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掳的得释放

黄明镇

我生长在台湾，在初中时蒙恩认识主。高中毕业后考上师大，又考上中央警官学校（今中央警察大学）。随后我顺利通过留学考试，到美国读书。在美期间，我就受圣灵感动，放弃银行工作，开始相关事奉。

银行美差

1977年夏的某日，打扫完教堂，我一个人坐在教育楼楼梯口思想前面的道路，停车场走来一位女士，手里拿着一张纸，她自我介绍：“我叫Vicki，在住友银行（Sumitomo Bank）上班，我们需要一位会讲广东话的人。”我说：“我会。”其实我不会，只因为在教会的中文部，广东话和国语翻来翻去，我跟香港来的基督徒学到一点广东话，听多了，多少懂一点。“会，你就来申请啊！”她高兴地说。第二天，我去银行面试，女经理Kim与人事主管Howard任考官。她们一个用粤语、一个用英语。英语还可以应付，但粤语越讲越不顺，越不顺就越冒汗，终于“露出马脚”。没想到Kim反而说：“没关系。银行的术语就是那几句而已，一学就会了，明天来上班。”银行的工作是神给的，近四年的磨练，祂要我经过“三G”关卡的考验，好成为祂手中圣洁、合用的器皿。

第一个G是Gold，即“金钱关”。银行到处是钱，每天看钱、算钱、给钱，不小心会“见钱眼开”。钱是小事，人的灵魂是大事，对钱清清楚楚才能忠于主的所托。既然“贪财是万恶之根”，每当结账发现短细或盈余时，我照规矩签名具结，不敢马虎，这也使我日后在更生团契的事奉，在处理财务上一直秉持一个原则──不是我的，一毛钱都不放进口袋里。

第二个G是Girl，即“女色关”。做了一年后，我晋升为人事训练部门的干部，准备当襄理，一边受训一边训练别人，并指导新进的女同事。银行常聘用面貌姣好的女子招徕顾客，新聘但无经验的女子常被派在我身边学习。美女每天在身边，由于职务上的关系，偶尔需要一起用餐，如果不自我警惕，是很容易犯错的。但圣经有话语常提醒：“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来13:4）已经结婚的我怎能不谨慎，所以要一起外出时都会多带一位，以免落入试探。

第三个G是Glory，即“美名关”。我在银行做了三年多，工作越加熟练，但也越加忙碌。升职后，更为了业绩忙进忙出，连去做礼拜的时间都牺牲了。我于是默默祷告，求神赐我一份可以准时下班、不必加班的工作。没多久，教会中一位香港来的弟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拿了一张申请加州郡政府工作的考试报名表给我，说：“这个很适合你。”工作真的很适合，神果然是垂听祷告的神。

服事难民

1980年，我考上加州郡政府社会服务部成为一名社工。有朋友劝我不要离开银行，说白领阶级强过于做“社会服务”工作，而且不久升职后将大有可为……，凡此种种，很难不让人恋栈。然而，神感动我不要去追求地上荣耀，而是遵行祂的旨意。因此我毅然决然地把未来当银行经理的金饭碗辞了，去帮助受苦的各国难民。

上班后，我心情很愉快，一方面是政府有制度，放假多福利好，可以很正常过家庭及教会生活，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作性质属“责任制”；一百多位由我服务的难民，我们代表政府给予福利，让他们在美国能安顿下来，只要他们平安无事，我也很轻松愉快。

