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呼召我

鍾志明

我很喜歡看書，中學一年級信主耶穌後，就啃屬靈書籍，並向同學傳福音；只是因孤軍作戰，不怎麼成功。

辦校內團契

後來，我在基督教書局裡認識鄰班同學胡志雄，就結伴參加教會聚會和各種活動，彼此在靈裡建立。中學五年級，我和志雄向訓導主任申請在校內張貼海報，盼與其他基督徒見面。誰知訓導主任說：「聽說你們有所謂基督徒團契，你們在學校裡辦一個不很好嗎？」就這樣，我們就成立了校內基督徒團契，居然開始就有十幾個同學參加。

開始思索人生

那段日子最震撼我的，是傳道人湯彼得因病毒入侵而逝世。他是我教會團契的導師，愛看魯益師（C. S.Lewis）的書，原打算往英國再進修魯氏作品。他擅長吹喇叭，又是聲音很美的男高音。他對我影響很大，帶我加入聖樂團，又給我機會到中學的佈道會裡領詩。他逝世時只有27歲，那年我20歲。我想：如果我的人生尚有七年，我該怎麼服事神呢？他的離世，讓我對人生開始深思。

神的呼召

1978年夏天，我在差傳年會中聽鮑會園牧師講道。他呼召時，我心裡很有感動，覺得信耶穌不能只做信徒，要做門徒，照著主的吩咐廣傳福音。決志後，我有很多掙扎，先是1982年母親因肝癌病逝，我很傷心，生氣神不給我機會報答親恩。這段時間裡，我的靈命陷入低潮。直至1983年初隨香港聖樂團到新加坡獻唱，途中靈修，才與神和好，並得到神的醫治。神恩待我，這次途中，祂帶領我認識了現在的太太陳慈愛。

同年夏天，我第一次參加短宣，探訪泰北工場。我負責音樂節目、獻唱和派單張，感受很深。當地是流落泰國邊境的中國國民黨第七軍的難民村，台灣政府沒有接他們到台灣，大陸政府亦不接納，他們一直滯留於泰國，下一代也沒有泰國身份，在這三不認的環境下生活了幾十年。從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到我們去時，早上他們仍在擴音器播放「我是中國人」。我和同行的弟兄霍建華躺在泥土地上，邊聽邊落淚，徹夜無法成眠。

我們在香港生長的中國人，民族意識一向薄弱，那時突然有很深刻的感受，我向神說：「如果 真要我服事 ，我就將自己全交給 。」後來我與資深宣教士交通，神呼召我作全職事奉的聲音一再響起。同年，我在浸會大學團契擔任靈修部，負責校園細胞小組的發展，經歷到神的使用，更感受到要作主工。

1984年我大學畢業，投身教育，在學校有很多機會向學生傳福音。與此同時，我在教會裡積極參與事奉，教主日學，幫忙另一間教會開展詩班，做指揮，領學校團契，每天忙個不停。我以為，我這樣熱心事奉主，總夠了吧！

更好的一半

可是女友看出我仍留戀世界，她是個對神很認真的人。她覺得我既然蒙神呼召，就當毅然踏上。1985年的聖誕假期，我們沒有在一起共度，她飛往紐約參加兄長的訂婚，我則隨聖樂團到上海獻唱「彌賽亞」。當時，我們差不多要分手了，各走各路。

我們在上海市音樂廳獻唱「彌賽亞」，至「哈利路亞」一曲時，我強烈感受到台下的觀眾需要福音。在旅程中，更醒覺自己在言語和佈道法上訓練不足；靈修時，神又藉歌羅西書提醒我「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晚，我在酒店房間跪下禱告，願意放下世間一切，全心全意去念神學。當時，心裡仍有一個結，就是假如我貿然進神學，走全職事奉的路，我和慈愛脆弱的關係肯定完結！但這一次，神感動我不計後果，毅然踏上。

我把決定告訴慈愛時，她面上露了一點笑容。那時，我感到我們之間的冰牆開始溶化了。她靜靜地聆聽我細說在上海的經歷，送她回家到家門口時，她叫我稍等，拿出金門神學院的資料給我看。原來她回港途中，特別去三藩市看望朋友。朋友帶她參觀金門神學院，說，要是她來美讀書，不妨考慮這間學院。她想到的卻是我之前想過去神學院受裝備的事，心想即或分手，也可給我留個記念。之後在申請過程中，她一直從旁指點。我順利地考到托福，並取得簽證。

同心同行

1988年，我以實習神學生的身份，帶領短宣隊到紐約華埠佈道。我們夫婦在新婚後第一個慶祝救主降臨的佳節，在紐約街頭同心報佳音，實在蒙福。

我於1991年神學畢業，拿到道學碩士和基督教教育碩士學位，其後牧會，並於2005年按牧。我牧養教會的方向側重兩方面：一是領人歸主和培訓門徒，二是關顧會友。由於我的家庭背景比較複雜，媽媽又患癌病去世，所以我對關顧會友很有負擔。感謝神，藉著過去傷痛的經歷，造就了我今天的服事。

神留住我們

2001年，我和妻子打算去紐約省親，機票已經買好，9月5日從三藩市出發飛往紐約，9月11日早晨從新澤西州Newark機場飛回三藩市，班機是UA93（即911事故墜落在賓州的飛機）。但是慈愛的阿姨因事，建議我們提早一星期去，那時要改機票，每張機票要罰100多元。當時，我們還不捨得多付300多元呢！怎知神藉此事保守了我們的性命。至今我們仍保留著那兩張登機證，提醒我們，我們的性命是神保守的。神留住我們的性命，是要我們為祂工作。每想到這裡，我們更要奮力為主工作。

（鍾志明是三藩市宣道會忠愛堂副牧師，余黃國凱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