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达德和“剑桥七杰”的同班同学，因同为学生宣教志愿军而受到举世瞩目。往後的数十年间，踏足宣教工场的学生如浪潮般澎湃，而造成这巨大影响的，以穆特为最。虽然严格地说，他不过是以普通信徒身分，而不是宣教士身分从事宣教工作。但他对宣教事工的影响，可与他的偶像李温斯敦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穆特认为李温斯敦的成就是英雄式的成就，是同耶稣一样的成就，成为促使他一生从事宣教事工的推动力。₁ 穆特跟许多学生志愿军的人一样，因为献身普世布道事工而错过发财求荣华富贵的机会。他虽然推掉外交工作的职位，又婉拒得到经济利益的机会，但摆脱不了名誉所缠。他是多位总统的朋友和顾问，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也是二十世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

穆特生长於美国爱奥华州（Iowa），是一位生意兴隆的木材商人的儿子。他年轻时信主，是美以美会的活跃分子。一八八一年他十六岁，离家上爱奥华大学就读，并参加了男青年会为创始成员。男青年会是个国际组织，当时致力於布道事工。穆特在上爱奥华大学念了四年後，转往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攻读政治与历史。在康奈尔就读期内，他听到施达德讲道，生命得到改变，从此以灵命长进和传福音为主。施道德与施达德是兄弟，应慕迪和男青年会领袖的邀请，赴美各大学校园巡回讲道。穆特传记的作者说，他们盼望施道德能吸引学生听宣教信息，并讲述剑桥七杰舍弃地位财富，甘愿往海外宣教的经过。₂

施道德力陈宣教的重要，但穆特要至翌年夏天才献身宣教事工。当时他参加了麻省黑门山的首届学生基督徒退修会，由慕迪赞助，後来在附近的北田（Northfield）退修营地举行。他是康奈尔大学代表，和几百间大专院校约二百五十名的学生，接受慕迪和其他着名圣经教师教导一个月。退修会最後一天，来自普林斯顿丶热心宣教事工的惠特（Robert Wilder）传递宣教的挑战，这挑战变成请求委身的呼吁，气势迫人。结果有百位学生，即後来誉为“黑门山百子”，签署了“普林斯顿宣言”（“主若愿意，我定当海外宣教士，义无反顾”）。这宣言不久便成为加入学生志愿运动的誓辞。穆特是百人签署中的一位，而这次聚会则成了他领导三十多年的海外宣教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成立於一八八八年）的先声。

经过这次着名聚会後，惠特得到慕迪等人的鼓励，开始到各学院巡回讲道，向全国的大学生发出挑战。他本着感人的呼吁丶急切的口号（“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世界！”）和“普林斯顿宣言”，为美丶英和欧洲大陆的运动，提供真正的动力。惠特与作宣教士的父母住在印度，而他自己的宣教热诚就是来自当地的生活体验，他推动学生的负担，部分是受父亲的感染。他父亲曾是安多华（Andover）弟兄会（Society of the Brethren）成员。这会着重宣教，是一八○六年米尔斯（Samuel Mills）和草堆祷告会成员所创立的。

惠特巡回各校院间，收获丰富。他接着返回印度做学生工作；由穆特等人在美国的前线接任领导。

穆特因为身为学生志愿运动的领袖和创办人，所以责任艰巨，尤其是切实执行运动的口号“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世界”。他认为，要使这口号实现的最佳方法，是动员成千上万的学生将福音传至地极。但为甚麽一定要学生志愿运动去做呢？有组织的宗派尚无法有甚麽成绩表现，学生志愿运动又能做些甚麽？穆特深信合作之必要，而学运（SVM）的青年来自不同宗派，是解决此问题的理想办法。

穆特在男青年会和学运的活动，关系非常密切。他服务男青年会逾四十年，十分能干，出任总干事十六年。这些职位，常常要旅行公干。每一次环球旅行刚完毕，他便要计划下一次的行程。出国公干时，他与派驻当地的宣教士和该国的学生一起工作，希望能组织一个普世宣教团，团结各地的宣教工作。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帮助筹组世界学生基督徒联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一个开放的国际性学生基督徒组织，在他领导下日渐成长，成员包括约三千所学校的学生会组织。

