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 岑 多 夫 伯 爵
(Count Nic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亲岑多夫伯爵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宣教策略家之一,这位在德国出生的贵族,是十八世纪基督教宣教工作最出力的人。他对早期基督教的贡献是多面的,可以媲美甚至超过同时代的朋友——卫斯理(约翰)和怀特腓(John Wesley and George Whitefield)。他策动普世宣教,创立莫拉维教会,又编写几十首圣诗。但最重要的是他推动了普世宣教的运动,为克里威廉(William Carey)和继之而来的“宣教世纪”打开一条出路。

亲岑多夫在一七○○年生於富有的贵族之家,父亲去世後,母亲改嫁他人,从此亲岑多夫便由祖母和姨妈养育。她们对福音派敬虔主义一片热诚,影响他从小热衷於属灵的事,而他所受的教育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倾向。他十岁进哈勒,在伟大教师佛朗开(August Francke)门下受教。佛朗开是路德会敬虔派之鼻祖。

亲岑多夫在学校与一群殷勤向学的同学组织了“芥菜种修道会”,那是一个立志要“博爱全人类和广传福音”的同学会。离开哈勒後,他转到威丁堡(Wittenberg)大学攻读法律,预备毕业後为国家服务,这是当时贵族社会所能接纳的唯一道路。但亲氏不满意这个选择,他渴望投入全职事奉,可是要叛逆家庭的传统是不可思议的事。这个问题一直萦绕他脑际,直到一七一九年到欧洲旅行,有一件事扭转了他整个人生的方向。

有一天他去参观一个画廊,看到一幅名画(多明尼高.法迪的Ecce Homo),描写耶稣基督戴荆棘冠冕的情景,画的下面刻着一些字:“我为你忍受这一切,你为我做了甚麽?”1 从那刻开始,亲岑多夫知道自己再不能以贵族生活为满足。无论代价多麽重大,救主既然为他受尽苦楚,他决心奉献全身事奉祂。

一七二二年他终於有个机会参加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奉。当时有一群因信仰受迫害的基督徒请求在他别特斯多(Berthelsdorf)的村庄躲避风头,该村庄後来改名为赫仁护特(Herrnhut),意即主护城。亲氏不理家族反对,大开中门,欢迎这些逃亡者,这事为莫拉维弟兄会运动的一个转捩点。

伯爵慷慨大义的风声渐渐传开,主护城的人口也日益增多,宗教逃亡者纷纷来投靠他,房子与商店一栋栋的建立起来,人口多了,问题也跟着涌现。居民因宗教背景不同发生纠纷,甚至有一次差点把主护城毁灭了。

到了一七二七年,距第一批难民来村庄五年以後,事情终於峰回路转,那一年很多人灵性得到更新。在八月十三日的圣餐聚会里面,圣灵的工作达到高峰,大复兴终於来临。对当事人来说,那一天圣灵降临主护城,带来属灵新气象,而且挑起大众对宣道的热诚,成为莫拉维弟兄会运动最主要的特徵,他们不再为教义的小分歧而争执不下,代之而起的是一股强烈的合一精神,大家专心仰望神。一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祷告。这个祷告丶守望的运动後来持续了一百年,没有中断。

起初数年,亲氏没有直接参与海外宣教。後来有一次他参加丹麦国王克理斯钦六世(ChristianⅥ)加冕大典。有人介绍他认识两位格陵兰人(原来是艾格得带领信主的),和一位由西印度群岛来的黑奴,他们迫切请求他派宣教士到他们当中传福音,他很受感动,邀请他们到主护城参观。後来这个呼召在他内心催逼甚紧,不到一年,他差派了二位宣教士去维尔京群岛。以後二十年间,莫拉维弟兄会所差出去的宣教士,竟超过所有基督教会在二百年间所差出的数目。

亲岑多夫虽以宣教领袖见称,事实上他也曾亲身参予海外宣教工作。在第一批宣教士去了加勒比人中工作数年後,一七三八年他亲自出发,陪同三位新宣教士加入该处宣教阵容。到了目的地,他们发现该地的同工竟被下在监里。惊讶愤怒之馀,亲氏立刻凭藉他的名声和地位,要求当局放人。这事以後他又为当地黑奴天天举行聚会,为宣教士修订组织及工作蓝图,为该地宣教工作打好根基,待一切办妥後才返回欧洲。

两年後,他再度整装向美洲殖民地出发,他与该处宣教士一同胼手胝足,在印第安人中工作。他尝试把莫拉维弟兄会与路得会联合起来,却不成功。路得会的信徒不接受他大公化的观点,而印第安人显然也不愿意受他的影响。

