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緊時機、善作橋樑的王永信牧

邱清萍

神賦予王永信牧師多方面的異象、恩賜與成就，他早期在台灣牧會，後來在美國創立了「中國信徒佈道會」（中信），又在香港成立了「世界華人福音聯絡中心」（華福），和在美國的「大使命中心」；他創辦了《中信》月刊、《今日華人教會》、《大使命》等期刊。又推動過幾個福音運動：華福運動、洛桑運動、主後二千福音遍傳運動等。這樣一份清單，令許多人咋舌，他是如何能為主做這麼多事的？

有人曾問他如何能把一生安排得如此緊緊相扣，一個工作帶動另一個。他回答說：「這完全不是我的計劃，也不是我刻意的安排。在我開始中信的時候，完全沒有想過將來會有華福這樣的運動，在華福的時候也絕沒有想到主後二千福音遍傳的運動。都是在神的感動來了，門一個一個的打開，我就很自然的走了進去。我不過是神手中的棋子，祂早有全盤計劃，我只是走一步看一步而已。」

信心的腳印

「神的感動，走一步看一步。」這是否就是信心的腳印？但信心也要順服，王牧師順服神的感動，抓緊時機，然後大膽的邁步走進去。有信心就會放心，能放心就會有膽量。抓緊時機的先動性在神，祂感動，也預備恩典。所以當王牧師看見機會，就會抓住，不肯放過。難怪神就給他更多的機會，更多的感動，更多的恩典。當然啦！更多的工作，就有更多的勞苦。他說無論甚麼事工，只要清楚是神的感動，就會不猶疑地跳進去，不會左顧右盼，或等候更多的客觀條件，也不會因別人不同意而放棄。也許就是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使他跨越了許多人為的、文化的、傳統的障礙，為天國成就一些有深遠影響的事工。

觀察時勢，抓緊時機

王牧師很會抓緊時機，看到需要，有神的感動，就會不顧一切為福音和神的國度全然擺上。1957年他去歐洲旅行佈道，在瑞典延雪平（Jonkoping）領受天上的異象，要他為「本國之民大發熱心」。次年移民美國，1961年10月在密西根州底特律成立了「中國信徒佈道會」。

六十年代是美國華人教會轉折的年代，華人歷經百多年排華的移民政策，人口始終在20多萬以下。而當時的華人事工被看作是沒有遠景，遲早會融入主流社會。沒想到六十年代中期，美國的移民政策會放寬，有愈來愈多的華人湧進美國（到了1970年，華人人口已升到40多萬）。這些主早知道，並部署祂的福音精兵，建立許多的福音橋樑。

1966年，王永信牧師召集了一些信主的留學生，組織「暑期福音佈道隊」和「中華聖樂合唱團」，成為福音橋樑，在美加各地巡迴佈道，廣傳福音。而當中有些參與者深受感動，後來也成了傳道人。

除了街頭佈道，王牧師也常到美加各地講道，在各校園、唐人埠等華人聚居的地方撒種開荒。那時，神正在北美興起一個奇妙的現象──查經班的成立。王牧師在1966年曾這樣寫道：「今天神在海外青年學人中間，正進行著一項奇妙的善工，不論是在美國、加拿大，甚至歐洲的大學，只要有幾十個中國同學在一起⋯⋯就會有一個基督徒團契或查經班。這一個現象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其他國籍的學生中所見不到的。」他和其他主的忠僕在其中扮演著催生、餵養與培植查經班領袖的角色。

抓緊時機必須對時勢有敏銳的回應。廿世紀九十年代，共產主義骨牌式崩潰，東歐門戶開放，加上中國六四事件引致知識份子的出國熱，正是傳福音的大好機會。王牧師在美國與海外校園合作，推動大陸學人事工，出版《中國學人培訓材料》系列。同時，透過大使命中心的事工，十多年來帶領短宣隊在新東歐、獨聯體、喜瑪拉雅山區、巴爾幹半島、太平洋島嶼以及波斯灣等地開拓福音工場，並將它們交給華人教會及機構繼續跟進，實踐「夥伴式宣教」。

善作橋樑

王牧師認為在他各種的事奉裡，最獨特的是作橋樑的角色。他超越地域、種族及文化，從北美華人福音事工開始（中信時期），連接到普世華人福音事工（華福時期）；又把華人福音事工與普世福音事工連接起來（洛桑及公元二千福音遍傳運動時期）。他說：「我覺得比較滿意的工作是，把同工帶到一起，建立橋樑性質的事工。我相信只要把一些對神的事工有負擔的人帶到一起，奇妙的事就會發生。」奇妙的事真的多次發生了。

福音工人的橋樑

1970年，王牧師參加Urbana宣教大會時，跟數位華人牧師交通，大家同有一個負擔，覺得北美華人教會應有更多的交通和合作。於是他們用了兩年的時間籌備了「北美華人福音會議」（NACOCE），並於1972年舉行，有300多位同工出席。當時王牧師想，假如北美同工可以這樣聚首一堂，要舉行一個全球華人福音會議是否可能呢？（此後15年北美華福共開了四次會議，並於1987年與世界華福合併。）

1974年在瑞士舉行的第一屆洛桑會議，有70餘位華人出席，他們聚在一起捫心自問：這麼多不同的種族尚且可以聚在一起舉行洛桑會議，為甚麼華人教會不可以？結果產生了華福大會的構想，兩年後成為事實，並推舉王牧師為總幹事。

