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神的呼召丶冒险精神和女性冲动，是影响单身女子踊跃投身宣教事工的重要因素，那麽促使穆乐蒂投身宣教事工，并且结实累累的，就是这些要素了。穆氏岂只是个服事华北的成功女宣教士，肯定地说，穆氏不是头一位投身海外宣教的单身女子，但却是女宣教士活跃分子中的佼佼者。她对宣教事工，特别是美南浸信会差会，影响巨大，时至今日，仍然被誉为浸信会宣教事工的“最高典范”。
穆乐蒂一八四○年生於亚比马镇（Albemarle County）一个古老的维吉尼亚（Virginia）家庭，在景山（Viewmont）烟草园长大，该园靠近三个着名的总统官邸——蒙特西路（Monticello）丶蒙皮利（Montpelier）和亚斯浪（Ashlawn）。穆氏共有兄弟姊妹七人。母亲於一八五二年守寡，她的坚强丶信念丶雄心丶壮志与独立个性，均使他们深受影响。穆家长子多马（Thomas）是位受人尊敬的医生，然而众女儿更加名闻遐迩。柯莉娜（Orianna）亦为医生（号称南北分界线以南的首名女医生），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中当医疗宣教士，直至内战爆发时为止，然後回国加入南军当军医。排行最末的一位名爱慕妮（Edmonia），是美南浸信会联会最早支持的二名女单身宣教士之一。真正令穆家扬名的，要算穆乐蒂了。
穆乐蒂跟她的兄弟姊妹一样，受过良好教育，又有教养。大学时，她对严谨的浸信会式的教导，甚为讨厌，但是在一次校园的复兴中，她的生命得到改变：“我参加聚会，存心轻视，但返回房间後竟整夜祷告。”毕业後，她协助家里打理景山烟草园。同一时间，家中其他男女成员“为国争战”，分别当间谍及精锐的游击队员。穆乐蒂与这些刺激沾不上关系，据凯悦（Irwin Hyatt）说，正因这缘故，就在这段真空期间，“她获派往中国。”1
战争结束後，穆乐蒂从事教书工作，但心里却渴望从事基督教事工和富冒险性的工作，因为这些都是她服务那一间小的乔治亚州卡特维尔镇（Cartersville, Georgia）学校所不能提供的。穆乐蒂跟许多女性不同，从不因自己的性别而觉得受到局限。据凯悦说，她家中的女强人曾作“医生丶行政人员及间谍”，一再证明女性只要果断丶能干，一样有出路。一八七二年，爱慕妮乘船往中国，一八七三年，穆乐蒂亦乘船往中国。2
纵使有些人认为穆乐蒂开始宣教事工时，不过照前人做法去做，但是没多久，她便展露出独立的个性的和对宣教工作全心全意的投入。爱慕妮乘船往中国时，才十几二十岁，因此无力承担登州宣教工作的重压。除身体多病外，还患上精神病。据她的同工说，她确曾“做些古怪而不合情理的事”，因此成为宣教社区的“严重负累”。甚至她那些“无聊”的行为令穆乐蒂大为恼火。在中国四年後，终於一八七七年返回家乡维吉尼亚。她的离去，固然可以使穆乐蒂免除因看护她而劳累，可以自由自在地参与宣教事工，但同时也使她陷入一段沮丧时期。她写信给差会时说：“独居生活令人烦闷，我身处的社会，既不令人快乐，也不使人得造就……我想这样的冬天，若再多过几次，我就完了。这绝不是说笑，乃是严肃丶郑重的。”3
穆乐蒂在中国事奉受到挫折，寂寞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她从前的男朋友台高福（Crawford Toy），是南军军牧，战後，当穆乐蒂仍住在景山时，早已向她“展开追求”。那时他当了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一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教授，又再进入她的生命之中。他向她求婚，并且建议以夫妇身分前往日本宣教。这个建议，对许多孤独的单身妇女来说，会爽快地接受，但穆乐蒂无奈地拒绝了。前往日本极吸引她，但念及对在中国的情况不满时，又觉得有更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台高福“受德国学者的思想影响，主张达尔文的进化论，使他在美南浸信会联会中引起争议。