美国是以基督精神立国，堪称“友爱之邦”，能伸出援手接纳从世界各地来的政治难民，殊属难能可贵，这也是我一做就做了八至九年而不倦的原因。我的难民对象包括来自苏联、捷克、波兰等地及亚洲。最多的是越南难民。1975年越共统治后，他们纷纷搭渔船逃离家园，先到菲律宾、香港等地，再申请到愿意收容的国家。他们能到美国来都是经历“九死一生”，有一半的逃难者不是死于船难，就是在海上遭海盗洗劫杀害。他们逃难时都得用金条买船只或船位，而每艘船几乎都超载，且因船只老旧，有的在海中抛锚或翻覆，造成许多的伤亡。多数的越南难民都好相处，独独有一位态度蛮横，可能因搭渔船漂洋过海时遇到海盗，受过刺激。我身为公仆，也不好对这位常出言不逊的人有所责难。有一回，他向我报告添丁，申请增加福利。我看机不可失，就去超市买了两只鸡送到他家，请他炖鸡汤给太太吃。他看我态度真诚，且身为政府人员，无此必要“光临寒舍”，心中显然受到感动。从此，与我联系时口气全然不同。后来，他们全家要搬去洛杉矶，临走前说要来见我一面。来时，他手上拿着一包东西要给我，我说我是公务员不收贿赂，他说这些东西不是钱买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五至六条他钓的鲑鱼。事隔多年，每每想起这事心中就觉温馨。

服务难民那几年，对人间疾苦体会很深。有一年感恩节，教会请他们吃火鸡特餐，席间，一越南难民代表致辞时说：“对我们难民而言，天天都是感恩节。”说得也是，来美国不易。但住在安舒的美国也不容易的，有的找不到工作，长期靠政府微薄福利过活，心情很抑郁；有的夫妻常吵架，弄得鸡犬不宁。身为社工人员，总要尽点责任，去安慰、调解。

更生团契

1986年春，某日灵修时，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的话触摸到我的心：“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段话，常在我脑里翻转，灵里也隐约看到一群留三分头的年轻人挤在一起听讲。一想起初中时去教会蒙了恩，我想，应该是我饮水思源，回去“还福音的债”的时候了。有感动就得有行动，因为对家乡的教会常有负担，因此我写信给梧凤教会，在我回乡探亲时安排三天的聚会，心中期待着能看到一批青少年。但是，每次出现那句话“被掳的得释放”，我心中就向主说，若能到监所探望，岂不是很好吗？

未等梧凤教会回音，我就利用两个礼拜的休假，带着妻子、儿女在7月1日返台。一下飞机，“叫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这句话又在耳际响起。我心想：“被掳的”、“受压制的”不就是监狱里的人吗？于是打个电话给台北少观所（即今法务部矫正署台北少年观护所）林茂荣主任（即今之所长一职）。

回乡前，我先到了台北少观所。那一天是晴天，进了台北少观所，看到工场里一群约70个古惑仔，个个理三分头，脚跨坐在板凳上瞪我。看到他们方才省悟，原来之前在灵里隐约看到的一群留三分头的年轻人正是这批“问题少年”。我一开讲便听到隆隆雷声，山边全变了天。当时没用麦克风，我怕声音太小，越讲就越靠近他们，并声嘶力竭地提高嗓子，越靠近就越对他们身陷险圈起了怜悯之心，可怜这些孩子如果能像我在12岁时就去教会，今天应该不会来这里。呼召时有许多人举手，叫我甚觉惊奇，后来自其他福音工作人员的口中得知，他们已经在那里做了多年的工。随后到女生部门，有教会妇女团契的人来教她们唱诗，20多名少女，有的因为吸强力胶，有的因为偷窃而进来，福音藉我传出后也有多人决志，同样也是因为早就有人播种，所以才有果子收。

接着到台北士林看守所（今法务部矫正署台北女子看守所，1998年2月迁到土城）。所方安排好近百人挤在一间工场里，多位工作人员远远站在那里注意她们，免得因人多滋事，她们年纪从20岁到60岁不等。有的人因作案累累，脸上刻划着愁苦，没有平安。只是她们很注意听讲，神也感动她们，多人愿意信耶稣。

