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洒蒙古

黄锡培

一丶斯坦白宣教士

塞外的蒙古荒漠，人烟稀少，游牧民族世代逐水草而居。在一八九五年里，来了一位碧眼的男儿，穿蒙古服装，喝羊奶，吃羊肉，住在蒙古包，骑骆驼，生活和蒙古人一般。他学会了讲蒙古话。他的名字叫斯坦白（David Stenberg），是一个年仅廿三岁的瑞典裔美国人。

斯坦白毕业於芝加哥瑞典神学院( Swedish Institute of 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y)，随即加入北美瑞挪会，被派往蒙古。当时，边疆的宣教机构全集中在内蒙。只有斯坦白走遍内外蒙古，从一个蒙古包，到另一个蒙古包，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

二丶苏白宣教士

翌年夏天，同学苏白（Carl Suber）从美国来。他也是瑞典裔美国人，和斯坦白同校丶同龄，迟一届毕业。两位年轻人同心苦干，为锺爱的蒙古人献上自己的生命。

三丶生力军

一八九七年初，斯教士给即将起程的费安河宣教士（N. J. Friedstrom）去信说，他已能用蒙古话应对。他自创了一套蒙古会话辞汇，写了一本帮助初学者的蒙古文法书，也找到三个理想的据点建立福音站：一个在外蒙古西部，离首都库伦（今之乌兰巴托）八百哩的乌里雅苏台（Uliasutai）；第二个在向西行三百哩的科布多（Kolido）；第三个是最西边疆的塔尔巴哈台（Tarbagotai）（注一）。三个地点都是当时蒙古人最繁盛的贸易中心。斯教士盼帮助日後从北欧来的宣教士彼此守望相助。

同年秋天，费安河宣教士偕三位女宣教士同来，她们是：安达纯（Hilda Anderson）丶安德纯（Clara Anderson）丶林恩（Hanna Lund）。四人留在张家口过冬和学习语言。

次年初春，解冻後，苏白带着四人西行会斯教士。六位青年教士组成一支宣教队，在内蒙古的西南部，带着帐棚丶床被丶食品等，随着骆驼队，像蒙古人一样的过着游牧生活，到处传福音。直到严冬来临，才回到包头学习语言。一八九九年春天，他们更走遍外蒙古各村庄和庙宇，分发福音单张，过着蒙古民族的生活。一直到冬季来临，才往乌里雅苏台过冬。

经过两年的奔波，斯教士渐渐体会，游牧民族需要的是一个固定的福音站，供他们歇脚丶相聚。於是用二千两银子，在离包头市约二百二十哩外的一个草原区柴城（ChiaCheng），买了一片地，牧养牛丶马丶骆驼，并建立两座礼拜堂，一座给妇女，一座给男士。

四丶血雨风腥

一九ＯＯ年春，他们听说中国有仇杀洋人的事，只是没料到会波及边疆。到了五月，斯教士的家书方透露他们身处险境：

“三个姊妹已出发，作为期七周的旅程。因为天气炎热，旅途上特别辛苦。她们住在帐棚里，冬天奇寒，夏季酷热，并且常常不停地刮起风沙，把整个帐棚打翻……

“我们不停地接到凶讯。谁和我们共膳，就要被打死；谁信我们的福音，便要丧命；谁跟我们，便要被掳往国外。这是一场剧烈的争战，惟愿能平安渡过难关…我们和上帝站在同一阵线上。熬过这漆黑的寒夜後，蒙古人得蒙拯救的希望指日可待……”

暴风雨终於来了。六月卅日，在离开包头一百零七哩的乌梁素海西岸扒子补隆（Pa-tzu- pu-lung），即今内蒙古新安镇上，斯教士遇到一行十多人领着孩童从包头逃出来的宣教士。那时，风声鹤唳，谣言满天飞，对洋人极为不利。他们忙躲到福音堂里避风。斯教士想念同工的安危，要回柴城，便雇了几个卫兵，和彭教士（August E. Palm）丶华教士（Emil Wahlstedt）作伴同行。

福音站还算平静。斯教士即差苏白和费安河二宣教士到乌里雅苏台，把留在那边的东西和骆驼队全部带回来。

八月十四日，邻近的天主教堂传来坏消息：“义和团已把整个国家弄得天翻地覆，我们全体外国教士须立即离境。”

两天後，斯教士见形势更不利，便把地契和全部牲畜，都交给一位做木匠的朋友张先生代管。当天，就发生蒙古官兵抢掠的事。坏消息传来，说义和团和官兵将於明晨再来，大开杀戒。

