越疏远。

施氏对天主教态度软化，引来议论纷纷。但对一些人来说，他与五旬节教会的友谊合作，也一样不为人接受。施氏的观点是：“友谊合作”比严格分离，对传道会及福音工作更有益。这种态度，弥漫整个福音深化运动和拉丁美洲传道会的事工。

一九五八年，葛培理到加勒比海布道後，拉丁美洲福音传道会的事工达到了高峰，他们十分兴奋。施氏及传道会居功至伟。不过，施氏深知，此事虽然看似轰动，却不是把福音传遍整个拉丁美洲的方法，有一段时间，他“相信神把传福音的责任，交给教会，而不是交给布道家。”₁₁ 他的前提是：这是他在观察及研究共产党丶耶和华见证会，及五旬节会之後所得的结论。

施氏头一个福音深化实验，为期七个月，在尼加拉瓜（Nicaragua）举行，先是给有心的基督徒同工举行退修会。继这个为期四日的研经营後，与会者便散布全国，在当地教会成立见证队展开探访。接着而来的，是地区性布道运动。然後高潮是在曼纳瓜（Managua）展开全国性的运动。跟进工作十分重要，新信徒在当地教会受造就，由较成熟的基督徒负责督导。“从传统运动的基础来看……，这计划无疑极为成功。”₁₂ 这诚然是全国性的运动，结果共有二千五百人信主。

许多人认为，尼加拉瓜的新布道法令人十分鼓舞。格拉斯沙（Arthur Glasser）写道：“这事适用於全世界……今天在尼加拉瓜，我们亲眼目睹这回应‘人口爆炸’的布道法。我们常听人说‘人口爆炸’，却不见有甚麽行动！如今这设计周详的计划，正适合时代需要……我们看见，当全国的基督徒一起努力合作时，会有甚麽成绩。”₁₃

赞叹之声虽然不绝，施氏对尼加拉瓜布道计划仍未完全满意。因为承担这个为期颇长的运动虽是本国人，发起运动的却是外人，“教会的态度及工作，不能真正说得上是富有革命精神。”₁₄

第二次福音深化实验是在哥斯达黎加举行。正如在尼加拉瓜一样，有许多哥斯达黎加人信主，但对当地教会深远而明确的影响，却比预期中弱。而且在这为期五个月的运动结束後，当地的委员会更欠下巨债。

哥斯达黎加运动使人身心俱疲，成绩却不惊人，施氏灵性及情绪都十分低落，很怀疑传道会应否继续推行业已计划好的瓜地马拉（Guatemala）福音深化运动。传道会经济十分拮据，前途暗淡。後来，一九六一年九月，在新泽西州锡克林（Keswick Grove）的会议中，情况却忽然扭转。正如施氏後来追忆道：“在那一刹那间，在疑惑的深潭中，神对一颗伟大的心说话。他们把一张写在废纸上的期票放在神的面前，忽然我们都不再抑郁了，去到神所预备，满有确据的完美港口。”₁₅

瓜地马拉的布道工作如期进行，结果“不但比以往的运动更艰巨，而且更‘深入’”。一年的密集布道结束後，“收获才开始”，据罗伯地顿（Dayton Roberts）说：“结论无可否定，一九六二年间，瓜地马拉所受的灵性震撼，是前所未有的。”₁₆

瓜地马拉布道，是施氏所积极参与的最後一个福音深化运动。他的健康日渐走下坡。一九六三年，医生诊断他患了“克治近”病（Hodgkin’s Disease）——情况不断恶化，终於在一九六五年辞世。然而，他藉福音深化运动所拟定的原则却没有随他而逝。在拉丁美洲，他的同工继续他的工作。九年间把福音传遍了八个国家，有超过十万人信主。当成功的消息传开以後，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及教会领袖都开始注意这事，纷纷邀请他们到各处推行福音深化运动。甚至远方的香港及日本也向他们招手。拉丁美洲传道会遂有机会训练人推行实际的布道工作。

西印第安传道会（West Indies Mission）是推行福音深化运动的团体之一。该传道会的工场干事汤逊雅伦（Allen Thompson）论到令人难忘的成绩，说：“一九三九年，西印第安传道会开始在多明尼加共和国（Dominican Republic）工作。此地简直是福音不能渗透的地方。经过了二十七年艰苦带泪的撒种，才有十五人加入教会，约九百人相信耶稣。但一年的布道工作下来，叫他们欢呼收割，西印第安传道会建立了两所教会丶八个布道据点，并得了七百名新信徒。”₁₇

福音深化运动年来改变了不少。但动员平信徒及基督徒同工的基本原则始终不变。自施氏逝世後，拉丁美洲传道会一直向前。正如以前一样，今天的拉丁美洲传道会对他们与国家教会的关系见解先进。传道会“不用常见的方法处理差会和地方教会的关系，他们不在同一工场上两个机构平衡而又独立。他们却大胆地领导拉丁美洲的教会。”₁₈ 有些北美人会难以适应这种政策，但这正代表了施氏高瞻远瞩的布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