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宣教士在中國女子教育上的貢獻

陳上宇

歷史上，有多少上帝的兒女拋家捨業，背井離鄉，去陌生、艱苦甚至危險的不同國度作宣教士，但是他們的犧牲未必能贏得人們的理解。種種歷史的偏見和政治的宣傳，仍然使許多國人對西方傳教士存有諸多的誤解和敵意，甚至認為他們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急先鋒」。只要我們存著實事求是的心翻開歷史，就能從很多方面看到他們對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的無私貢獻。不妨從本文瞭解一下西方宣教士是如何開啓中國女子教育的先河。—編者按

論及中國婦女，胡適曾經這樣說：忽然從西方來了一些宣教士，他們傳教以外還帶來了一些新風俗、幾個新觀點、不少新教訓，其中最大的一點是，教我們把女人也當人看待。

曾任英國宣教士李提摩太私人秘書的改革家梁啟超說：「女學越盛，國家越強。女子受教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

確實，興辦女學從宣教士踏足中國開始。1825年英國婦人（Ms. Grant）在新加坡設立首間華人女子學校，是為中國女子受新教育的起頭_（註1）。九年後，1834年溫施娣（Mary Wanstall）在澳門開辦了一所女子私塾_（註2）。又過了十年，1844年英國東方女子教育促進會派遣阿爾德賽小姐（MissMary Aldersey）在寧波創辦第一所女塾，這是中國本土最早設立的教會女子學校_（註3）。

美國聖公會宣教士裨治文夫人格蘭德女士（Eliza Gillette），於1850年在上海設立「裨文女塾」（也稱裨文女書院，後改稱裨文女子中學，又稱培文女子高中，今方斜路西林後路102號，現為上海市第九中學）。這所學校迎來了一位罕見的大足女孩，名叫倪桂珍。這姑娘便是皈依基督的明朝大學士徐光啟的後代，宋氏三姊妹宋藹齡、宋慶齡、宋美齡的母親。她的丈夫，宋氏三姊妹的父親宋嘉樹，曾是一位牧師。

據宋美齡回憶，母親常常一跪就是幾個小時，她的虔誠深深地影響了子女們。她說：「在母親看來，禱告上帝不僅僅是請求祂賜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祂的旨意。對於她，宗教不是單行道。她按照祂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愛慈悲，謙卑地與祂同行。」_（註4）

宋氏三姊妹就讀林樂知於1882年在上海創辦的中西女塾。必修課程除英語、算學、聖道外，還有動物、植物、天文、化學等科學課程，選修課則有西洋音樂等課。每日早晚與禮拜日，學生必須敬天地主宰，以及誦讀聖書，這所女校成為後來中國人自創學校的典範。1920年由中國派赴美國留學的29名女學生中，有13人出於中西女塾。該女校畢業生大多走入社會，從事文化和教育工作，成為醫學、文教、慈善等很多方面的先行者。

教會女學創辦半個世紀後，在梁啟超、經元善等人的倡議和籌辦下，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官立女子學校「上海女學堂」（又稱「經正女學」）於1898年成立。女子受教育的權利遲至1907年才得清政府承認，只限於小學教育和師範教育。

1905年基督教宣教士在北京東城燈市口創辦了第一所女子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這所大學的前身是貝滿女塾，由裨治文夫人創辦，最早的學生是窮人家的女孩和街頭乞丐女孩。這些女孩中的傑出人才，包括著名作家冰心、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丁淑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衛生部長李德全等。

另外兩所女校也成績斐然，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產生了首位中國人女校長王世靜。1915年建校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培養出中國教育史上首批獲得學士學位的女大學生。

1920年華北協和女子大學正式合併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創建的燕京大學，成為中國教育史上最早有女學生的大學之一。五十年代初，燕京大學成為北京大學的一部分。據《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記載，到1922年，在教會學校學習的女生，總計有62,970人_（註5）。

女子學校的建立，打破了古老中國的千年禁忌，為女子開闢了新天地。美國宣教士、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在1906年的著作《古老帝國的覺醒和重生》中預言：「在不遠的未來，中國青少年所受的教育將會從母親的膝蓋上開始。」今天，無數年輕的母親正在見證這個預言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