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学生志愿军都是有识之士，十九世纪末期，他们怀着满腔热诚，分散到世界各地去。这满腔热诚是他们的特色，且成为一种特质，发起向回教世界宣教的努力。

第一次大举向回教徒宣教的工作，始於十三世纪的卢勒（Raymond Lull）。据尼尔（Stephen Neill）说，往後数世纪，跟成果较好的工场比较，回教国家被基督教差会忽视。这情形在十九世纪後期发生变化，这段时期的标语是“耶稣基督的信仰与穆罕默德的信仰真正接触”₁。英国圣公会一八六○年代开始涉足这工场，其他宗派缓缓跟进。但统筹向回教徒宣教的工作丶唤起世人关心他们，以及其对耶稣基督的需要，皆由斯韦曼这位学生志愿军发动。他没有宗派的支持。很多其他学生志愿军，如加德纳（W. H. Temple Gaidner），哈里森医生（Dr. Paul Harrison），博顿威廉（William Borden）等，都奉献一生，投身於这最困难而又没有报酬的宣教事工。

斯韦曼是“回教徒的使徒”。一八六七年他生於密歇根荷轮（Holland）附近，家中有兄弟姊妹十五人，他排行十三。父亲是改革宗（Reformed Church）牧师，因此当他长大後，晋身基督教事工，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他有五位兄弟健在，其中四人奉献传道。他的姊妹内莉（Nelie Zwemer）到中国做了四十年宣教士。斯韦曼在希望学院（Hope College）进修时，感到海外宣教的迫切性。念四年级时，他听了惠特（热心宣教，曾激励穆特和黑门山百子）有力的讲道後，与五位同班同学，志愿投身海外宣教事工。

神学和医学受训完毕後，斯韦曼和一位神学同学坎天（James Cantine）向改革宗差会自荐，表示乐意到阿拉伯世界服务，但是不获接纳，因为那时大家认为这样子的宣教“不切实际”。他们二人满腔热诚，毫不气馁，自己动手组织美阿差会（American Arabian Mission），徵募经费。斯韦曼走了约四千哩路，“俄亥俄（Ohio）以西我们宗派的教会，几乎每间都拜访过”。坎天则走遍东部。他们筹款的方式独特，不是为个人筹款，而是“斯韦曼……为坎天筹，坎天为斯韦曼筹……”。斯韦曼说，“最大的难处是牧师漠不关心”，不过还有别的麻烦：“前星期日下午，我讲宣教信息——他们不准我挂图表，说那日是主日！可是聚会完毕後，他们同一班人又为其青年人开歌唱班——看，人是多麽矛盾——但靠神帮助，我没有图表仍能演讲。”₂

一八八九年，坎天到处巡回的任务完毕，便乘船往阿拉伯。翌年，即一八九○年，斯曼韦跟着前往。二人的决心和奉献并非没有受到他们教会的注意，因为一八九四年，他们的差会应邀加入美国改革宗。最初数年，他在波斯湾地区的工作进展缓慢，并且遇到反对，但他仍不灰心，事後证实他所料不差。初时他和坎天跟一对圣公会宣教士夫妇一起住，但後来这对夫妇迁离，他们便自己住，有一位初信的叙利亚青年和他们一起工作。坎天抵达後不到六个月，便英年早逝，对工作造成沉痛的打击。

斯韦曼单身宣教五年，过了五年孤单的生活，一八九五年与韦克丝（Amy Wilkes）相恋。韦克丝是位宣教护士，来自英国，受圣公会英行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Anglican Church）支持。斯韦曼的婚事和布道工作一样，障碍重重。英行会“严格限制年轻女宣教士交友”，斯韦曼避开这规则已够难了，对一个穷宣教士尤然。替斯韦曼写传的作者说：“真的，英行会决不会轻易将奖品送出。按大多数差会的做法，若新人未能在工场做上一段时间，便须退还部分旅费。他们必须遵照规矩而行，於是……斯韦曼便用道地的东方方式，将太太买过来。”₃

斯韦曼夫妇一八九七年乘船返美度假，假期完毕後返回波斯湾，在巴林岛（Bahrein）的回教徒中工作。他们派发刊物，到人来人往的通衢大道和家中布道，但反应不佳。居住环境更不利工作；那时还没有空调设备，热得难以忍受——“走廊最凉之处都高达华氏一○七度”。个人悲惨的遭遇亦打击工作。一九○四年七月，斯韦曼夫妇两名小女儿，一个四岁，一个七岁，在八天之内相继死亡。虽然经历了痛苦和困难，斯韦曼仍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五十年後回顾这段时期，他仍能说“那时的喜乐再次涌上心头，若要我从头再做，我也乐意……。”₄

一九○五年，斯韦曼的阿拉伯差会建立了四个站。数目不多，但初信者却显出无比的勇气，敢表明信仰。同年，斯韦曼夫妇返回美国，结束了他们对回教徒的开荒工作。回到美国後，斯韦曼代表向回教徒工作的差会巡回发表演说。他筹募基金不遗馀力。他不用戴德生那套哲学，将财政的需要公开，让人知道。其後，他於一九○六年出任在开罗召开的第一届向回教徒宣教大会的主席。

