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至二十世纪初期，东来的宣教士中，工作最能立竿见影的，要以顾约拿单为第一人。贾礼荣（Herbert Kane）说，顾约拿单是“中国最着名的布道家。”而中国是顾约拿单的基地。但他也到韩国和东北传道；无论他到那里，复兴都随之而至。
顾约拿单於一八五九年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面，有兄弟姊妹十一人，他排行第七，十八岁信主。读马澈音回忆录（Memoirs of Robert Murray M'Cheyne）後决志献身事主！不过这时他还没有宣教的呼召。後来他听到马偕博士（Dr. George Mackay）的呼吁。马偕是到台湾宣教的先驱，“两年来在加拿大各处奔跑，徵求青年献身台湾。”可是，他告诉会众，他白白跑了多趟少有人肯接替他的工作，他只能自己回去。马偕的话，感动了年轻的顾约拿单：“我听着听着，羞愧莫名……从那时起，就立志到国外宣教。”1
其後他想装备自己，进了诺克斯学院（Knox College），满心以为那儿的基督徒必很友爱，人人都爱慕圣经。结果，这位单纯的农村青年，穿着家中自制的衣服，发现只有他一人奉献给主，有宣教心志，而且不久学校中的人还拿他作笑柄。後来他参与赈济宣教事工，大家笑得更加厉害。不过随着时间过去，大家的态度便渐渐改变。到毕业的时候，他在校中甚得人望。
一八八五年春，顾约拿单正积极参与城市宣教工作。那时他结识了史罗莎琳（Rosalind Smith）。罗莎琳是个颇有才气，而且相当讲究的艺术系学生──以乎极不宜作宣教士的妻子。但她却看出“裹着陈旧衣服”的顾约拿单，是个极有潜力的神仆。她对他一见锺情：“只是片刻光景，我坐在那儿，对自己说：‘这正是我要嫁的人！’”2 那年年底，他们订婚了。此时罗莎琳立刻尝到做顾妻所须有的牺牲。而且这还算是第一个苦头而己──戴订婚戒指的梦想变成泡影。顾约拿单告诉她，买戒指的钱已奉献给基督教文字工作。
从诺克斯学院毕业後，顾约拿单申请加入内地会。因为他所属的加拿大长老会还没有中国宣教工作。内地会尚未答覆时，诺克斯学院的长老会学生就召开会议，矢志替他筹款，差派他到中国。行前，顾约拿单在加拿大各处奔跑，推动宣教事工。他的信息大有能力，所到之处人心改变。一位诺克斯学院的毕业生说得颇为生动：“那时我正往多伦多诺克斯学院参加校友会，决定尽上一切力量，打消同学们整天谈论的荒谬计划；就是说，要在中国中部展开宣教工作。此外，我也得顺道往多伦多买件外套。现在这件看来已太陈旧了。所以我此行是要一举两得。既打岔这个计划，又可买件外套。谁知此人叫我盘算完全落空。我从未见过有人对宣教事工如此热心，这真使我招架不住。於是我连买外套那笔珍贵款项，都全纳进基金里去！”3
一八八八年，顾约拿单夫妇起程前往中国，在河南省事奉，踏上了艰苦孤独隔离的生涯。两人常染疾病，眼看着自己十一个孩子五个夭折。他们屡遇水火盗贼之险，好几次性命堪虞。最骇人的试炼，要算一九○○年的拳匪之乱，他们亡命千哩，尝尽苦头。虽然饱受挫折，他们对中国的灵魂依然满有异象。
顾约拿单抵中国初期，即大有能力，成了着名布道家，听众有时多达二万五千人。他的信息很简单：“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初时一位经验丰富的宣教士提醒他，首次给外教徒讲道时，不要讲耶稣。顾约拿单老不听劝，他只知道直话直说。
顾氏传福音的方法，从大部分宣教士的眼光来看，可谓相当不合时宜。他们藉“家庭开放”的方法布道，令人侧目。中国人对欧陆式的室内布置和家俱（如缝纫机丶风琴），兴趣极浓。顾氏夫妇甘心放下自己的私生活，用他们的家庭广交中国朋友。参观者有些来自数哩以外，有一天他们总共接待了二千多人。领他们分批入内参观，参观之前，顾约拿单一定先讲福音，有时观光客参观完毕，还要留下来听道。他平均每天讲八小时，五个月内，观光的人数竟达二万五千人。罗莎琳做妇女工作，有时要向聚在院子，为数达五十人的妇女讲道。
这种布道方式为顾约拿单日後的巡回奋兴事奉铺路，只是同工不都赞同他的做法：“有人认为接待游客并非福音工作，但我认为是的。我主动与人结交，然後到他们的乡村传道，都有所收成。乡村里的人常围着我说：‘我们曾到府上，你领我们参观，待我们有如朋友。’通常他们都会搬过一张椅子，把桌子拿来放圣经，又给我端上茶来。”4
