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威廉原是英国一名鞋匠，家贫，与伟大根本沾不着边际，然而他却被尊为“近代宣教之父”。克里对近代宣教事工的影响，在近代史中，可谓首屈一指。他谦卑事奉，堪作後世典范，从他身上，我们学到引领失迷的人归主，又可学到我们可做甚麽，和当做甚麽。

四十年的宣教生涯中，克里屡受重大考验，幸而他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终至成功。到底他的秘诀何在？“我肯苦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就是我成功的因素。”₁ 克里的一生正好说明，平凡至极的人也有无限的潜力。他的条件并非优厚，如果没有奉献给神，到死的一日，仍不过是个碌碌无能之人罢了。

克里於一七六一年生於英国诺坦普顿郡（Northampton）附近，父亲是个纺织工人，靠家庭手工业维生。这样的家境颇为清苦，不过尚不至於难以维生。那时工业革命兴起，村中工业渐为毛衣店和纺织厂取代，形成一片污浊嘈杂的景象。克里的童年平淡安定，唯一不愉快的是他想做园丁，却因过敏症困扰，被迫放弃；十六岁时，克里拜一鞋匠为师，以造鞋为业，直到二十八岁。克里十多岁时归向耶稣，与一群不奉国教的浸礼会人士往还，利用闲暇热心事奉，研究圣经。

一七八一年，克里还末满二十岁，便与师傅的妻妹德丽斯（Dorothy）结婚，妻子比他年长五岁。按照英国十八世纪的风俗，这般家庭出身的女子都没有读过书，二人并不匹配，後来克里知识渐广，夫妇间的鸿沟便越来越大。新婚几年，他们十分贫穷，克里不但要养活妻儿，而且照料师傅遗孀和四个孩子的责任全都落在他的肩头。

生活虽然艰苦，克里仍然用功不懈。他一面进修，一面传神的道。一七八五年，他也应一间规模很小的浸礼派教会邀请，担任牧职。後来利彻斯特（Leicester）一间较大的教会聘他作牧者，他转了教会，但仍须兼职，方可维持生计。牧会期间，克里宣教的意念渐渐形成，後来读到《库克船长航海记》（Captain Cook's Voyages）时，意念更并出火花。久而久之，他从圣经中得出一个革命性的概念，认为宣教事工是教会的主要任务。十八世纪的教会人士往往以为，大使命是使徒的责任，领人归主的事与他们无干。如果宣教事工与殖民主义没扯上关系，那就更没他们的分了。当初克里把宣教的意念告诉牧师，还遭牧师斥责：“小子，别多话，神若要领外邦人归祂，才用不着你我帮忙。”₂ 但克里不被吓倒。一七九二年春天，他出版一本八十七页的小册，在基督教历史上起了极大影响，堪称与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媲美。

小册子的名称是《基督徒设法引领外邦人归主责任问题研究》（这名称已经简化了）。他在书中明确说出宣教事工的重要，并且驳斥不宜差宣教士往远方的论调。小册出版以後，克里在诺定昂（Nottingham）向浸联会牧师讲道，引用圣经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二至三节，说出了闪烁今古的名言：“向神求大事；为神作大事。”牧师们深受激励，次日即成立宣教部，名叫浸礼会（差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因为联会的牧师经济相当拮据，与克里也差不多，而参加宣教工作需款甚巨，牧师们与会友们都须付上极大代价。

支持宣教工作最力的，是富勒耳（Andrew Fuller）牧师，他担任该会的第一任干事。头一位被差派的宣教士是托马斯（John Thomas）。托马斯是浸礼派的会友，曾随皇家海军往印度服务，任期期满後，仍留在印度行医传教。克里自告奋勇，请宣教部派他与托马斯同行，同工们也欣然答应。