宣教士们吓得不能成眠，次日清晨卷铺盖，带了点食物逃离基地。藏在附近的一条乾涸河床里。远远看见，常到福音站的云寡妇带着儿子和官兵来福音站，把财物抢掠一空。

官兵去後，张先生悄悄地把宣教士们的马匹牵来，让他们逃亡。他们每人骑一匹马，打算逃到库伦。途中，斯教士想，要是从包头来的宣教士来找他，那岂不自投罗网？於是改变主意，先到前面山头避一避。然後差遣信差回福音站，看义和团和官兵有没有来过。

那边厢，县长（Daraji）见他们逃走，派人四下搜索他们。终於在雁声号（Yen Sheng Ho）搜获。斯教士和彭教士为了众人安全，勉强跟县长的人回去。不料县长即下令处死二人。斯教士竭力呼冤，最後被毒打一顿，才获释放。回到大伙儿那里，发觉马匹和行李全被抢夺一空。

张先生听到他们的不幸，於八月十九日把食物带给他们。但到雁声号，不见一人，只见一个饭煲。张先生爬上屋顶，大声呼喊斯教士，良久，见斯教士从草丛中探头出来。斯教士热泪盈眶，大伙儿进到屋子里，一边吃饭，一边流泪，百感交集。

张先生连日送食，说，如果他们决定逃走，会再给他们找一匹马和需用品。八月廿五日，张先生接到斯教士的口讯，说他不必再去了，因他已用最後的五十两银子买了马匹和粮食，即行上路，兼程到库伦

五丶为主殉道

翌日，县长再派人截劫。这回，他们被劫至只剩下身上的衣服。忠仆“69”（注二）见此，深知非得官府保护，他们是寸步难行，建议他们向县长求派人保护。不然死在县长手下，也总比死在别处好。他们接受他的意见，全体回去见县长。

这时，苏丶费两位教士带着骆驼队兼程赶来，听到恶讯，便留下费教士看守骆驼队，苏教士与仆人轻骑赶回福音站。结果，遇上这群生死与共的宣教士，一同於九月十七日被官兵丶义和团和云寡妇的人杀害。其中蒙古传道人Boyendelger和他的儿子也一同殉道。

县长继续追杀费教士，又将宣教士们的首级全送上北京领赏。费教士在途中等了两周，才接到仆人带回噩讯，即偕仆人穿过戈壁大沙漠。一场风沙盖没了他们的足迹，追杀他们的蒙古官兵找不到他们。虽然沿途几乎渴死，终於十一月一日抵达库伦，成为报导他们殉道的唯一生还者。

六丶死在蒙古

义和团乱後，条约规定要厚葬殉道的宣教士们。清朝派官员往蒙古调查，才知道这批宣教士遇害後，官兵把他们尸体就地焚烧了。政府官员和宣教士代表到遇害地点实地视察，只找到一个妇女用的卷发夹和一只鞋，是唯一留下来的遗物。他们就地挖泥和灰，分成与殉道者的人数相等的泥堆，然後放进棺木里。依照政府所指定的墓园安葬他们，并在包市竖立了一座纪念碑。

当日，Boyendelge 的女儿，名叫巴乃耐（Pa Nainai）是全家唯一的生还者。她追述劫後馀生，仍止不住内心的悲痛，不禁泪如雨下。县长潜逃，不知所纵。云寡妇被捕入狱，监禁在归化城里。张先生因与宣教士为友，被洗劫一空，不仅自己损失重大，连斯教士委托他的，全都失去。後费安河教士回瑞典结婚，一九Ｏ二年夫妇二人回到扒子补隆建立了一个福音站，殷勤事主，广传福音，直至一九二Ｏ年病逝，葬在那里。

资料来源：

1. A Flight for Life by James Hudson Roberts (1903) p. 332, 344-348.

2. Through Blood-Stained Shansi by Mrs. K. C. Woodberry (1903) p. 120 to 140.

3. 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 by Robert Coventry Forsyth (190?) p. 80-82.

4. Fifty Wonderful Years －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Jubilee － 1890 to 1940 by O. C. Grauer. p. 236 to 257.

5. Fredrik Franson, Founder,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 by O. C. Grauer. (1939) p.122 to 124.

6. 【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18-1921） by Miton T. Stauffer, printed in Shanghai 1922.

7.中国基督教百年史，汤清着，道声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初版，第484页和641页。

8.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六一年12月第一版，第217至218页。

（注一）参看一九○五年出版【The Far East】by Archibald Little pp.182-183。

（注二）当小孩子出生时，祖父母年69 岁，故仆人取名 69，是当地人对祖父母的一种尊崇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