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離世之陶茂芝牧師(Rev. Claude Henry Thomas)

黃錫培

當中國內戰一波一波接踵而來期間，陶茂芝牧師夫婦無懼戰亂所帶來的動盪與不安，繼續為主堅守宣教崗位，以主的愛安慰驚恐中的中國老百姓。

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於1927年3月24日乘勝進佔南京，當時軍紀崩潰，南京市頓時失控，到處燒殺搶掠，連外國領事館也未能倖免。數名外國人遭群眾殺害，金陵大學創辦人兼副校長文懷恩（Dr. John E. Williams, 1871-1927）也在被殺之內，因而引起美、英、法、意等國軍艦砲轟南京的北伐軍，造成兩千多人死傷，史稱「南京慘案」。歐美各國紛紛撤僑；而陶茂芝牧師夫婦就在此時抵達中國。

雙雙在教會成長

陶茂芝牧師來自美國，生於1900年5月26日。幼時參加教會，卻未清楚救恩。中學時歸主。在芝加哥惠頓大學（Wheaton College）讀書時，對主耶穌的救恩有更清楚的認識，且將一生奉獻給主。故大學畢業後，便進普林斯頓神學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充實自己，預備作主工。

陶茂芝師母路得（Ruth），1899年10月14日生於美國密西根州（Michigan）基督徒家庭，自幼歸主，並立志作宣教士。進入惠頓大學後愛主更深，在大學基督徒團契與一群愛主同學追求更多認識主。也遇到了茂芝，彼此相愛。畢業後，預 備 作 宣教士便進了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深造。畢業後，與茂芝成婚，雙雙於1926年9月成為內地會宣教士。

北伐內戰的中國

二人於1927年1月1日抵達上海。先到搬遷至江蘇省鎮江的語言學校學語言。4月23日，傳來英領事館下令撤僑，夫婦二人不得已回到上海繼續學習，直至年終結業。據當時統計，1927年1月內地會在中國共有937個宣教站，到了同年7月只剩296個。1928年1月開始有宣教士回來重開宣教站，便增為 305個，同年7月465個。再過半年，北伐內戰漸平靜，1929年1月，宣教站達840個。

山西省潞安宣教站

各宣教站重開後，陶茂芝牧師夫婦被分派到山西省潞安宣教站。潞安（今長治市）位於山西省東南部，老頂山西麓，上黨盆地中心，是個工商業重鎮。周圍各縣鎮有近一百萬居民，這是個很大的宣教禾場。

1928年冬，江志登醫生（Dr. Isaac L. Johnstone）盼望潞安的鴻恩醫院能早日重開。

1929年初，陶牧師夫婦及其他宣教士到達潞安，重開宣教站。當時陶牧師在街上遇到一位本城中學英文老師，這老師竟邀請陶牧師到其學校的英語社（English Club）演講，陶牧師欣然應邀。星期六下午用「救贖的福音」為講題，講了一個多小時，有一百多位同學參加。也許由於學生英語程度參差，這位老師還做翻譯。這實在是難得的一次學生佈道會！

同年夏天，江醫生和陶牧師兩對夫婦同心主持查經班和退修會，以造就信徒。聚會結束後，教會大得復興，派出四位會友往外巡迴佈道達一個月之久。同時，另一位資深宣教士孟懷潔牧師（Rev.H. J. Mungeam）報導，目前正需大量福音單張和福音書，因全部福音書都售完，這是從沒見過的情況。眾人都愛聽福音，不像以前拒絕的態度。

軍閥內戰的影響

1928年底北伐成功後，各宣教士紛紛返回原宣教站，重建遭砲火摧毀的家園。怎料，又來了軍閥，群雄割據，上演了另一場「中原大戰」！1930年3月至 11月，戰事一直蔓延，尤以河南、山東和湖南三省最烈，為時八個月，各方投入兵力超過130萬，造成25萬以上官兵傷亡。同年11月20日，黎道明姑娘（Miss Kathryn Lederach）跟著資深的馬淑貞姑娘（Miss A. H.Maclean）到屯留縣之余吾福音站，向女校和男校的學生傳福音，卻遇到大批軍隊回防，以致不能到外面工作。1931年2月，中原大戰已過，山西省長閻錫山敗兵回防，更令省內各城各鄉加重稅收，以供養這批軍隊。