克里虽然向来十分热衷宣教工作，只是一旦起行，仍不免过於仓促。他的教会忽然间没有了牧师，他的父亲说他“疯了”。这些他还可以不理，但是连他妻子也反对，那就不能不再考虑了。他们已有三个小孩，第四个快要出世，所以也难怪德丽斯坚决反对。要她带着孩子坐船五个月，可说相当危险（那时又适值法国向英国宣战）。而且此後他们就要在赤热的印度生活，愿意这样牺牲的女子固然是有，日後也为数不少，可是德丽斯不肯。如果有所谓“近代宣教之母”，那肯定不会是她，她绝不肯去。

要是德丽斯以为，她不同行，丈夫就会改变主意，她就错了。克理心中虽然难过，却不肯改变初衷。即使要他一人独自起行，他仍是要去。他依照原定计划，给八岁的儿子非利斯（Felix）购买船票。一七九三年三月，他们受委派後数月，差会给克里和托马斯举行差遣礼。次月克里父子及托马斯全家同到泰晤士河登船，前往印度。可是船到朴资茅斯（Portsmouth）就停了下来，不能前行，原因是证件及钱债都有问题（托马斯的债权人要讨债）。

宣教士因受耽搁，有些烦恼，但是事情却有意外转机。那时德丽斯已产下婴孩三周，勉强答应带着孩子同行，条件是她的妹妹基娣（Kitty）也得同去。给他们数人筹款并不容易，不过同年六月，他们就登上了丹麦邮轮，起航前往印度。漫长的航程颇多险阻。他们绕过好望角，险象丛生，终於在十一月十九日平安抵达印度。

克里等人此行可谓不得其时，当时东印度公司把持印度局势，对传教极为不利。东印度公司为了维护利益，排斥宣教士，态度极不友善，克里抵达後不久便察觉这事。为了避免递解出境，克里便与家人迁往内陆。他们居住的地方四面都是沼泽，瘴气弥漫，环境甚劣。德丽斯与两个大儿子害了重病，全家人都要克里照拂，宣教美梦瞬间化为乌有。此外更叫克里烦恼不已的，是妻子与基娣“终日抱怨”₃ ，不满托马斯一家在加尔各答（Calcutta）生活得舒舒服服。幸而数月之後，克里家蒙萧特（Short）先生慷慨相助，才得脱离苦境。萧特是东印度公司的员工，尚未信主，但心肠很好，同情他们，请他们到家中长住。後来克里北迁三百哩，在马尔达（Malda）一间染厂当主管。

马尔达的生活也不好过，克里对职位满意，而且觉得染厂有如语言学校，亦可以当作福音工场。只是家里仍是问题丛生。基娣与萧特结婚，不再与他们住在一块。而德丽斯身体日差，精神出了问题。一七九四年，五岁的小彼得去世，这小孩双眼灵活晶莹，很是可爱。德丽斯过分伤恸，精神病更趋严重，情况可怜。克里的同工说，她已经“完全失常”。

克里的家庭问题复杂，又要兼顾染厂工作，但是他并没有忘却此行来印度的原意。他每天用数小时翻译圣经丶讲道，又兴建学校。到了一七九五年，浸礼会已经在马尔达建立教堂，会友虽然仅有四位，而且都是英国人，但已经算是一个起步。孟加拉湾有不少居民前来参加聚会，克里本可沾沾自喜的说：“福音已经传遍这里四周的人。”可惜来的人都不肯信主，他们在孟加拉湾苦干了将近七年，竟然没法领一个印度人信主。₄

克里的工作虽然看似没有成果，他自己却很满意，一八○○年他离开马尔达时，还是依依不舍的。那时有些传教士刚从英国前来，为了避免与东印度公司发生冲突，他们就住在丹麦的塞兰坡（Serampore），靠近加尔各答。克里为了帮忙他们安顿一切，打点住处，逼不得已，带同家眷离开马尔达。

塞兰坡不久便成为浸礼会驻印宣教中心，克里馀下的三十四年就在这里度过。他与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窝德（William Ward）两位宣教士，合称塞兰坡三杰，是宣教史上着名的福音队。他们的“宣教村”里住了十位宣教士丶九个孩子。大家一起生活，凡物公用，宛如一个大家庭，与使徒行传的初期教会无异。他们每星期六晚聚在一起祷告，诉说难处，“矢志以爱心相待”。工作方面，他们按才干分配，成效渐大。

