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

艾克曼（David Aikman）

中国遍地都有基督徒

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各种不同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基督徒人数大概占总人口的6%到10%，我是喜欢采用比较保守的数据，所以我估计基督徒的数目在7千万至8千万左右。中国处处都可以看见基督徒。他们中间有掌权者的儿子丶女儿，有高官的後代，有干部丶律师丶法官丶外交官和平民百姓等。

再来看天安门事件。被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当中，已有六位成了基督徒，而其中四位还成了传道人。甚至一些更早期的政治激进分子，现在也成了基督徒了。例如1974年在广州发动大字报的王希哲，他最近也受洗成了基督徒。我上个礼拜还跟张伯笠牧师一起用饭，他也是当年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还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郑义，他在《红色纪念碑》一书中曾写到文革时期，广西一带发生的人吃人悲剧。他在2007年8月也受了洗。中国目前大概有30间高等院校设有研究基督教的特别专业或特别部门。所以在中国不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基督徒。

基督教在中国历史悠久

我们知道最早的记录是西元635年唐朝时，西方官员开始从波斯来到中国。我们估计那些基督徒与当时的涅斯多流（Nestorian）教派有关。而今天这个教派仍然存在於伊拉克，他们正式的名字是东方教会。我在2002年遇到南京神学院的一位退休教授，他说他找到一些证据证明，西元一世纪就有基督教在中国的遗址。我们都知道唐朝之後，有三次重要的基督教浪潮。十三世纪由教皇差派到中国的教士，目标是向蒙古人传道。1601年利马窦来华，跟着是耶稣会的教士，他们持续在华工作了122年。1807年的马礼逊来华，从此开始了更正教（基督教）在华的伟大宣教历史。马礼逊最有名的继承人或许就是戴德生了。戴德生增进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理解，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不可忽视。作为一个西方人，他要求他的宣教士，吃丶穿丶讲话都要像中国人，也就是尊重中国的风俗与文化。我们都知道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在中国义和团事件时期，死伤甚为惨重，殉道的189位宣教士，有79位是内地会的。戴德生被赶出中国时年事已高。有人问他，要不要就内地会宣教士被迫害的事，向中国当局索赔，他说“不要”。因为他先前已说过：“如果我有一千英磅，绝不留下分文不给中国。”

很多人都忘记了中国现代政治的变革是由一位基督徒所引发的，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创办了国民党，而且众所周知，他是一位基督徒。

扩展与迫害的相互循环

我们在现代中国史里看到一种现象：每一次基督教扩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逼迫。比如从康熙皇帝那一首“十架诗”来看，虽然他没有受洗，但可能他的内心是信奉基督的。他晚年目睹了所谓的仪文之争，教宗与耶稣会教士针对如何取舍中国习俗和礼仪，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结果是，康熙的继承人雍正皇帝开始压迫基督教，到1724年终於将基督教完全从中国铲除。十九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运动蓬勃展开，但紧跟着就有义和团的压迫。有趣的是，不论西方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学者，在研究义和团之乱的时候，都一致承认说，这种广大群众集体受鬼魔影响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义和团的人经常在庙宇里，求邪灵或偶像附身，以使他们的身体能刀枪不入。我们当然相信，任何人若向邪灵开放，就必然会抵挡基督。

1900至1910年代基督教开始复原，但1920年紧接着在中国就出现庞大的反基督教运动。随後1931年开始了中日战争。在1949年共产党统治後，严厉的逼迫接踵而至。基督教却常在逼害与压迫中反促成了教会的增长。早期教父特土良有句名言：“宣教士的血是福音的种子。”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已经忘记了这个真理。基督教在美国很幸运的未受过逼迫，但教会却变得很软弱。身在海外的基督徒，不论是中国人或美国人，面对着国内的肢体受逼迫丶坐监牢丶受折磨，甚至被杀害，心里都感到非常伤痛；但我遇到过的一些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他们却说：“我们需要遇到一些逼迫，这样生命才会坚强丶健壮。”

今天因受到环境的逼迫，而使中国基督徒的人数速增。过去50年来持续的逼迫，有时虽略为放松，但多数时候当权者对基督徒的态度还是敌对的。

中国的执法人员经常对基督教有一种恐惧症。譬如我的书《耶稣在北京》2003年在北京出版，同月，远志明的“十字架”录影带也在北京出现。负责安全的部门认为，在10月同时有这两种指证中国政府逼迫基督教的出版品问世，绝对不是偶然。结果共产党内部和宗教局以及其他部门因这两件事而召开会议。2003年2月还把“十字架”的录影带播放给宗教局的干部看。“十字架”倒不失为极佳的宣传品（为神宣传！）。

他们还将我的书《耶稣在北京》翻译成中文，给政治局的人看。我有一位教英文的好朋友，经常在北大讲课。他说一位北大教授告诉他：“他们当然知道那本书，字体还印得特别大，好给政治局的老人读。”我还真想拥有一本中文版呢！不过它被列入“内部文件”。

中国基督化对世界的影响

若中国基督化，必然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在我的书里，我估计大概再过25年，中国的基督徒比例大概可以达到25%。一般的世界经济学家也估计到了2040年，中国的经济水平可能会超过美国。

如果假设到2050年，中国内部都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危机，中国真的成了世界超级强国，那麽，中国会是怎样的国家？