1976年8月18至25日，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以「異象與使命」為主題在香港召開，是華人教會的創舉。大會的口號是：「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臨。」華福的任務是在普世華人教會之間建立起了解與合作的橋樑，其目的有三：促進華人教會之合一及增長、預備華人教會向大陸傳福音、動員華人教會向普世廣傳福音。並將普世華人教會分區，每區設區委會，協助大會推展事工。

華人多有「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傾向，要擔任橋樑角色非常不容易。王牧師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因為他不敢違背心中那「欲罷不能，愈來愈強的聲音與信念──華人教會需要合作，需要廣大的心，需要超越的異象，需要直奔地極的行動」。

中西教會的橋樑

1987年他出任葛培理牧師創立的「洛桑普世福音事工執行委員會」的國際主任，籌辦第二屆洛桑會議並任大會總幹事。1989年他推動「公元二千福音遍傳運動」，擔任董事會主席，而且帶出未得之民的10-40之窗的宣教視野。透過這些事奉，他不但有機會與各國教會的領袖共商天國事工，也為華人教會樹立榜樣，不分種族，投身普世宣教。

在普世宣教上，王牧師覺得，華人教會與西方教會更緊密的聯繫和更積極地配搭這個理想尚未達到，還差得相當遠。他說：「華福運動到現在還只是在華人中間進行，而華人也很少參加其他普世的運動。大部分華人還不能與西方肢體平起平坐，商量事情，覺得自卑，這點很是可惜。也可能華人覺得白人有優越感；但不要忘記中國人一向也有優越感。假如我們有美國人那種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成就，也許我們會比他們更驕傲。其實美國華人無論在文化、成就、經濟等都超越了美國社會的中間線，無須自卑，事實就是如此。」

搭橋者的裝備與代價

看到一些教會肯一起攜手合作，王牧師感到很快樂；但每看見華人教會抱著門戶之見，各自為政，不願為天國犧牲小我，又感到很痛苦。做橋樑工作孤單不討好，也不是任何人都做得到的，神如何裝備王牧師勝任這角色呢？

王牧師說：「第一，你必須會講道；無論你要推動甚麼事工，必須會講道。佈道及講道工作對我日後聯絡眾教會都很有幫助，我也一直沒有停止過。葛培理是神很使用的佈道家，洛桑會議也是他出面召集的，因他佈道工作的成效，他登高一呼，凝聚力就出來。

第二，不怕挨罵。華福是服事眾教會的工作，這個工作非常不容易。批評的也很多，也有人說我自作聰明，或想作教皇。

第三，還要有配偶的支持。我在華福事奉時，每年平均有半年到世界各處探望教會。師母的支持是神給我很大的恩典，她從來不會扯我後腿。」

那時如何，現在仍是如何

如聖經上的迦勒，王牧師在心態與精神上「那時如何，現在仍是如何」。80歲高齡的他仍像以前一樣領受異象，求神「將這山地給我」。他說要裝備中國大陸教會做差傳，使福音入中國、在中國及出中國。他盼望中國教會能成為普世宣教的教會。他認為現在就要開始訓練國內信徒做差傳。一個教會要做海外差傳過程可能相當長，他感歎雖然過去三、四十年都在努力推動差傳，至今仍只有1/5的海外華人教會有做差傳，速度太慢，大陸教會真要早日開始這方面的教導。

王牧師對華人教會下一代的領袖有何觀感和期盼呢？他說：「我們這一代（快80歲及以上的人）經歷過世界大戰和中日戰爭。我的成長期多在戰爭中渡過，這些艱險與困難也塑造了我堅定的意志，和對事物的分辨能力。我們相信絕對真理；不一定追求共識。

然而，在後現代多元文化的思潮下長大的人，不強調『獨特性』，一切都是多元化和相對的，其實是『絕對的主觀』。你看是罪；我看不是罪。在這種思潮下長大的人怎可能有志向、有委身的精神，怎會為信仰而堅持到底。就算成了基督徒，對時代不妥協的挑戰性也不強。這樣的人當了領袖也缺乏堅定的意志和清楚的方向。

因此我希望下一代的領袖有堅定的信仰，不要怕被人恥笑守舊和古板，要敢站在真理一邊。也盼能改掉上一代人的毛病，效法他們事奉主與為主受苦的精神，但不要學他們建立自己的王國。要多一點國度觀念，胸襟要廣闊。上一代的教會觀比較弱，只看到自己地區範圍的工作，看不到神整個的國度，使宣教工作很難推行，也影響了教會間彼此的合作。這些都盼望下一代的領袖能更上一層樓。

我們這一代領袖大多沒有刻意花心思與時間栽培下一代；不但沒有，有時還怕年輕一代起來取代自己，這是我們的虧欠，教會的悲劇。當然也有很好的榜樣，我們有責任提醒下一代，不要犯我們同樣的錯誤。」

王牧師曾說王明道先生和宋尚節博士是他的恩師。他9歲時隨父母到王先生在北京牧養的教會做禮拜，11歲在宋博士主領的奮興會中重生得救。他事奉的人生無疑受王、宋二人的影響。他有宋博士「為主燃燒、毫無保留」的奉獻精神，在福音及宣教事工上充滿全力以赴的熱忱與急切；他在工作上的一絲不苟及認真，忍辱負重與胸襟，都有王先生的影子。但願王牧師從前人所領受、蒙主大用的特點，也一樣的代代傳遞下去。

（本文取自《從飄泊到植根——北美華人教會采風錄》，邱清萍著，美國中信出版，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