誰曉得更嚴重的事竟臨到潞安！黎道明姑娘記述：

「1931年2月27日晚上，城內突然槍聲四起，繼而砲聲隆隆，整夜不能安眠。翌晨才知有一師團士兵叛變，四處搶掠，震驚全城，居民跑來宣教站求保，但我們只能收容婦孺。結果約有100名婦孺住在宣教站近一個月之久。我們便趁機每天安排三堂聚會，向她們傳福音。她們來時，雖然也怕外國人，不知道我們會怎樣待她們；但是，她們更怕遭叛軍搶掠，只好硬著頭皮來。她們離開時，依依不捨的視我們為好朋友。有位婦女含淚道別，說：『我帶著病來，現在痊癒了。』不錯，她來時受驚過度，七天不能吃睡。我們心中充滿感恩，整個叛亂中，宣教站一直沒受到任何破壞，十分平安。」

家庭樂

1926年12月7日陶牧師夫婦離開美國三藩市，1927年元旦抵達上海。記錄上只有他們夫婦二人，並無兒女同行，故肯定他們的長女柔黛* （Rhoda Jeanne）是生於中國，可惜找不到她出生年日的記錄；但幼子大衛（David Dunton）於1930年8月21日生於山西省太原，則有記錄。

陶師母在家照顧兩個孩子，也打理潞安宣教站的兒童工作，對福音事工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

山西省長子縣宣教站

1931 年春，陶牧師夫婦舉家遷來長子縣的新宣教站，事工包括：

兒童主日學：師母對兒童工作很有經驗。她招聚了一群孩子，在前院排開小椅子，教他們唱詩，講聖經故事。這樣，不僅增加孩子們對福音的認識，還影響他們父母對福音的了解，家長也來聽道。不到八個月有40個男孩和40個女孩，均來自未信主家庭，非常熱鬧！

向軍人傳福音：中原大戰後，閻錫山退回山西省，軍隊繼續回防。不過，各地仍常有兵變。當時山西省軍紀極惡劣，富有的村鎮常有軍人搶掠事件，故陶牧師特別在主日下午對軍人開佈道會，傳福音，並有同工蘇先生(Mr.Su）協助。由於軍人素質參差不齊，陶牧師在他們身上花了不少時間。

婦女事工：由兩位本地女傳道協助婦女工作。她們都是得力的同工。陶牧師曾向農村一對老夫婦傳福音，信主後，他們每主日走三哩路來崇拜。老婆婆曾說：「每想及主耶穌受苦，淚水便流出來！」她非常熱心地向親戚和鄉里傳福音。

監獄事工：如果不用出外佈道，每主日都到監獄佈道。陶牧師最多用的福音掛圖是「浪子回頭」，因是犯人最愛聽的故事。有一回，馬淑貞姑娘和一女傳道來佈道，遇到一位因殺夫而被判終身監禁的女囚。她們足足用了一小時向她傳福音，她也留心，似受感動，也問了許多問題；但經過數月辛勞，仍未見果效。直至有一主日，她握著馬姑娘的雙手，說：「我真相信，我決定相信！我要有清潔的心，我要屬於主耶穌！」

查經班：除了本地注重查經班外，出外傳福音時，在福音站或信徒家中均舉辦查經班。

山西省是高原地帶，經過多年宣教，陶牧師夫婦健康受損，須遷往氣候較適宜的平原地區，於是遷至河北省臨洺關。

河北省臨關宣教站

1932 年9月，陶牧師夫婦舉家遷至臨洺關（今永年縣），安定後，便於10月到農村做「帳幕佈道」。有兩家願意歸主，回家打破偶像，還有人問如何敬拜真神。沿途其他鄉村也反應良好，但栽培工作需特別加強。

1933年春，陶牧師到南部的邯鄲福音站主持主日崇拜。聚會後，一位寡婦李太太*（Mrs. Li）要求他協助一宗訴訟案。原來她的丈夫生前營商，在一宗生意上做保；但去世多年後，雙方夥伴相爭，引起訴訟，竟說李先生扣押了他們的錢，要求李太太償還。看來很難勝訴，李太太求助陶牧師。陶牧師不知根由，也無能為力，便反問她有沒有向神禱告，求神幫助。李太太對對方恨之入骨，怎會想到祈禱？陶牧師以聖經教導她，她終能明白，便切切求主。結果由於證據不足，控方取消訴訟。李太太從此學會了凡事禱告！