克里的品格清廉正直，不怕吃亏，作工不遗馀力，给人立下很好的榜样。塞兰坡宣教工作的成就，实有赖於克里的人格影响。他的胸襟极为广阔，对人的过失并不耿耿於怀。譬如说，托马斯处理宣教经费不当，欠下债款，令大家为难，克里仍说：“我很喜欢他，我们相处十分融洽。”至於其他同工，克里这麽写：“窝德弟兄完全符合我们的理想……他全心投入工作，与他一起乐趣无穷……马士曼勤奋谨慎，真了不起，连他的太太也是一样……。”₅

塞兰坡是同心同工的好榜样，而且成绩斐然。他们兴建学校，设立一所大印刷厂。更要紧的，就是不断翻译。这个期间，克里把全本圣经译成孟加拉文丶梵文丶马剌塔语三种文字，又帮忙别的译经事工。他将新约及某些经卷翻成多种方言，可惜他翻译时重量不重质。总会的干事富勒耳看到他寄回英国排印的稿件，曾责备他拼字前後不符，此外还有好些错误：“我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对别国语言这麽熟习，英语却又这麽蹩脚……连该有标点符号的地方也不标点……如果你的孟加拉文新约也是这样，恐怕没有人要读……。”₆ 富勒耳的质疑绝非言重。克里後来也很难过，因为他有些作品根本没人看得懂。只是克里并不就此罢休，他不怕挫折，从头再来，把译文修改到满意，到别人看得懂为止。

他们在塞兰坡也很看重福音工作，宣教工作才展开一年，就有一人信主，叫他们欢欣不已。次年又有数人信主。总括来说，福音工作进展缓慢。到一八一八年，浸礼会在印宣教二十五周年，信主受浸的约有六百人，参加学道班及聚会的，则数以千计。

克里的工作很忙，既要翻译，又要传福音，而且还要兼顾别的工作。他的杰出成就，包括了一八一九年创立塞兰坡学院，训练当地的传道人建立教会。学校创办初期，只有印度学生三十七人，其中过半为基督徒；他的另一项成就是受教外大学聘请，出任教授。克里抵塞兰坡不多时，就为加尔各答威廉堡大学的东方语言系聘请，担任教授。一个没上过学的鞋匠竟能担此要职，这是他的殊荣。同工们都极力支持，他就应聘上任。这职位的薪俸不错，有助宣教生涯。另一方面，他们和东印度公司的关系也因此改善许多；而克里本人亦因学生的激发，语言大有进步。

克里工作繁重，难免疏忽管教孩子的责任。而且他的性情随和，与孩子相处时也是一样，根本无法肩负起严父之责。几个孩子行为都不太检点。马士曼哈拿（Hannah Marshman）这麽写：“克里心肠软，看见孩子行为不检，心里难过，却不加管教。”₇ 幸而马士曼太太挺身代为执法惩戒，窝德又充任父亲的职责，克里的孩子才不致於胡作妄为。

一八○七年，德丽斯去世，享年五十一岁。德丽斯逝世，使克里如释重负，因为德丽斯患精神病，对克里的事奉颇多妨碍。马士曼说：“克里翻译时，内心极为苦闷，因为他患精神病的太太就在隔壁。”₈

在塞兰坡期间，克里与贵妇伦姆尔（Charlotte Rumohr）友情渐渐增长。伦姆尔是丹麦贵族，因为体弱到塞兰坡休养。初抵塞城的时候，她对信仰抱怀疑态度。但她参加聚会，後来信了主。一八○三年由克里替她施浸。受浸以後，她为宣教事工出钱出力。德丽斯去世才几个月，克里就宣布与伦姆尔订婚，使宁静的宣教区大为震撼。宣教士们极力反对，联名写信制止。但克里早已打定主意。最後同工们只好让步，由马士曼主持婚礼。那是五月，德丽斯去世才满六个月。

