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爸爸，天上爸爸

罗妮丽

默默的爱

我出生在中国大别山区一个穷得可怜的山村。父母本不是这里的人，两人都是学医毕业後被分配来的。听妈妈说，我出生时，因为是女儿，爸爸轻轻叹了一口气。如今的中国人仍重男轻女，更不用说那贫穷落後的年代。後来，我相继又有了一个妹妹和弟弟。

自我懂事，我总感到三个孩子中爸爸最喜欢的还是我，因我最听话，凡事请示爸爸。尽管他从没说过爱我，但他的爱总是默默发自心里，就像炎炎夏日里徐徐吹来的看不见的清凉山风。夏天乘凉，爸爸不停地用扇子为我们赶蚊子；冬天深夜也是爸爸常为我们整理踢开的被子。为了让我和弟弟能到县城上学，爸爸争取到县城医院进修的机会。那段时间，他总是值夜班，晚上九点钟左右，我们在宿舍里就能等到敲窗子的声音。打开门，就能从爸爸手中接过一个馍和一碗热菜汤。我们再瞌睡，都要等那吃的，吃完便高高兴兴地上床。後来才知道，爸爸是为了我们那些吃的，才去值夜班。我们从来也没想到他会空着肚子去熬夜。那时，我和弟弟很想有一个小收音机，可以在傍晚收听评书故事“岳飞传”，不用站在人家门口听。我们向爸爸要过收音机，看爸爸没吱声，就不敢再提了。因为十几块钱差不多是他半个多月的工资。没想到有一天，爸爸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崭新的小收音机，让我们喜出望外。长大才知道，这是他卖血换来的。

最难忘记的是我大学毕业那年，分配政策基本上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不想回到除了山甚麽都没有的老家工作。酷热的夏天，爸爸接连跑了几趟大学，放下耿直的个性，把家中仅有的一点值钱东西当礼物送人，说好话，求老师，求领导。後来我终於如愿留在市里当中学老师，而爸爸却病倒了。

平日里爸爸只是埋首作事，很少说话。他总希望我们能好好读书，将来能有出息。因为爸妈对我的期望，我自小就很勤奋，是我校当届高中毕业生中唯一上大学的人。大学毕业两年後又考取上海华东师大哲学系研究生，後又成了大学政治课教师。廿六岁时被评上全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廿七岁时被破格升为副教授，次年被美国一所大学邀请，作了访问学者。每一点进步都让妈妈喜上眉梢，爸爸却很少夸我。只是每趟回家，爸爸就会以长辈的口吻和领导作报告的方式正式对我谈话：“我对你讲三点(或四点)要求”，听他一点一点讲对我下一步的希望，间中有一些对我的夸奖，就会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逃避信仰

我丈夫在省政府工作，常加班丶出差，很难照顾女儿。来美国前，我把三岁的女儿送到爸妈身边。爸爸严肃地对我说，孩子在他那里，不用我操心，安心把自己事做好。到了美国，我仍然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忙个不休。但是心还是牵挂国内的女儿丶丈夫，也想念爸妈。特别是爸爸，他爱好喝酒，现既当上领导，又为人义气，所以应酬很多，加上性格爽快，常会喝多。在美国，我无形中有了很多选择和机会，何去何从，一大堆事，常常弄得我心烦意乱。问我丈夫，他便催我回国；问爸爸，很多美国的事他也说不出解决的办法，他总是让我问我的丈夫。我突然觉得孤单起来，这里的蓝天白云鸟语花香似乎没有一样是属於我的。以前，我认为爸爸甚麽都懂，很多事都能做。如今我才第一次意识到，父母的爱虽是那麽的无私，却也是那麽的有限。父母在那山里抬头眺望的天空还没我的广阔。我自己独自承受着寂寞，夜里常难入睡。我不知自己要做甚麽，不知道明天的路究竟怎麽走。我太累了，非常想家，尤其是想念女儿，常常以泪洗脸。