亲氏虽已舍弃贵族的生活,实际上却一直不能胜过他那高傲自负的性格,要他降卑自己,与一般宣教士同等待遇非常困难。他公开看轻宣教士穴居野处的生活,和单调乏味的工作。他总觉得印第安人是不开化又野蛮的民族。他非常讨厌他们搅扰他私生活的宁静,但是很奇怪,虽然他的人际关系不好,他的宣道热情却丝毫不减。离开美洲以後,他又选派了二十位宣教士到印第安人中工作。

三十三年之久,亲岑多夫亲自监督一个全球性的宣教组织,他也是众望所归的领袖。他所采用的方法既简单又实际,并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所任用的宣教士都是平信徒,他们受训练,不是要作神学家,乃是要作布道家。这些自给自足的平信徒被差派与他们传福音的对象一同工作,不但用口传,也藉着生活的见证传福音,不以优越的姿态出现,乃以同仁之心相待。他们专心致力传福音工作,对於政治丶经济不闻不问。他们传扬基督的爱——一个非常简单的福音信息。对方若未信主,他们会尽量避免涉及教义理论的问题;即使信了主,他们还是注重感情化的神秘主义多过神学教导。

莫拉维宣教士最主要的特徵是一片丹心,把事奉放在一切之先,甚至妻儿家庭也可为基督的缘故而撇下。他们鼓励年轻男子守独身,要结婚的人,其配偶也是由抽签而得。

最能表现这种心无旁骛精神的,是亲岑多夫自己,他常常撇下妻儿,单枪匹马到欧洲及世界各地视察。後来被国家放逐海外十年之久,更使他的家庭生活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他的妻子伊曼(Erdmuth)很能干,他不在的时候,她把生意及法律上的问题管理得井井有条,但她处理婚姻生活却没有那麽成功。他们夫妇的关系到最後十五年只是有名无实,其冷漠程度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来。虽然如此,伊曼死的时候,亲岑多夫非常伤心难过,根据替他写传的尹力(John Weinlick)这样说:“……伯爵伤痛之馀犹有悔恨,他自觉对不起伊曼,长时间的分离虽不致使他对她不忠,但他对她的确太不用心了。他忘了她是一个女人,也是人妻人母。”2

亲岑多夫为他妻子哀悼了一年以後,便再续弦。新婚妻子是一位农家妇女尼慈曼(Anna Nitchmann)。多年来她与其他一些人,常伴着亲氏到各处奔走,他们秘密结婚一年後才公布,原因是亲氏恐怕家人议论纷纷评击他与一个地位远逊於他的人结婚。尼慈曼虽然出身微贱,却是一位非常热心爱主的姊妹,她对亲氏的思想方向,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在宣教的主观经历方面,带给莫拉维弟兄会许多严重的问题。

在伯爵领导之下,该教会很强调基督之死,原来他小的时候,曾默想主受苦和钉死的情景。他清楚蒙召也是因为看了一幅描写基督受苦的图画。起初他只是重视这方面的领受,但後来越来越着迷,终演变为一种使人毛骨悚然的表现,而整个教会也卷入极端的神秘主义中。

莫拉维的弟兄及姊妹常刻画基督死的情景,故意贬低自己的价值,尼慈曼在一封公开信中曾这样写道(那时她还没有与伯爵结婚):“我好像一只可怜的小虫,多麽希望能躲在祂的伤口里面。”亲岑多夫提到弟兄们也形容他们是“恩典海洋中的小血虫”。後来他们还成立一个“小笨子修会”。伯爵鼓励会友们学习小孩子的言行举动,把自己看成是“在血河里游泳的小鱼”或“吸吮基督伤口的小蜜蜂。”3

有些人可能觉得他们不过偏离福音派的传统,行径特异而已,其实影响比这更深远,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宣教工作。莫拉维弟兄们愈是认同基督肉身所受的苦,愈多内省愈神秘,他们就愈不关心别人的需要,尤其是普世传福音的工作。他们把这种感官上的神秘经验看为最高的属灵境界,而忽略了信仰实际生活的一面。那些积极投入普世宣教的宣教士们都被蔑视,因为他们还未达到属灵的顶峰,结果宣教工作大受挫折。

这种趋向差点把莫拉维这个伟大的宣教运动拖垮,幸好伯爵悬崖勒马,苏醒过来,他公开承认教会已“大大的堕落,而他自己可能导致这种情况。”亲氏终於结束这段“短而可怕”4 的日子,重新带领他的群众步入正轨。从这件事更可看见这位伟人的风范。

亲岑多夫对宣教最明显的贡献是他激励了许多男女为福音缘故撇下所有,他们的动力是基督为世人舍己的爱,他们往地极所要传的就是这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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