一九○○年，拳匪之乱中断了顾氏的传道事工。重回中国之後，顾约拿单有个新计划，就是到各处巡回事奉。那时罗莎琳还在加拿大，未返回中国，等她回来，他就把计划告诉她：“我有个计划，就是由一位助手，租一个又大又合用的地方，我们全家搬到那儿住一个月，不住的传福音。早上我与男士们到乡村及街头，妳就在院子向妇女讲道。黄昏时我们会合一起，由妳弹琴，多唱几首圣诗，到了月底，我们就请一位传道人留下，教导新信徒，然後我们再往别处，如法泡制，等到设立几个据点之後，我们每年再回来一两次。”罗莎琳听着，“心中铅重”。这计划诚然是很好，但是并不适合已有家室的人。乡下的传染病十分猖獗，这种生活太危险了，很容易叫小孩子染上疾病。而她实在不能忘记，他们在中国的土壤已留下了“四个小坟墓”5。尽管罗莎琳反对，顾约拿单还是一意孤行，认定这件事是神的旨意。
丈夫热心事主，罗莎琳自然全力支持。但是，有时她也不免想到，他对她和子女关心多少。当然，神的旨意居首位，可是，难道神的旨意非要与家人的利益冲突不可吗？她是他妻子，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爱，只是有时候也会感到地位不保。一九○八年，她独自领孩子们回加拿大，临行前向他刺探，看他对她的心意如何：“假若我在家乡得了不治之症，只能再活数月，我们打电报给你，你会来吗？”顾约拿单显然不想回答，直接答覆“不会”，可能太忍心了。但罗莎琳不肯罢休，非要他答覆不可。这样他只好反问：“倘若我们的国家正与别国交战，我是个英国军官，负责指挥一个重要部队，成败的关键全操在我这做司令的手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接到家人的消息，即使情况一如妳所说的，妳认为我应该离开自己的岗位回到家乡吗？”她能怎麽回答？当然只好答“不应该”了。6
顾约拿单在二十世纪初的巡回工作，对他日後主领的大复兴极有帮助。他从一九○七年起，投身奋兴事工，那时他偕同另一位宣教士赴韩，发起复兴运动，横扫当地教会，结果“信主的人意外大增”，当地教会与学校都得坚固。“他们的心，深为所目赌的情景震撼”。然後他们从韩国往东北省，大复兴接踵而至。用他妻子的说话：“顾约拿单到东北时寂寂无闻……，数星期後回来时，已成了基督教圈内最引人注目的人。”7
其後他往来东北省和中国各地，所到之处复兴蔓延。同工们和家乡里支持他的人都感觉到他对福音的火热。消息传来，说许多人哭泣认罪，被圣灵浇灌，他们听了不以为然，以为这不过是“狂热”丶“灵恩派作风”。顾约拿单不管别人如何批评，继续传道，使大复兴遍及各处。其中一次是一九一八年，他为冯玉祥将军旗下的士兵主领两星期聚会（冯也是个基督徒），全营震撼。聚会完毕，同领圣餐的军官和士兵近五千人。
顾约拿单的工作虽然成功，但也遇到不少难处和障碍。起先是“在河南，稚嫩的教会几乎惨遭吞灭之险……天主教入侵。”天主教的人好像亦步亦趋，在某镇上“几乎掳去所有慕道者……几年来的工夫，几个星期就全给他们拆毁。”
吸引“慕道者”转入天主教的原因是甚麽？据顾约拿单说，天主教给他们工作丶免费教育丶又供房屋居住（基督教也犯这个毛病，有时甚至发钱劝他们入学）。但是顾约拿单立场坚定：“我们决不用利诱方式，以免造成‘吃教’的人，我们决不能与天主教争着收买人心……”8 虽然顾约拿单不肯效法天主教利诱人民，那些给天主教摇动的人，最後还是多半归回羊圈。
另一个难处则与他的差会有关。顾约拿单认为，“圣灵的引领”，要比他所隶属的长老会定下的“既难且紧的规条”，更为重要。因此，据他的妻子说：“因为他深信神对他个人的带领，所以不免常与河南长老会的同工冲突。”使他“不易与人相处”。顾约拿单并不是要求一己的利便，他只认定所有的宣教士都应“有自由执行神引领他（她）去做的事。”这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顾约拿单自己也常“受牵制，不能贯彻始终，实行他认为圣灵引导他去做的事。”9
顾约拿单在中国事奉的年日渐久，困难依旧没得解决，冲突之事依然常有。到了二十年代，磨擦更是递增。是时造成加拿大教会分裂的基要派与新派之争，传到中国（参第三册第三章）。新来的宣教士们热衷高等批评学，顾约拿单“自感无力堵塞狂澜”，唯一的方法只是“拚命传讲加略山十架的救恩，显明十架的能力……。”10
宣教士到了七十三岁的高龄，每每不是染疾病故，就是回国退休。但顾约拿单还是积极主领奋兴聚会，直到眼睛瞎了，仍不罢休。他找到一个中国助手帮忙，一直工作至七十四岁，才回加拿大。在仅馀的十八个月里，他到处巡回讲道，主领近五百次聚会，工作直到最後一天。在人间最後的一个星期天里，他还讲道四篇，然後在睡梦中安然去世，留下扣人心弦的见证：就是“在人口稠密的亚洲里，人能为神成就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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