中秋节那天，忽然有中国人邀请我们同来的中国学者一起去他家包饺子。那天去的都是中国人，大家玩得很开心，我也吃了很多。没想到临告别时，主人请我们坐下来一起读几句《圣经》。我的兴致一下子落入低谷，原来他们请的是鸿门宴，别有用心。等我回到了学校住处，心有馀悸，还没法静下来。隔壁的中国学者便来敲门，很认真地要和我谈话。他是省社科院的学者，他一开腔就说，他和我爸爸年龄相仿，又是我丈夫的好友，是我们的长辈。为了我和我丈夫的前途，必须告诉我，今後千万不要到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地方去，因为宗教就是鸦片。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最後他让我以後出去都要向他说一声。我当时很感谢他，因为爸爸和丈夫都离我很远，没有人可以帮我。从此，我再也不与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联系。但是，见到中国人毕竟感到亲切。後来我又认识了一位中国人，她是在这所学校做秘书的，事情不少，薪水不多，但她每天脸上都挂着发自内心的微笑，轻声细语，乐於助人，给人一种亲切感。她给我很多帮助，也在我心情沮丧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开导和安慰。她从没和我们谈过信仰的事，所以和她交往也没有甚麽顾虑。

永不知足

不久，同来的年长学者要回国了。坐车送他去机场时，我很羡慕他很快能与家人重逢，但又不愿就这样回去，因为我要完成我心里的计划：除了多作一些科研之外，也想让我丈夫能来趟美国，看看这里的蓝天，这里的生活。也许他会为我们家庭的去向作一个新的规划。同时我想留在美国拿一个洋博士学位，让爸爸再高兴一次。可是爸爸倒不鼓励我留在美国，电话中总是要我学会知足。丈夫在省长身边工作，我又是一名廿七岁就被破格提拔的副教授，要不了几年就可以升为正教授。在国内应该算是风光的家庭。但对爸爸向来言听计从的我，这时却听不进他的话，根本下不了回国的决心。

在国内，似乎该有的我都有了，很多人羡慕我。可是这些年来我并不怎麽快乐，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得到甚麽。我自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後，一直都是忙忙碌碌。成家後，生活更乱，从不尽心照顾这个家，只想着自己成名。有了小名又求大名，整天要求丈夫用他的能耐来满足我的计划。在外遇到不顺，或是他不按我计划帮忙时，就找碴发脾气。记得我被评上全省骨干老师後，妈妈来看我们，看到满屋子的乱，又看到我满脸挂着愁容和怒气，就难过地对我说：“孩子呀，妳究竟要得到甚麽才开心？妳现在的学位丶职称丶名誉，是我这麽多年努力都没得到的呀！”爸爸也常开导我，就是没多少效果，我就是对自己不满意，对生活不满足。有段时间，我一方面教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另一方面又花很多时间去看《易经》，学八卦，看手相，时不时还跑到庙里抽一支签。或是早上四点就骑车到郊区一个瞎子算命先生家算算命相，人称他是活神仙，可每次他给我讲的命理都不一样，让我无从计划起。

在美国访问馀下的时间里，我自己开始抓紧科研之外的所有时间学英语，不久便考取了麻州大学博士生。我欣喜若狂地将这好消息告诉家人，但除了妈妈，丈夫和爸爸并没有我想像中的兴奋。我一次次催问丈夫要不要请假来趟美国，他总说工作太忙。最後，他怕我烦他，用因公护照，去了趟美国上海领事馆签证，却吃了“闭门羹”。我很失望和难过。看样子，留学之路难走下去，只好准备打道回府。