穆乐蒂知悉他的立场，又阅读过所有手上有关该理论的书刊，得出了结论，认为进化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但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足以排除结婚的种种计划。若干年後，人家问她曾否恋爱过，她回答说：“有，但神在我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既然两者彼此冲突，结果怎样，绝不会有疑问罢。”後来，台高福成为哈佛大学希伯来文暨闪族语教授，而穆乐蒂用她自己的话说，则“依然故我，照着往常的方式，沉重地沿路前进。”4
台高福提出婚约後，穆乐蒂对自己在中国的工作仍然厌烦，从前对宣教事工的奇思异想亦早已消逝了。她是美国南方人，既饱受教育，富有教养，又美丽，因此觉得与中国人相处十分困难；身为教师，总觉得要深入理解中国人“呆板”的心思，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难道她抛弃乔治亚州卡特维尔那蒸蒸日上的学校，来到中国，就是为了这些吗？她来到中国布道，是为向千千万万的人传道，结果竟然发觉自己受困於一间只有四十名“懒”学生的学校。她抱怨说，将这些责任委於妇女，是“现代宣教事工最不明智之举”。她写道：“女人有身体疲惫丶厌倦丶浪费精力的感觉，并一生失败的思想，都不足为怪，特别是我觉得先前的计划理应多姿多采，现在竟受困於教导几名女子的琐碎工作。”她继续写道：“前往中国的妇女所想望的，是有自由丶有机会去作最重大的事……，妇女有权要求的，是绝对的平等。”5
对於一个女宣教士来说，这样的看法算激进。但穆乐蒂的批评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批评并不是在私人书信中流传，而是发表於宣教杂志上。於是很快便招来反应，特别是一些人认为这种妇女解放“可厌”的人。例如一位同事史密斯太太〔史密斯（Arthur Smith）是公理会派往中国的宣教士。〕就暗示，穆乐蒂因过分热衷，“无法无天的进军宣教”，引致精神失去平衡。又说，女宣教士所当负的责任，是用“罗唆的嘴唇”照顾自己的子女。6
穆乐蒂没有儿女，因此她显然无法以史太太的话为标准。但是要拓展自己的事业，以符合自己对成功下的定义则障碍重重。她知道如此的事业甚具争议性，也晓得一个身处中国的单身女子，若是生活在宣教士社区以外，则危险处处——特别想到无处不在的仇外恐惧症。然而，她开始往偏远的乡村去，及至一八八五年，她下结论说，若迁到平都独自开展工作，事奉会更有果效。她一方面渴望全时间投身布道工作，一方面希望摆脱工场主任高福（T. P.Crawford）的高压式权威。高福的宣教哲学不赞成教会办学，因此穆乐蒂的教学事奉岌岌可危。高福对待其他宣教士所采取的独裁作风，甚至使自己的太太与其他人之间产生距离。再者，穆乐蒂恐怕在高福领导下，单身女宣教士可能会沦落到如长老会的女宣教士一样，在差会中不能投票。因此，穆乐蒂声言辞职不干。她写道：“女子在差会会议以及自己的工作中，应该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这是公平的简单要求。”未迁往平都前，穆乐蒂曾写信给差会总部，猛烈评击高福和他的新计划（包括停办学校和“差会薪给条例”），结尾时写出精简的评语：“若这样就是自由，我宁愿做奴隶！”7
我们要知道，穆乐蒂挖苦的批评，不是出自一个冲动的青少年，而是要为生活的自由和权威的不协调而奋斗。当时穆乐蒂四十八岁，在中国宣教已十二年，是位资深的宣教士，因此，她因妇女没有赋予自由选择，而大发雷霆，这样做是正确的丶是有道理的。迁到平都并没有解决她的一切困难。开荒布道工作确实极为艰难，每当她走在乡村狭窄的街道上，“洋鬼子”之声不绝於耳。虽然如此，她仍尽心竭力，坚持下去，终於在妇女中交了些朋友，然而要在这阶段使妇女信主，仍然困难，非先要接触男士不行。
