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灑蒙古

黃錫培

一、斯坦白宣教士

塞外的蒙古荒漠，人煙稀少，遊牧民族世代逐水草而居。在一八九五年裡，來了一位碧眼的男兒，穿蒙古服裝，喝羊奶，吃羊肉，住在蒙古包，騎駱駝，生活和蒙古人一般。他學會了講蒙古話。他的名字叫斯坦白（David Stenberg），是一個年僅廿三歲的瑞典裔美國人。

斯坦白畢業於芝加哥瑞典神學院( Swedish Institute of 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y)，隨即加入北美瑞挪會，被派往蒙古。當時，邊疆的宣教機構全集中在內蒙。只有斯坦白走遍內外蒙古，從一個蒙古包，到另一個蒙古包，傳講耶穌基督的救恩。

二、蘇白宣教士

翌年夏天，同學蘇白（Carl Suber）從美國來。他也是瑞典裔美國人，和斯坦白同校、同齡，遲一屆畢業。兩位年輕人同心苦幹，為鍾愛的蒙古人獻上自己的生命。

三、生力軍

一八九七年初，斯教士給即將起程的費安河宣教士（N. J. Friedstrom）去信說，他已能用蒙古話應對。他自創了一套蒙古會話辭彙，寫了一本幫助初學者的蒙古文法書，也找到三個理想的據點建立福音站：一個在外蒙古西部，離首都庫倫（今之烏蘭巴托）八百哩的烏里雅蘇台（Uliasutai）；第二個在向西行三百哩的科布多（Kolido）；第三個是最西邊疆的塔爾巴哈臺（Tarbagotai）（註一）。三個地點都是當時蒙古人最繁盛的貿易中心。斯教士盼幫助日後從北歐來的宣教士彼此守望相助。

同年秋天，費安河宣教士偕三位女宣教士同來，她們是：安達純（Hilda Anderson）、安德純（Clara Anderson）、林恩（Hanna Lund）。四人留在張家口過冬和學習語言。

次年初春，解凍後，蘇白帶著四人西行會斯教士。六位青年教士組成一支宣教隊，在內蒙古的西南部，帶著帳棚、床被、食品等，隨著駱駝隊，像蒙古人一樣的過著遊牧生活，到處傳福音。直到嚴冬來臨，才回到包頭學習語言。一八九九年春天，他們更走遍外蒙古各村莊和廟宇，分發福音單張，過著蒙古民族的生活。一直到冬季來臨，才往烏里雅蘇台過冬。

經過兩年的奔波，斯教士漸漸體會，遊牧民族需要的是一個固定的福音站，供他們歇腳、相聚。於是用二千兩銀子，在離包頭市約二百二十哩外的一個草原區柴城（ChiaCheng），買了一片地，牧養牛、馬、駱駝，並建立兩座禮拜堂，一座給婦女，一座給男士。

四、血雨風腥

一九ＯＯ年春，他們聽說中國有仇殺洋人的事，只是沒料到會波及邊疆。到了五月，斯教士的家書方透露他們身處險境：

「三個姊妹已出發，作為期七週的旅程。因為天氣炎熱，旅途上特別辛苦。她們住在帳棚裡，冬天奇寒，夏季酷熱，並且常常不停地颳起風沙，把整個帳棚打翻……

「我們不停地接到凶訊。誰和我們共膳，就要被打死；誰信我們的福音，便要喪命；誰跟我們，便要被擄往國外。這是一場劇烈的爭戰，惟願能平安渡過難關…我們和上帝站在同一陣線上。熬過這漆黑的寒夜後，蒙古人得蒙拯救的希望指日可待……」

暴風雨終於來了。六月卅日，在離開包頭一百零七哩的烏梁素海西岸扒子補隆（Pa-tzu- pu-lung），即今內蒙古新安鎮上，斯教士遇到一行十多人領著孩童從包頭逃出來的宣教士。那時，風聲鶴唳，謠言滿天飛，對洋人極為不利。他們忙躲到福音堂裡避風。斯教士想念同工的安危，要回柴城，便僱了幾個衛兵，和彭教士（August E. Palm）、華教士（Emil Wahlstedt）作伴同行。

福音站還算平靜。斯教士即差蘇白和費安河二宣教士到烏里雅蘇台，把留在那邊的東西和駱駝隊全部帶回來。

八月十四日，鄰近的天主教堂傳來壞消息：「義和團已把整個國家弄得天翻地覆，我們全體外國教士須立即離境。」

兩天後，斯教士見形勢更不利，便把地契和全部牲畜，都交給一位做木匠的朋友張先生代管。當天，就發生蒙古官兵搶掠的事。壞消息傳來，說義和團和官兵將於明晨再來，大開殺戒。

