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年，美国向法国购买路易西安那州，又开放西部边疆供人居住。於是宣教士中出了一批新血，这些男男女女都是些勇於犯难丶果断的人。他们受了第二次大复兴运动的洗礼，投身传福音的事工，但是他们也视传递白人文化为己任，因为他们觉得，传福音和传递文化不能分割。这个观念使白人更明目张胆地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严重地妨碍了印第安宣教工作。

韦曼和妻子娜士莎是这批人中最典型的例子。他们生於十九世纪初叶，年轻的时候曾受过大复兴运动的震荡（娜士莎在纽约，韦曼则在麻省）。娜士莎是法官彭司提反（Stephen Prentiss）的女儿，聪明而有学问。她事业心非常重，办了一个幼稚园，但心中所牵挂的，却是宣教工作，特别是西部远方的印第安人。白撒母耳（Samuel Parker）牧师的宣道呼召，经常耳熟能详的纳斯柏斯（Nez Perce）印第安人呼吁要“生命的书”的故事，终日萦绕在她脑际。

白牧师经常在东部各地游行讲道，为美国公理会国外布道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筹款，招募宣教士，该会是公理会的宣道部，很积极传福音给印第安人。当时他们非常需要志愿军，可惜他们不接受单身女子做宣教士。

韦曼对宣教的负担也由来已久。他主日学老师的儿子当年曾与四人创立“草堆祷告会”（Haystack Prayer Meeting），另有一儿子去夏威夷当宣教师。韦曼曾梦想去神学院深造，然後全职事奉，但神学院的费用昂费，谈何容易！读医反而较切合实际，所以二十一岁那年，他便跟一位医生学习。以後几年，他一边教书，一边受正式医学教育。

和娜士莎一样，他对印第安人宣教工作的负担是受白牧师的影响。他曾以“不受缠累”的单身男子身分，向公理会申请作宣教师，但他没有否定结婚的可能。後来他从友人那里听闻一位名叫娜士莎的女子很想当宣教师，但苦於没有伴侣，不合条件。

於是韦曼抱着或许会与她结婚的念头上门造访，与娜士莎谈论印第安宣教工作。那时他正计划往西部探险，假如他发觉西部生活适合女性，便回来迎娶娜士莎，但他没有许下诺言。他们之间没有恋爱，也没有订约，不过把事情安排而已。

他们分手後，三十二岁的韦曼便随同白牧师出发，往密苏里州，随美国皮革公司探险队西征，时为一八三五年春。韦氏的目的地是俄利岗州，但却始终达不到该地。八月下旬他们刚过了洛矶山分水岭，他便跟一些皮革商人的篷车队折回。他去了不过数月便突然折返，公理会当然不太高兴，但娜士莎却芳心暗喜。他俩终於在一八三六年二月成亲。婚後第二天他们便起程赴密苏里州，希望在春季赶上前往俄州的旅行队。

那年春天参加旅行队，前往俄州的公理会宣教士，除了韦曼夫妇外，还有史亨利夫妇（Henry and Eliza Spaulding）。史氏曾受很好的教牧训练，可惜他的个性不适合俄州之行的团队精神。另外，他跟娜士莎原是旧相识，且曾因求婚不遂而怀恨在心，日後仍不能释怀。现在他们碰在一起，本来就不大理想，但因俄州的呼唤力量甚大，不得不搁置个人问题。

路上的艰辛丶疾病丶以及个性的不合，增添了这次越州旅途的艰难，但偶尔的情趣仍是有的。大约一百年前，毕大卫曾把这恐怖的旷野形容得一文不值，娜士莎却陶醉在其中。她在日记中刻划神所创造的宇宙如何美丽得令人窒息，加上当时她正沉醉在爱河中，更是心花怒放。在爱康（Elkhorn）和卢帕（Loup）两地之间，某一个晚上，她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经过了二千哩筋疲力竭的路程，目的地已经在望，可是他们已经家贫如洗。一路上他们为了减轻负担，不得已丢掉一些珍贵的东西。娜士莎婉惜地说：“我们一边走一边把东西扔掉。”又说：“早知如此，当初甚麽也不带，现在便不会有所损失了。”₁ 对同工的感觉也是一样。韦曼夫妇一抵达俄利岗，便决心和史亨利夫妇分道扬镳，五个月来他们共坐一车，同睡一篷，关系已恶化，实在不能再熬下去。近代史家多把过失推在史亨利身上，说他嫉妒韦曼，事实证明韦曼也不易相处。