一八八七年，穆乐蒂首次接触中国男士的机会终於临到。有三位来自平都附近一个乡村的陌生人出现在她家门口。他们听到妇女悄声谈论的“新道理”，因此渴望穆乐蒂再说个清楚。穆乐蒂探访他们的乡村，发现“我在中国未见过的事，他们多麽的想学习！灵里多麽饥渴！”她因为太过兴奋，所以好久未休假回国的她又再取消休假，并且召请工场主人高福太太（Martha Crawford）前来协助。她们的努力得到了当得的报酬。穆乐蒂写信返家说：“没有比拯救失丧灵魂的喜乐更大的了。”虽然遭受当地人士反对，她仍设立了一间教会，并於一八八九年举行首次浸礼，由一位已受按立为牧师的浸信会宣教士主礼。教会稳步成长，二十年内，在穆乐蒂“免受外国差会干预”的政策领导下，中国牧师李寿丁（Li Shou Ting）给一千多名信徒施了洗，因此平都成了美南浸信会在华的“最大”布道中心。8
一八九○年至一九一二年，即她逝世那年，穆乐蒂在中国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部分年间，她在乡村做布道工作，其馀的日子，她在登州度过，在那里训练新宣教士，辅导中国妇女，享受她喜爱的西方书籍杂志。这段日子，她仍写作不辍，而这些作品则奠定了她对美南浸信会不寻常的影响。虽然她回国休假时，偶有对广大的会众讲道，然而使美南浸信会妇女的心最受激动的，不是别的，而是她那只笔。
穆乐蒂大部分的着作，都是写给浸信会的妇女。她呼吁她们给与海外宣教事工更大的支持。但有时她会给男士狠狠的踩一脚，例如：“西方浸信会会友百万之多，却祇能支持三位男宣教士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工作，这真是奇怪。我们在维吉尼亚州有牧师五百人，这处却倚赖一位长老会牧师来填补一间浸信会讲坛之空缺，这又是另一奇事。我禁不住要问，这些事天上会怎麽看？但在中国，这些事肯定会令人觉得十分古怪……。”如果男士对海外宣教工作都不肯施以援手，目前的工作又怎样补救呢？穆乐蒂从美南美以美会（South Methodist Church）所树立的榜样，得到补救的办法。美以美会在华宣教的工作几乎全军覆没，後来得到“妇女的支持”，才使工作起死回生。美以美会之妇女既能力挽海外宣教事工之狂澜，为何浸信会之妇女不能？9
呼吁过後，穆乐蒂定出较仔细的计划。她召开一星期的祷告会，并安排一次圣诞节特别奉献，所有事情全由妇女处理，所得献金全数拨作海外宣教事工之用。她又请求“健硕强壮的妇女”挺身而出，去填补男士的遗缺。反应非常迅速，看来妇女十分渴望能够参与，据凯悦说，“一八八八年头一次的奉献，比原定的目标超出一千元，足够支付三名妇女的费用，原定支持的妇女只是二名。”穆乐蒂兴奋地说：“我希望见到一队热心而富经验的基督徒妇女支持各宣教站的工作，这些宣教站，北起平都南至清江，连成一线……，一定要搅动起‘妇女工作妇女做’的巨大浪潮。”10
往後的年间，圣诞节的献金时有增加，单身妇女往中国宣教的人数也增多。但义和团之乱（穆乐蒂因此事而撤退至日本）後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正面临艰苦的岁月。瘟疫丶天花丶饥荒以及一九一一年当地的叛乱，这一切为登州一带带来严重的饥荒。穆乐蒂组织救援工作，并且向美国募捐。但董事会因为不能应付其他的经济开销，所以拒绝支援。穆乐蒂惟有倾尽私囊，尽一己之力提供帮助。但当时灾情惨重，她的努力显得有点杯水车薪，自己的银行存款本来已很少，如今连最後的存款都提得精光，从此穆乐蒂便陷入一段情绪极度低落的时期。她不进食，因此身心健康每况愈下，以致延医给她看病时，才发觉她已快要饿死。她的同工希望救她的性命，於是安排一名护士陪伴她回国，但为时已晚，一九一一年圣诞前夕的晚上，轮船停泊日本神户港时，她死於船上，死时离她过七十二岁的生日才一个星期。
穆乐蒂生前不能做的事死後一一完成。往後的年间，“穆乐蒂圣诞献金”不断增加，而穆乐蒂的故事说了又说，说个不停。至一九二五年，献金已逾三十万元，近年来每年收到的款项高达二千多万元，都是以穆乐蒂的名义指定作美南浸信会的宣教用途。对美南浸信会的妇女来说，穆乐蒂成为她们的象徵，显示出妇女能为神作事，她成为基督教妇女界以及两性平等的杰出榜样——这榜样无疑对某些人起不了作用。她死时，《海外宣教学报》（Foreign Missions Journal）对她推崇备至，誉她为“我们宣教士中最优秀的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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