宣教士們嚇得不能成眠，次日清晨捲鋪蓋，帶了點食物逃離基地。藏在附近的一條乾涸河床裡。遠遠看見，常到福音站的雲寡婦帶著兒子和官兵來福音站，把財物搶掠一空。

官兵去後，張先生悄悄地把宣教士們的馬匹牽來，讓他們逃亡。他們每人騎一匹馬，打算逃到庫倫。途中，斯教士想，要是從包頭來的宣教士來找他，那豈不自投羅網？於是改變主意，先到前面山頭避一避。然後差遣信差回福音站，看義和團和官兵有沒有來過。

那邊廂，縣長（Daraji）見他們逃走，派人四下搜索他們。終於在雁聲號（Yen Sheng Ho）搜獲。斯教士和彭教士為了眾人安全，勉強跟縣長的人回去。不料縣長即下令處死二人。斯教士竭力呼冤，最後被毒打一頓，才獲釋放。回到大伙兒那裡，發覺馬匹和行李全被搶奪一空。

張先生聽到他們的不幸，於八月十九日把食物帶給他們。但到雁聲號，不見一人，只見一個飯煲。張先生爬上屋頂，大聲呼喊斯教士，良久，見斯教士從草叢中探頭出來。斯教士熱淚盈眶，大伙兒進到屋子裡，一邊吃飯，一邊流淚，百感交集。

張先生連日送食，說，如果他們決定逃走，會再給他們找一匹馬和需用品。八月廿五日，張先生接到斯教士的口訊，說他不必再去了，因他已用最後的五十兩銀子買了馬匹和糧食，即行上路，兼程到庫倫

五、為主殉道

翌日，縣長再派人截劫。這回，他們被劫至只剩下身上的衣服。忠僕「69」（註二）見此，深知非得官府保護，他們是寸步難行，建議他們向縣長求派人保護。不然死在縣長手下，也總比死在別處好。他們接受他的意見，全體回去見縣長。

這時，蘇、費兩位教士帶著駱駝隊兼程趕來，聽到惡訊，便留下費教士看守駱駝隊，蘇教士與僕人輕騎趕回福音站。結果，遇上這群生死與共的宣教士，一同於九月十七日被官兵、義和團和雲寡婦的人殺害。其中蒙古傳道人Boyendelger和他的兒子也一同殉道。

縣長繼續追殺費教士，又將宣教士們的首級全送上北京領賞。費教士在途中等了兩週，才接到僕人帶回噩訊，即偕僕人穿過戈壁大沙漠。一場風沙蓋沒了他們的足跡，追殺他們的蒙古官兵找不到他們。雖然沿途幾乎渴死，終於十一月一日抵達庫倫，成為報導他們殉道的唯一生還者。

六、死在蒙古

義和團亂後，條約規定要厚葬殉道的宣教士們。清朝派官員往蒙古調查，才知道這批宣教士遇害後，官兵把他們屍體就地焚燒了。政府官員和宣教士代表到遇害地點實地視察，只找到一個婦女用的捲髮夾和一隻鞋，是唯一留下來的遺物。他們就地挖泥和灰，分成與殉道者的人數相等的泥堆，然後放進棺木裡。依照政府所指定的墓園安葬他們，並在包市豎立了一座紀念碑。

當日，Boyendelge 的女兒，名叫巴乃耐（Pa Nainai）是全家唯一的生還者。她追述劫後餘生，仍止不住內心的悲痛，不禁淚如雨下。縣長潛逃，不知所縱。雲寡婦被捕入獄，監禁在歸化城裡。張先生因與宣教士為友，被洗劫一空，不僅自己損失重大，連斯教士委託他的，全都失去。後費安河教士回瑞典結婚，一九Ｏ二年夫婦二人回到扒子補隆建立了一個福音站，殷勤事主，廣傳福音，直至一九二Ｏ年病逝，葬在那裡。

資料來源：

1. A Flight for Life by James Hudson Roberts (1903) p. 332, 344-348.

2. Through Blood-Stained Shansi by Mrs. K. C. Woodberry (1903) p. 120 to 140.

3. 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 by Robert Coventry Forsyth (190?) p. 80-82.

4. Fifty Wonderful Years –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Jubilee – 1890 to 1940 by O. C. Grauer. p. 236 to 257.

5. Fredrik Franson, Founder,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 by O. C. Grauer. (1939) p.122 to 124.

6. 【中華歸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18-1921） by Miton T. Stauffer, printed in Shanghai 1922.

7.中國基督教百年史，湯清著，道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初版，第484頁和641頁。

8.義和團運動六十週年紀念論文集，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編，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六一年12月第一版，第217至218頁。

（註一）參看一九○五年出版【The Far East】by Archibald Little pp.182-183。

（註二）當小孩子出生時，祖父母年69 歲，故僕人取名 69，是當地人對祖父母的一種尊崇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