1934年3月15日，陶牧師寄出一份宣教站的消息：「這週最大的事就是，來自山東省美南浸信會傳道部的孫約翰牧師（Rev. I. V. Larson）主領的培靈佈道會，在臨洺關舉行了五天，在邯鄲有六天……，人人回轉歸向主，是神在他們當中工作。」

這次培靈佈道會豐收後，他們一家四口於1934年6月22日返國述職；因他們體弱，需多休養，恢復體力，至1935年9月24日才返中國。

洪洞縣之山西聖經學院

內地會在洪洞縣有兩所著名學校：一是普潤學校（Hoste Schools），內設中、小學；另一是山西聖經學院，是丁良才牧師（Rev. Frederck C. H. Dreyer）於1910年創立的。1935年 5月底，聖經學院有28位來自華北各省的同學畢業。當時主理學院的是陳榮福牧師（Rev. J. Howard Kitchen），教師中有位巴若蘭姑娘（Miss Elizabeth Fischbacher），是楊紹棠牧師所創辦之靈工團的同工。

陶牧師回中國後，因聖經學院急需教師，而他們夫婦的學歷正適合，故請他們再回山西省，預定工作一年。

紅軍「東征」驚魂

陶牧師夫婦安定下來，在洪洞的聖經學院任教，學院的運作也循序漸進。不料，1936年2月20日，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發起東征，山西省因這紅潮而情勢危急。3月23日，消息傳來，臨汾受紅軍進迫，洪洞失守等，令內地會總部為眾宣教士擔心不已。

巴輔勝教士（Mr. Theodore Fischbacher），即巴若蘭姑娘之弟那幾天所寫的日記：

「3月17日，縣長命令在城外的普潤學校之全部宣教士搬進城內，接受保護。當晚，我們只能匆忙地攜帶一些日用品和貴重物品 ……。

3月18日，晚上紅軍已佔北邊和東邊鄉村，有數名破門進入學校……。

3月19日，我們守城的全是警察和民兵，因全部軍隊已由火車向北運走……。

3月20日，過去三個晚上，我們一起禱告交通，互相勸勉，仰望主。

3月21日凌晨12時45分，一聲巨響，真的砲彈來了……這攻守激戰直至凌晨三時。那時，我們全體聚集在杜教士處，一起禱告，仰望主……從下午三時至七時半，我們的信心降至零……。

3月22日主日，真是反常，整夜沒攻擊。本來紅軍預備四方進攻，但早上竟撤退了。我們無法解釋，只有主知道……。張校長告訴我們，民兵士氣激昂，因本地殷商集資二千元，慰勞他們守城有功……今晚是唯一不用和衣而睡的！

3月23日，因暫時停戰，民兵趕著修理各防線……一位教士自願返學校看看，獲批准後獨自吊下城牆。回來告訴我們，差不多值錢的東西都被掠走，只剩一些書和嬰兒衣服……下午，飛機投下約數千子彈和一些書信……。」

其中最重要的是，太原英領事館之軍事參贊史上尉*（Captain Scott）用飛機投下

一「致宣教士」信，請他們用白布以符號放置地上，以示大小平安。翌日，偵察機回來時，看到地上的符號：W（婦女）6，X（男人）6，N（兒童）4，H（全平安）。

4月4日，援軍到達洪洞。

奪命的傷寒症

1936 年4月21日，陶茂芝牧師夫婦一家從洪洞平安抵達河北省獲鹿（今鹿泉市）。因經歷戰亂之驚恐，陶牧師體弱，需在獲鹿休養，恢復體力。但病情於5月初轉劇，至5月12日送往邢台之醫院治療時才發現是染上致命的傷寒症（Typhus Fever），於5月26日安息主懷。離世那天，剛好是他36歲生辰。留下師母與年約九歲的女兒，和未滿六歲的幼子。

前仆後起忠心事主

陶牧師離世後，師母攜著年幼子女繼續留在中國宣教。1941年底珍珠港事變，美國向日宣戰，日軍將歐、美、加等地宣教士扣押集中營，備受苦害。1943年 9月19日，美日交換戰俘，日軍把部分在中國扣押之宣教士婦孺遣返原籍。1943年10月18日，在印度洋海岸隸屬葡萄牙的港口（Mormugao）停泊了一艘客船（Gripsholm），船上載有一批集中營交換獲釋的宣教士，陶師母、柔黛和大衛三人在其中。

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7年11月27日，陶師母重返中國宣教，直至1951年5月2日被迫撤退離開中國。對中國宣教事工，陶師母路得真不愧為神國前仆後起的巾幗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