即然印第安人的呼声从各方而来，分头工作也是好的。韦曼选了青葱山谷的卫里培（Waiilatpu），史氏夫妇则留在光秃乾旱的山地。史亨利眼红韦曼选了一块好地，殊不知他那地实际上较为有利。原来他工作的对象是纳斯柏斯族，他们热情地接待他，极愿意学习神的事。而韦曼要传福音的对象是该亚士（Cayuse）族，此族只有数百人，生性凶残，对白人怀有敌意。

刚到俄利岗的几个月，他们不大有时间传福音。更令人失望的是白牧师不但没有恭候光临，也没留个字条勉励和指示，反而坐了船回东部去。他们只有自力更生，摸索前进。由於他们各在一方，所以费了不少时间建造屋宇，预备冬天来临。

韦曼建了一个简陋的单坡房子，房顶是用泥浆和树枝做成的，窗和门则用毛毡盖着。十二月十日，他们迁入新居，娜士莎立刻动手布置房子。那年冬天，卫里培非常荒凉僻静，但春天降临带来新的希望。一八三七年三月十四日，娜士莎二十九岁生日前夕，他们的女儿爱丽丝诞生了。

他们在俄利岗的第一个夏天，差不多都在盖房子丶筑围墙丶耕种丶收割，有时也帮当地人看病丶学习语言丶传福音，可惜都做得不多。与那些过着简朴生活，随印第安人到处流动的天主教宣教士比较，基督教宣教士显然太被世务缠身了。他们汲汲营营，忙於建宅和开垦庞大的农场，工作的繁重，有时实在感到无法应付。

韦曼夫妇感到极需更多的同工和物质供应，於是写了一封长信给差会，把他们内心的挫折感全部倾诉出来，但信还未抵达目的地，新同工已经来了；一八三八年秋，三对新宣教士加入，却引起更多的纠纷。有一位传记家写道：“他们来是为了打气加油，结果反成火上添油。”他们的计划会议没有同心的祷告和甘美的交通，却充满了争执和怨恨。其中一位妻子这样形容：“大家愈闹愈糟糕……我真想一走了之；见到我们之间这情形，真够叫人心烦……。”₂

他们也有合一的时候，可惜有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一八三九年夏天所发生的事便是一个例子：韦曼夫妇面临一件伤心欲绝的打击，同情和忧伤抚平了同工之间的伤痕。那是六月仲夏一个主日的下午，大家经过一周繁重的劳动，准备好好休息一下。韦曼和娜士莎正全神贯注在看书，小爱丽丝在一旁玩耍——至少他们以为她在玩，突然间发觉她不见了。可惜为时已晚，这位可爱的二岁小孩已走出屋外，到处乱闯，发现时已掉在附近一条小河里淹死了。

史亨利夫妇闻讯，立刻赶来参加俄利岗宣教士的第一宗丧礼，慰问死者家人。事发一年後，娜士莎收到东部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有小孩穿的鞋子和衣服，原来是她以前写信请母亲寄来的。稍为懦弱的女人都会不堪如此打击，但娜士莎信心坚定，屹立不摇，她愿意接受神所安排的旨意。每次踏出家门时，她都望见远处山上的小坟，她深信她心爱的女儿已平安在主怀中：“我很少神游到那边找她。”₃

时光不留情，在卫里培有很多工作等着要做，不容许忧伤妨碍进展。韦曼夫妇除了医务外，还要务农，他们的农产品很丰富。不到六年工夫，他们的“农场”有一间庞大用石灰水粉饰过的泥砖房子丶一间招待所丶一间磨坊丶一间铁厂，四面围绕着阡陌纵横的田间。

韦曼医生不是唯一受过这块肥沃土地“引诱”的基督教宣教士。李杰逊（Jason Lee），一位卫理公会的宣教士也一样经不起物质的引诱，花了很多时间在政治丶移民工作及开发土地上。这些事显然没有得到卫理公会差会的许可，他们斥责他不该在属世事务上花费这麽多的心思。

韦氏对“物质”的追求没有那麽狂热，但後果却更糟糕。卫里培已成为新宣教士和新移民的接待站，此外又有一所学校，供印第安人和白人小孩上学，因此韦氏必须解决许多衣食住行的问题。渐渐的卫里培不再像一个宣教士住宅区，反而比较像一所新移民的客栈。另一方面韦氏又开始向路经此地的移民推销他的产品，渐渐流言四播，说他收费太贵，伺机发横财（其实那时无论是谁卖东西给移民，都会被指控太贵）。

