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子成大樹

羅允誠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廣州陷落。一九三九年八月,日軍佔領深圳封鎖香港。那時,我們住在九龍城獅子石道,因為物資短缺,饑民激增,治安非常惡劣。父親想,我們家那麼靠近啟德機場,一旦盟軍反攻,勢必首當其衝;於是舉家遷到九龍塘居住。

九龍塘是豪宅區,每戶佔地一萬方尺,多是兩層高的花園洋房。當時,很多人已經逃亡到國內和澳門,不少房子空置著。饑民就從這些空置了的房子上拆除門窗,變換糧食。

我們家的地址是九龍塘金巴倫道廿五號,對面正是日本人佔領的區政所,前後門都能看到便衣密探和皇軍巡邏站崗。區政所是日軍的行政中心,美其名是維持治安;實質上,真正的任務是搜捕和打壓不服日軍統治的「逆亂分子」和「從重慶派來的特務」。晚上,我們常聽到淒厲的哭叫聲從區政所傳出來,我們心裡明白,這時在區政所內,又有愛國同胞慘受鞭打酷刑,或被灌水,或「吊飛機」。

在艱難的歲月裡,街坊特別團結友善,同舟共濟。生病時互相慰問,贈送藥物。我還記得媽媽將我們的舊內衣洗熨乾淨,預備為炸傷的人包紮用。

在日軍的鐵蹄下,香港的報章都變成日本人的宣傳工具。沒有人相信報紙上的消息。爸爸膽子好大,且豪爽好客,他每天晚飯後都在我家後花園裡和二、三十人暢談時局。門外有我們稱之為「漢奸」的密探監視著,可是他們從來不干涉我們。鄰居關先生組裝了一個光管收音機,能接收「美國之音」等電台。他常把收音機帶來,大家就在後花園裡偷聽新聞。

相中我家車庫

當時,日軍將窩打老道的瑪利諾書院改作傷兵醫院,拔萃書院被改為囚禁英美戰俘的集中營。聖德肋撒天主堂的主持和神父因是意大利人,屬軸心盟友,可以自由傳教,不受影響。

有一天,我們的鄰居李、楊、徐三位先生帶了一位身高六尺、穿著藍布長褂的丘育靈傳道人來我家,找父親商量免費借車庫作福音堂。當時我們家沒有一人是基督徒,而且是拜祖先的;但很奇怪,爸爸竟一口答應,只聲明我們不會「進教」,不會參加他們的聚會。丘傳道聽後,立即向我爸傳福音,爸爸也即時回絕,說:「我是不信的。我借車庫給你們聚會沒問題;可是你們不要拉我去教堂。除非你們祈求上帝,讓我們打敗日軍,我就受洗。」

我家車庫的位置不錯,就在花園前大閘旁,面積約四十尺長,二十多尺寬,看起來像獨立單位,而且一直閒置著,家人從不使用那裡出入。然而,九龍塘家家戶戶都有車庫,他們為何偏選中我家呢?爸爸又為甚麼一口答應呢?當然,爸爸有他的理由,他對基督徒有好感,媽媽從前唸真光女校。爸又相信,在戰亂時期大家應彼此照顧,不必斤斤計較。何況九龍塘路上行人稀少,四周寂靜。爸爸想,若鄰人經常出入,對小偷不無阻嚇作用。回頭一看,這事並非出於偶然,是上帝揀選了我們,祂要藉這件事拯救我們一家。

當時的丘育靈傳道(後被按立為牧師)才二十多歲,剛從伯特利神學院畢業,負責牧養這新成立的福音堂。鄰居孫家、關先生、徐先生等都來參加聚會。他們搬來了八張長椅,分兩邊排放,另有一座聖詩架和一個腳踏手風琴,門外漆上「福音堂」三個大字,陳設簡陋。一天,門前忽然傳來一陣嘈吵聲音,原來丘先生抓到了一個面黃骨瘦的小偷,正用螺絲起子拆下福音堂的銅鎖。看來福音堂最值錢的就是銅鎖了。丘先生見了勃然大怒,另一個教友也來到了,二人訓了小偷一頓,就放他離去。