如果到时候中国成了世界超级强国，同时也成为基督化的国家，这该有多好！就不必等到有51%的人口成为基督徒才算是基督化的国家。甚至不必有30%基督徒人口，只要有20-30%的人口是基督徒，那麽整个国家都会被改变。南韩就是一例。二十世纪70至80年代的南韩，因基督徒人口大增，而使南韩的经济丶社会丶军队都有了改变。我确实相信，这是因为南韩基督徒人口的改变，导致了南韩的革新。

二十世纪80年代还没有发生天安门事件之前，国务院就作过研究，比较河南的基督徒村庄与非基督徒村庄的差异。为甚麽选择河南呢？因为在80年代河南有些乡村被称为“耶稣的乡村”。因此他们纯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比较基督化村庄与非基督化村庄的区别。你知道他们发现甚麽吗？在基督化的村庄，犯罪率较低，经济较繁荣，鲜见青少年滋事，家庭较和睦，社区较和谐。胡锦涛说，他要缔造和谐的社会；要打造一个和谐的文化。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基督化的文化。

我们从西方历史看到，宗教与政治的重大改变往往是从帝王的归信开始。君士坦丁大帝在十九世纪宣布基督教为合法的宗教，据估计当时基督徒人口在罗马帝国的比例只有10%。很多人以为，君士坦丁成为基督徒，并且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後，西欧就成了基督教国家。但并不是这麽快就发生的，而是整整花了七百年的时间，透过艰苦的宣教工作，基督教才征服北欧的冰岛与挪威。因此即使基督教在中国被宣布为合法宗教之後，仍然还有许多待努力之处。中国基督化最重要的意义是，她将会是历史上第三个具有基督教生活观的世界强权。

英国丶美国的基督教因素

英国是十九世纪最强大的帝国，她也曾带给中国不少伤害，但也带给世界一些好处，例如英国海军一直打击奴隶交易，打压世界各地的贩奴活动。那是起自1807年，正好是马礼逊来华的同一年。那时英国在威伯福斯（WilliamWilberforce）的努力下，终於废止了奴隶买卖。英国统治印度时，宣教士连同英国国会改变了印度政府施政的方法，使他们对待百姓比较有人性。例如印度本来有一种叫“sati”的坏风俗，是将寡妇与死去的丈夫同时烧毁。另外有些印度父母会将孩子丢到河里，让鳄鱼吃掉以换取好运。因着英国国会里的基督徒所施加的压力，这些不良风俗终於被废除。而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的宣教士也都极力反对英国将鸦片卖给中国人。由於十九世纪是英国历史上基督徒最具影响力的时候，英国政府在某些方面是相当有良心和守法的。

二十世纪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了世界首强。虽然她在外交政策上犯了不少错误，但我们不妨从整个历史角度来看。例如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打败德国及日本之後，采取人道主义政策对待这两国。我相信这种仁慈的政策多少是因为当时主其事的人中，有许多是基督徒的缘故。

每一次世界上发生地震和饥荒时，是哪一国首先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我相信到了廿一世纪下半叶，会轮到中国来扮演这个角色。我相信，从神学来讲，哪一国敬畏神，神就会赐福於那一国。英国丶美国敬畏神，神就赐福给他们。当中国敬畏神时，神也会赐福给他们。而我深信上帝乐意祝福中国。我相信神也乐意中国成为一个富足丶强大丶昌盛的国家，与全世界分享她的繁荣。而更重要的是，从基督徒角色来说，中国基督徒能够与世界一同分享基督教的世界观。

中国能带给世界祝福吗？

但现在世界上还有一大部分人没有听到福音。例如伊斯兰的世界，仍然极端抗拒基督教。世界上有哪些基督徒特别感受到神的呼召，要将福音带到伊斯兰地区呢？就是中国基督徒。大概你们也听到归回耶路撒冷的运动。而我个人也认识一些中国基督徒，他们正在学阿拉伯语或参与外交工作，好将福音传到阿拉伯语世界。

有趣的是，中国基督徒能深深明白，差派宣教士到海外，与我们在本地蒙恩得福，这中间有密切的联系。英国最有名的宣教士之一威廉克理，是第一个到印度传道的宣教士。人家问他为甚麽要将福音带到远方去？他说：“如果我不将福音带到远方，我就得为我的祖国英国担心了。”所以海外差传与本国的蒙恩是息息相关的。神不仅赐福给因听信福音而蒙恩的国家，神也赐福将这福音带给他们的国家。因此我相信，在基督教历史中，最令我们兴奋的时刻还未来到。

中国在末世扮演的角色

很多人花大量时间研究末世的可怕情景，但我不这样做。我相信在末世发生的好事绝对多於坏事。我相信中国会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的编辑傅夏霖和唐荛这两位新加坡华人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先贤之信》。这本书指出，中国远古时代的人就对天丶对“上帝”存着很深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很多人写到明朝皇帝在天坛献祭的事。每年一次皇帝代表全国人民拜天，在这个严肃的仪式中，将全国百姓的道德责任担在他自己身上。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远古以来上帝的手就未离开中国。中国是世界文明中文化持续最悠久的国家。中国将要负起责任，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我相信神最初如何介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祂也会将祂最高的荣耀彰显在中国，直到末日。历史上最荣耀的时刻乃是基督再来之前的阶段，而我相信届时我们仍活在世上，必能看到中国在那时的角色是多麽令人兴奋。

(作者曾为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主任，也是一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着《耶稣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等书。此文蒙“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Pasadena, CA 2008.”允许转载，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