认识天父

女秘书复活节时请我去中国教会，说教会有人要受洗，一年只有一次。我心里一震，一定要去看看。反正现在也没有那位年长学者监督我，也不会伤害丈夫的前途。我问秘书能不能录像，她说可以。我想录下这些，回国带到我的课堂，正好是我人生观和世界观教学的一个生动教材。我就可以告诉学生们，那些到美国的中国人思想堕落到甚麽地步。我喜孜孜地用了我几个月省吃俭用的大部分存款买了一台录像机。复活节那天，开车接我的是王姐妹，她人瘦削，一脸安静和喜乐。我问她来这里做甚麽工作，她说她是麻州大学博士生。那天受洗的有三个人。分别认过罪，接受耶稣为救主後，在水里浸了一下。接下来便是他们分别讲述自己信仰的心路历程。前两个是年轻人，都是理科博士生，大谈他们如何认识到进化论的错误。我心想，这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居然攻击进化论，睁眼说瞎话，不认自己祖先是猿猴。我一直都为自己生肖属猴而骄傲，这两个见证让我有些不以为然，甚至有点反感。但是最後一个人的见证，倒是让我听得很用心。他是个在中国退休的人，曾是山东大学的正教授，解放前就信基督，却因动乱没有受洗。在那麽多年的政治风浪中，在他坐牢的时候，地上的爸爸自身不保，含冤而死，但天上的爸爸──上帝，却照顾着他和他的家人。而今他儿子在美国读书，他很高兴来这里在众人面前受洗和作见证。他的见证很真诚。他那麽大年纪，估计也不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甚麽目的而在公众场合编造假话。

在回去的路上，我和那王姐妹聊了更多，才知道她以前也是一个为事业拼命型人物，二十几岁就当上副主任医生，去过日本讲学，留过香港，然後又来美国。当我问王姐妹博士毕业後做甚麽，她说一切听从天父的安排。以前，她也发疯一样地奋斗，却找不到快乐。两年前，她认识了耶稣，才有了平安和喜乐。她说这些，语气很平静，让我特别羡慕。其实，我那天在教会接触很多人，从他们热情的话语和喜乐的脸上，感到谁都比我活得轻松，似乎没有任何烦恼的事缠扰他们。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学校秘书办公室，我私下又用汉语问她，天父上帝到底是谁？她没有即时回答我，只是叙了一些家常。下午四点半她下班後，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天父是那造天丶造地丶造人的独一真神，但是人却不顺从祂，不承认祂。她讲了一些圣经的故事和道理，告诉我，人其实有两个爸爸，地上爸爸虽然也是无私地爱孩子，但是能力都很有限，他们也都经历着自己不能掌管的生老病死。而天上的爸爸却是能力限，创造人类，创造一切，掌管一切。更重要的是，祂非常爱我们，宝贵我们每个人。祂为我们的罪差派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为我们预备了永生和天堂。而我们总不习惯把目光超越到万物的源头和主宰，总不愿意认祂为父。圣经要我们在地上爱生养我们的父母，更要我们爱天上的父上帝。她的一席开导，让我突然明白一个其实最简单的道理，人有父，物有父，父有父，而上帝就是万父之父。地上的爸爸为我们辛勤工作挣来的衣食，源於天上的爸爸给了我们阳光雨露和五谷杂粮生长的条件和规律。而我们的眼光，常常就是近视，一叶障目，往往简单得不能简单的道理，却被我们弄到极复杂。我忽然感到自己就是一个不孝之子，既没有对地上的爸爸尽到多少孝心，更对天上的爸爸有矢口否认的大罪。地上的爸爸让我要知足常乐，天上的爸爸要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马太福音六34)。我总为肉身忙名忙利，却忽略了灵命的需要，忙碌中永不快乐。那秘书问我愿不愿随她作个祷告，我一口答应。我向上帝认了罪，认了我天上的爸爸。当我送她走出办公室时，天格外蓝，花特别美，而这一切又是我天上的爸爸造的。我感到我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我有地上的爸爸爱我，更有统管万有丶掌管一切的天父爱我。我再也不要担忧和计较许多事了。我步履轻盈，有种飘飘然的感觉，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再来美国