在美国期间，斯韦曼接受一个紧急邀请，出任学生志愿运动的巡回秘书，这职位很适合他。同时他又出任改革宗海外宣教会（Reformed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的工场干事，时间全用於旅行和演说，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很多学生响应往海外宣教的呼召。虽然如此，斯韦曼十分渴望返回阿拉伯。一九一○年，他出席了着名的爱丁堡宣教大会（Edinburgh Missionary Conference），返回美国後，再乘船往巴林（Bahrein），继续昔日的工作。

他太太和两位最年幼的子女陪他返回波斯湾区，但都停留不久。两位留在美国的年长子女，生活并未安排妥善，而两名年幼子女在工场上的教育亦安排欠佳，因此他的妻子返回美国，指挥一切家事。情形如斯韦曼所描述的，整个家庭处於“进退维谷”的境地，问题得不到解决。“若妻子与儿女一同回国，有人会批评说，宣教士不爱妻子，才会让她如此归去；若让子女留在本国，他人又会说父母疏忽他们；若丈夫和太太在本国度假较长，又会被人指责疏於职守。”₅

斯韦曼返回工场後，发觉很难再在其中重新建立自己。处处都需要他的领导，因为人们请他筹划丶讲道，以致他不能专心工作。一九一二年，他接到埃及联合长老差会（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和埃及英行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邀请，请他迁往开罗，统筹整个回教世界的宣教工作。素以向回教徒派发刊物着名的尼罗宣教出版社（Nile Mission Press），男青年会以及开罗美国大学，纷纷加入邀请行列，使斯韦曼没有选择馀地，惟有欣然前往。

斯韦曼发觉，开罗比意料中更为开放，当地年轻知识分子渴慕聆听有学养的西方宣教士演讲。他每星期到大学校园演讲不知多少回，而且据艾迪舍活说：“接触到那间傲视同侪丶影响力大的回教艾亚哈大学（El Azhar University）的领袖人物。”有时，与会的回教徒达二千之多，但实际归信者很少，反对仍然强烈。某次他被逼离开开罗，原因是他曾非法派发单张给大学生，但这次事件却令其中一个学生信了主。由於一位甚为愤怒的教授当着班上学生面前，将斯韦曼其中一张单张撕得粉碎；一名学生感到好奇，想知道一张细小单张产生这样激愤的原因，於是拾起单张的片断，合起来，终於便归信了基督教。

斯韦曼在开罗的第一年，博顿威廉加入了他的工作。博顿是耶鲁大学的年轻学生志愿军，曾听斯韦曼讲道，签署了“普林斯顿誓言”。博顿骑脚踏车穿过开罗人山人海的街道，所表现的谦卑和派单张热切之情，与他出身大富之家和贵为博顿继承人的身分不相称。他投身宣教工场前，便曾捐款几十万给多间基督教机构，同时又拒绝买车的念头——“非必需的豪华”。他一心一意，志在一生奉献作宣教士。他身体力行，只是任期很短，在开罗四个月後，便患脊骨脑膜炎逝世。

斯韦曼以开罗为他的总部历十七年之久，他从那里出发，遍游世界各地，去参加会议丶筹募基金，在印度丶中国丶印度支那以及南非的回教徒中建立工作。斯韦曼的布道方式，揉合传统的方式和比较接近那时代观念而又是学生志愿军特徵的“分享”方式。他站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与回教徒交往——他与他们分享自己的信仰（十分保守的神学）：为了设法更了解他们的信仰，他总是处处对他们表示极大的尊重。虽然他带领人信主为数不多——在近四十年的服事中，信者可能不到十二人——但在唤醒基督徒关注向回教徒宣教的需要上，却突飞猛进。

一九一八年，斯韦曼受普林斯顿神学院之聘担任教职，这职位虽然对他甚具吸引力，但他急於继续开罗的工作，所以放弃了该职。一九二九年，他的工作已具规模，当普林斯顿再次给他聘约时，他无愧的离去，负起新任务，出掌宗教历史和基督教宣教学系。

斯韦曼馀下的一生，除了教学外，便是演讲和写作。他担任《回教世界》（据贾礼荣说，是英语世界同类学报中最具名望的学报）的编辑四十年，写了九百种单张和接近五十本书。临终前，他仍是“精力充沛”，不断思想。一位和他一同旅行的伙伴，描述某次与斯韦曼一同过夜时的情况，语带怨恨说：“……他每次睡在床上不能超过半小时……跟着亮灯，起床，取出纸笔，写几行字，然後上床就寝。当我又快睡着时，他又再次起床，亮灯，又写几行……然後再上床就寝。”₆

斯韦曼一生命运多舛，备尝苦头。两个幼女先他而去，然後是好友同工和两任妻子（元配於一九三七年；继室於一九五○年），然而他仍保持十分愉快和乐观，常常有说有笑。某次他在密歇根巨流市一餐馆开玩笑，玩得“兴高采烈——恣情欢乐”，引来餐厅领班的制止，才恢复秩序。他能欣赏生活轻松的一面，性格极适合回教世界不毛之地的艰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