克里的这次婚姻维持了十三年，生活幸福愉快，也许这是他头一次真正恋爱。伦姆尔相当聪敏，有语言天才，对克里的翻译事奉尤有帮助：她用心照顾克里的孩子，使他们尝到前所未有的母爱。伦姆尔一八二一年去世，克里为文忆述说：“我们尝到人间最幸福的婚姻。”两年以後，克里六十二岁，再续娶第三任太太休丝（Grace Hughes）。休丝是个寡妇，比他年轻十七岁。她虽然不如伦姆尔有学养，克里仍然盛赞，他在病中得她“细心服侍，衣不解带。”₉

克里在印度事奉四十年，没有回国。这期间最叫他痛心疾首的事，是他的印刷厂於一八一二年发生大火，将他呕心沥血的手稿付诸一炬。大火时克里刚巧不在，可是他们终究要向他报告这个噩讯：他的多种语文对照字典稿丶两本文法书稿，以及几本圣经全书的译本，全部付诸一炬。如果克里性情不够达观，可能就此一蹶不振。但克里强忍下来，把事情看作神的责罚，从此更尽心竭力重写。

克里在塞兰坡工作的头十五年，是以团队合作方式为主。除了偶然出现少许问题（如再婚事件），他们生活都很和谐。也许是过於和谐美满吧，倒使人疑真疑幻，後来竟也无法维持。接下去的十五年在吵吵闹闹中度过。新抵塞兰坡的宣教士不肯跟他们过集体生活，原来合一的气氛遭受破坏。一位宣教士要有“一幢独立的房子丶马厩丶佣人”。此外还有别的冲突，新宣教士们觉得这些前辈们（特别是马士曼）专制，不顾他们的喜好和心意，就分配工作和住处。他们感到不被重视。先来的宣教士因为习惯过去的生活方式，也不肯改。假若新宣教士肯用爱心丶忍耐，效法前辈的合作精神，彼此间的矛盾便会迎刃而解。可惜他们不但不肯忍耐，反而极力评击前辈，酿成分裂的局面。新宣教士们另组加尔各答宣教联会（Calcutta Missionary Union），而且就在附近展开工作。窝德说，这种情况简直使人“不忍卒睹”₁₀。

当事情闹上英国总会时，情况更糟。昔日由富勒耳领导的委员会已经不复存在。富勒耳和原来的一位委员已经去世。原来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现今人数激增，新委员们只从书信中认识克里。反过来说，新的宣教士是由他们亲自差派，如此总会偏向新教士，乃是理所当然。当富勒耳掌舵的时候，他坚守塞兰坡独立的原则，理由有二：“一丶我们相信他们自治比由我们管理更好。二丶他们与总会相距太远，来不及等我们的决定。”₁₁ 重组後的委员会对上述法则不以为然，委员们认为，举凡重大的事件，塞兰坡宣教区都须直接听令总会。最後，经过多年争执而徒劳无功，塞兰坡差会（Serampore Mission）终於一八二六年与浸礼会差会分裂。

分裂的结果，使塞兰坡差会经济惨受打击，虽然他们过去多半自给自足，从英国收到的款项不多；但是时代变迁，他们已在较远的地方设立了十多个分站，分站的宣教士都需支援。此外，他们还须医药费用，塞兰坡差会难以支持，克里和马士曼（当时窝德已离世）迫不得已，只有忍气吞声，屈服在总会权下，听凭他们指挥。没有多久，他们就收到总会寄来的一大笔钱和一封措辞温和的信，双方於是渐渐和好。

一八三四年，克里逝世，给印度和历代的宣教事工留下深远的影响。他在印度的贡献有语言学巨着丶兴建学校丶领人归主。此外，他还致力於废除杀婴和焚烧遗孀的邪风陋习；不过，若非必要，他绝不随便更改印度原有的风俗。这在宣教方法上，可谓开了时代的先河。他十分尊重印度的风俗习惯，不像日後的许多宣教士，硬要引进西方的风俗。克里致力的，是为当地人建立教会，“由当地传道人”负责，使他们有自己的圣经。克里的影响力远超印度丶英国，直达欧美。无数人因他英勇的脚踪大得激励，贡献之大，远胜他在印度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