不久，我的访问讲学任务结束，也不打算留在这里读博士了，高高兴兴地坐上了回国的航班。但在与家人团聚不到一年，丈夫被省政府派往另一个市工作。忽然间，我有再去美国的念头，因为我已越来越不喜欢国内这种生活。丈夫整日除了工作就是应酬，脚不沾家。他常常加班和应酬很晚才回来，女儿已熟睡；早上又起早上班，女儿还没醒。多少次我辛苦地烧了几个好菜等他，一个电话回来，说有接待任务。这样的家，已失去家的温馨，我们常常吵架。又有亲戚熟人以及七弯八拐关系的人都找上门来，托他解决上学丶工作丶分房丶商业丶求医等杂七杂八的难事。这些人千方百计打听到我们的住处，缠他帮忙。既耗时间，又得罪人。有的事他无能为力，有些事又不能做，有些合情合理的，又要费精力去办，所以下饭馆是家常便饭。他在省政府工作，现在又差派外地，外界的各种诱惑都有。我的生活既没有宁静，又缺安全感。我被现实生活搅得心绪不宁，根本无法与天父上帝亲近，无法从祂那里支取力量。

感谢天父，麻州大学仍然保留我的入学资格。在我丈夫同意後，我去上海美国领事馆很顺利地拿到了学生签证。又一次告别了女儿和丈夫。

再次来到美国，我住在那位女秘书家。那时，她已辞去了大学工作，在华人教会里作事奉。还有教会几位妹同住她家。她们给了我很多生活上的照应，更在灵命成长上给了我很多圣经上的提示。从此我也有了正常的教会生活。我们常常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不久，我便在教会受洗正式归主。

这段与上帝亲近的日子里，我明白了很多以前不明白的为人妻丶为人母的道理。我看到了自己骄傲丶自私等本相。我以前从不知道换位理解我丈夫。他在外工作上也有很多压力，应酬又很疲惫，我从不去安慰他，却动不动就是埋怨和责备，舌头上没有仁慈，甚至不顾场合，伤他的自尊心。我虽然对女儿管教得非常严厉，但她在最需要父爱母爱的时候，我们却天各三方。一种愧疚笼罩我心头。我是我们整个家族中第一个信主耶稣的人，我要先在家里作光作盐，尽好做女儿丶妻子和母亲以及媳妇丶姐姐丶嫂子等责任。转眼三个月过去，二千年的新世纪来临，我一咬牙用省吃俭用的钱买了张机票赶回中国，希望我们的家从新世纪开始有一个崭新的面貌，一切从头再来。

我丈夫突然听说我要回国，喜出望外。百忙中来到上海，捧着一大束鲜花在机场接我，然後乾脆在上海住了几天。没见任何熟人，不谈任何工作，闲悠悠像重补蜜月似的。半个月假一晃而过，丈夫和女儿再到上海送我。我试着给女儿办签证，竟顺利过关。於是，我带上女儿回到美国。从此，我肩上的担子日益沉重，既要当好学生，又要照顾五岁女儿，更有当助教拿奖学金的工作压力。我起早贪黑，筋疲力尽，幸好有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嘘寒问暖，给了我们很多无条件的爱。我和女儿都很想念我丈夫，希望他能来趟美国，我常常为此祷告。

丈夫归主

不久，丈夫拿到签证来美国看我和女儿，我和教会的姐妹们就邀请他去教会。没想到，他很爽快就答应了。这对曾经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薰陶，又在政府从政的他来说，是要很大的勇气和思想突破的。他在查经班是个喜欢提问的人，遇到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也是侃侃而谈，带着逻辑的条理和官场的口吻，占据了大部分谈话时间。幸亏有位姐妹不断给他各类福音书籍，又给我们送来了录音机和各种录音带和录像带。

他在最後一次去教会敬拜後，跟牧师作了决志祷告。我激动万分，没想到天父那麽慈爱又奇妙，让我丈夫这麽快就信了祂。这样上帝与他同在了，我不要再为他担心这担心那。後来我们有了儿子，他成了“空中飞人”。教会为我们家前面的方向祷告。在二ＯＯ三年，我即将毕业又答应回国的时候，天父感动他放弃国内的工作，来美国与我们团聚。我们感谢天父上帝，用最好的计划带领我们的家。

(作者现为美国堪萨斯州一大学教授，是前文作者钱志群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