谣言传到差会，他们指责韦氏把宣教工场弄得太过世俗化。但他们的信很久才寄到，并且他们对韦氏工作环境的真实情况所知甚少。从该亚士印第安人那边来的困难才真正厉害，这些人是韦氏夫妇长途跋涉来服事的对象。他们牧养丶医治他们，不收分毫，但印第安人还是嫉妒他的生活这麽丰富，引来这麽多白人移民。该亚士的印第安人与韦氏因此产生磨擦，但韦氏始终不肯向他们低头。

史亨利的情况不同，他没有这麽多时间追求属世的富足，因为宣教工作已使他忙不过来。他在纳斯柏斯族中建了一座礼拜堂，他太太伊利莎办了一所小学，制作一些用手着色的课本，又用该族的语言翻译了一些圣诗。她发挥了艺术家的天分，画了一些色彩很鲜艳的大挂图来解释圣经的真理，因她曾听过邦察神甫（Father Francis Blanchet）有一幅讲解圣经历史的图画，就是着名的“天主教阶梯”，非常引人入胜，印第安人非常喜欢。史氏夫妇同样也遇到阻力，但是透过宣教工作，他们在拯救灵魂的事业上，的确有很大的成就。

一八四四年，韦氏夫妇在俄利岗还不足八年，宣教工作实际上已成明日黄花。娜士莎早已失去当初对印第安人宣教的热诚与壮志，常闹情绪，极度不快乐。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安排移民住宿，为他们预备伙食。另外照料一个领养的家庭，这家庭姓谢，有七个小孩，他们的父母从东部越州过来时相继死亡。

韦曼为了白人移民的需要，也是忙得不可开交。他虽然继续替印第安人医病，但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冷漠得令他很灰心。此外，他和历史上许多宣教士一样，不能把救恩与文化分开。他认为印第安人若想拒绝白人的文化（例如工作的原则），又怎能得救呢？

卫里培和韦曼的末日渐渐逼近。韦曼虽然多次接到警告，却从没认真面对该亚士奸狡的民族性。那时该亚士族正值瘟疫流行，八个星期内这个不满四百人的部落死了差不多一半人。韦氏虽然出力救助，情形继续恶化。印第安人起了疑心，以为他故意用药毒死他们的同胞。

卫里培的末日突然降临，那是在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一个阴沉的下午。两个印第安人，有一位是来报血仇的，突然出现在差会（Mission）的门口，门外尚有其他的人等候发动。在完全没有警告之下，一场大屠杀展开了。当时没有群众动乱，只有一班野性待发的印第安人，他们出奇不意的猛然袭击这个毫无防备的宣教士住所。

当时房子里住了七十二人，其中十多位是男丁。凶手都是韦氏平日认识的，他们把衣服里藏着的斧子抽出来，见人就杀。首当其冲的是韦曼医生。这次大屠杀共死了十四人，除娜士莎外，其馀女人和小孩都幸免於难，只被抓了去，度过五周恐怖的非人生活，才被放出来。

大屠杀的消息很快传遍各地，美国立刻派出军队镇压，内陆所有宣教士被迫全部离境。一八五○年春，五个杀人犯上法庭受审，终被判死刑。六月三日那天，俄利岗万人空巷，出来观看绞刑。

当时史亨利也接到出境命令。二十四年後，即一八七一年，他独自返回立韦（Lapwai），那时妻子伊利莎已死了多年。在纳斯伯斯和斯坡堪（Spokane）的印第安人有大复兴，史氏说他曾为一千多人施洗（有些同工疑心他为一些印第安人施洗两次，虚报数目）。三年後，史氏在他所爱的印第安人中息劳归主，结束了基督教在俄利岗一段艰辛混乱的宣教事业。

立韦的工作，由麦琦和麦素（Kata and Sue McBeth）两位单身姊妹继续。不久，一间训练印第安人牧师的学校诞生了，自此以後，纳斯伯斯比其他印第安部落更热心传福音给尚未得救的同胞。

随着十九世纪过去，印第安人宣教工作也渐渐式微。宣教重点逐渐转移到海外，因为远隔重洋对美国社会的进展绝无阻碍。後世许多学者都同意，总体来说，印第安的宣教工作并不成功。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两个文化为了土地权剧烈争执，或者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印第安民族低劣，其文化不足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