之后再去在彰化田中的台湾彰化少年辅育院（今法务部矫正署彰化少年辅育院）。那里的环境像个中学，只是有很高的围墙和重重深锁的门。李怀远院长很客气地接待我们夫妇，并把教职员及全体学生召集在大礼堂，让我们有机会向他们讲话。感谢主，也有学生举手要信。午餐和学生们一起用餐，之后也有机会与决志的女学生交谈。我们也到附设的“少年之家”去参观，那是专为更年轻的少年设立的，有爱主的吴翠华姐妹等在那里服事，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好叫他们受主爱的感召而归正。

和更生团契的因缘，是在彰化少年辅育院的探访结束后，那时年轻的黄纪华老师走过来自我介绍说：“我是更生团契派来的驻院女传道。”并向我介绍了陆伯伯，陆国栋先生──财团法人基督教更生团契台湾总会（Prison Fellowship Taiwan，简称更生团契）的负责人。

陆国栋先生在当了20多年典狱长后，有一天，时任司法行政部部长查良鉴先生召见，问他说：“陆典狱长，你当典狱长这么多年，有哪一个人因你而改变的？”他想一想：“报告部长！好像没有。”“没有，那你就不要干了。”他吓一跳。接着部长又问他说：“你觉得铁窗能拯救受刑人吗？有人因坐牢而变好吗？”他心虚，无言以对。反省之后，他认为监狱的意义不应只是消极的处罚罪犯，更应该积极的救赎生命。唯有福音能使受刑人心灵改变，靠着信仰的力量才能使曾经在黑暗中浮沉的人迈向光明。为帮助更多人得到改变，他提前退休，先是担任法务部更生保护会副总干事，帮助受刑人解决出狱之后的工作问题，同时联合全台对这工作有负担的基督徒，推动成立监狱福音团契，专门从事监狱布道工作。

1981年9月29日更生团契正式成立，以主耶稣基督为首，并设董事会，置董事五至七人，任期三年，连聘得连任。董事会由董事推选一人为董事长，对外代表团契，对内处理会务，其下聘总干事及副总干事。正式差派牧师到监狱，以“引导受刑人悔改归正，藉圣灵更新他们的生命，并帮助他们过正常的生活，使他们出狱后不再犯罪，以减少社会问题”。牧师以志工身份从旁协助，天天陪受刑人祷告、读圣经、协谈，深受受刑人喜爱，监狱因此囚情稳定，更肯定牧师的功能。消息传开后，各监狱纷纷请陆国栋先生派牧师给他们。

在回美国的前两天，我打电话给“陆伯伯”，陆国栋先生约见。见面时，陆国栋先生说他已70岁，“现在像一部老爷车，开得还可以，但不知哪一天会抛锚。”于是与董事们祷告，求神给他一个接班的人。说着说着，陆国栋先生举起右手，伸出食指，庄重地指着我说：“我想你就是那位神要给我们的接棒人。”我和妻见状，觉得不可思议，面面相觑，不敢吭声。他看我们没反应，也觉得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回去美国后祷告、祷告，如果有任何的感动，就要顺服喔！”陆国栋先生说。没想到，陆国栋先生的话是认真的，没多久他就来信说：“更生团契董事会已经通过聘请你来担任总干事，希望能在三个月内答复。”这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考验与挑战。

经过多次祷告后，我自神领受很大的感动。我想到，其实受刑人更需要耶稣，因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受刑人需要福音帮助他们走一条正路。妻子虽不舍得离开美国，但与我同受圣灵感动。于是，我毅然决定回台投入监狱事工之中。

我们与年纪已80的岳父母商量。他们都很舍不得，好像遇见了晴天里的霹雳。但当岳母祷告后，清楚知道我们回台是出于神的呼召时，就对岳父说：“父母虽大，但神比我们还大。”

1988年6月28日抵达中正国际机场，陆国栋先生流着欢喜的眼泪迎接我们。想当年我到美国留学只是想拿学位，以便早日当上警察局局长，然而，17年后回到台湾，却是一位全职传道人。

（黄明镇牧师为台湾基督教更生团契总干事，本文摘编自他的《白发飞行少年》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