学生回应穆特的呼吁，其中一个最多人去的工场，竟是中国。他们要在士大夫阶层中工作，而这阶层是“文明大国中的学者”。一八九六年他旅行中国，首次接触到士大夫阶层，颇感悲观。但，据穆特说，形势不久发生变化：“五年後，耶利哥城的城墙开始倒塌……古老的士大夫渐被现代的知识分子取代……抵达广州时，我发现他们租了中国一间最大的剧院，可容纳三千五百人，真是令我感到惊奇。首次聚会那天晚上，当我们走近剧院时，我见到街上的群众，便问：‘为甚麽他们不开门？’有人来告诉我们，门已打开一小时，现在满座了……台上约有五十名广州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是青年人，曾留学东京和美国大学。”一连串的聚会结束後，八百多人“慕道”，一个月内，近一百五十人“受浸或准备受浸”，穆特主领聚会的另外两城市，亦有类似的反应。₃

一九一○年，穆特主办爱丁堡宣教大会，并出任主席，在宣教领袖的事业上达到高峰。会议举行了十天，有一千三百五十五名代表出席，是同类超宗派宣教大会的首次，这会议推动了随後数十年的合一运动，也是宣教热的高峰，“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世界的呼声仍然处处可闻，不绝於耳。当时工场上的宣教士约有四万五千人，跟着的三十年内，人数预测增加三倍，因此有些代表真心相信，福音传遍世界，指日可待。

但爱丁堡大会往後的那些年间，大部分大宗派对海外宣教的火热日渐减退。另一方面，据霍金斯（C. Howard Hopkins）记载，学生志愿运动一九二○年於德摩举行，会议气氛紧张，有人建议“采取大刀阔斧的手段，去矫正东方神奇诡秘的巨大魔力所造成的错误，这魔力使从前的宣教士对东方着了迷，吸引他们前往中国……但对芝加哥贫民窟的一切，或对汗流满面的劳苦大众所受的不公平，却视若无睹，置若罔闻。他们希望注重社会上当前眼见丶迫在眉睫种种处理不善的问题，而不再分心於‘宣教事工那些传统问题’。”₄

穆特素来注重普世宣教的社会层面，但从未以社会作为首要任务。然而他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向差会中日渐吃重的“社会福音倾向”妥协。他坚决认为，社会服务是“我们这一代的特殊重任”，与个人布道不可分割：“没有两个福音，没有社会性的丶个人性的。基督只有一位，祂曾活过，死了，复活了：祂将自己与人类的生命连上关系。祂是个人的救主，有足够能力改变个人的环境及人际关系。”₅

穆特因为立场保守，严守传福音是宣教首要任务的原则，所以在学生志愿运动的後期，他的影响力愈来愈小。青年一代的“志愿者”认为，他所着重的过於“狭窄”，与他们对宣教所持宽广的概念日渐脱节。另外有些人对穆特颇有微言。他的名字与“平信徒宣教调查”（Laymen's Foreign Missions Inquiry）及“宣教的再思”（Rethinking Missions）这分报告扯上了关系，因此某些人认为他对海外宣教的观点变得新派。该报告尝试重新界定宣教的目标：“明白其他宗教的长处，帮助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士去发掘或重新发掘其传统优点，与其传统中最活跃分子合作，以进行社会改革和净化宗教，目标不应在改变他人的信仰。”₆ 虽然穆特承认调查及调查报告的价值，但报告明显不能反映出他的立场。他一生认为，感化非基督徒方为宣教事工的首要目标。

不论在宣教工场或在本国，穆特晚年的活动频繁。他参与组织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相信这机构可增强基督教对世界的影响。基要派与新派之争如火如荼，他虽想置身事外，却是与施本尔（Robert Speer）成为基要派攻击的对象。虽然如此，他的信仰和对救主的热爱一直没有丝毫减少，并且与很多较为保守的同事保持温馨的友情。

穆特一生虽然常要外游，却仍然与家庭保持密切关系。他妻子利拉（Leila）与他结褵六十二载，陪他外游，跟他一起工作，常向各地一群一群的女大学生演说，又在各地的女宣教士中工作。她一九五二年逝世，享年八十六岁。她的去世对穆特打击沉重。但为了环球布道，他仍继续旅程，只是再没有太太陪伴左右。他一九五三年再婚，时年八十八岁。一九五四年，他在伊利诺州艾温斯敦（Evanston）的普世协进会（WCC）大会中最後公开露面。可是他外游的日子还继续不断。“死亡，”他告诉记者说，“是转乘另一列火车的地方。”他终於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转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