艱苦歲月

盟軍反攻後,生活更為艱苦。炮彈沒長眼睛,友軍飛機轟炸日軍據點,不幸誤中灣仔民居,死了很多無辜百姓;紅磡的倉庫中彈,整晚火光熊熊。翌日起來,九龍塘戒嚴了,我們後院的竹子通通被砍光。原來日軍需要用竹枝掩護他們的戰機。這時,米珠薪桂,一斤米賣三百六十元軍票,還是加了沙粒的。很多人把花園當作農場,種起蕃薯瓜菜,鄰居間彼此交換種子。

也許因為時局太艱苦了,人看到自己的渺小無助,不能掌管命運,那時信福音的人很多,福音堂漸漸興旺起來。

父親守諾

一天早上,大哥羅允頤照例往隔鄰關先生家裡聽新聞,回來時高興得手舞足蹈。原來,美軍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彈,日皇昭和宣佈無條件投降,真是極大喜訊!上帝聽禱告了。我們急不及待將抗戰勝利的消息傳遍九龍塘。家家戶戶都趕緊縫製國旗,準備迎接我軍進城。豈料勝利後第三天,英國皇家空軍RAF(Run Away First)登陸香港。這隊藍帽子將日軍收押,從我們門前操過,直押到沙福道的軍營裡。一個月後,中國的新一軍才抵達香港。

和平後,廣州鐵路局急電召我爸爸歸隊,任粵漢鐵路處長一職。那時,北上鐵路未通,海路浮雷未清,路上危險萬分。我們便請朋友為爸爸迫切禱告。感謝上帝,爸爸平安到了廣州。可惜,同一條船,回程時竟觸雷沉沒。

這時,福音堂的會眾不斷增加,不敷使用,他們就租用九龍塘小學的禮堂聚會,並增加了多名傳道人。爸爸休假回香港時,朋友勸他接受洗禮,他是個守諾言的人,立即答應。不過爸爸那時從沒翻過聖經,對於基督教真理一竅不通;但自從接受洗禮之後,他就帶領我們全家到教會聚會,並參加主日學。

經歷上帝

八年後,爸爸親身經歷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當時,香港只有六間電筒廠,其中一間是我爸爸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後回香港經營的。一九五三年爸爸接到一張軍用電筒訂單,誰知道高興都還來不及,就被投訴,說電筒生鏽,整批貨物退回,損失非常慘重。對爸爸的打擊很大,一向堅強的爸爸幾乎一蹶不振。

當時,我參加主日學已十多年,看見爸爸愁眉不展,有一天,用聖經的話鼓勵他,說:「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腓立比書三13至14)沒想到爸爸聽後,竟如當頭棒喝,立刻跪下禱告。自此,爸爸每天祈禱,讀聖經,振作起來,奮發圖強,把工廠經辦得有聲有色。

爸爸晚年體弱多病,仍不斷與上帝交通。上帝賜福爸爸,他一直在教會裡做弟兄團的團長,又做了多屆執事會主席。

我自己是在一個夏令會裡蒙恩得救的。當時,我深深經歷主耶穌愛我,接納我,與我同在,與我說話。慕道期間,何時鑑弟兄(後為牧師)教我們主日學,悉心栽培,他很有條理地對我們講解聖經,幫助我認識真理。

中學畢業後,我去美國升學。轉眼六十年過去,我仍和從前教會的弟兄姊妹們保持聯絡。我們對主耶穌基督的信心不但一點不減;反之老而彌堅,大家在教會裡仍舊熱心服事。

感謝上帝,昔日我家中的福音堂像一粒小小的芥菜種,在上帝的恩佑下,發芽生長,漸漸成為大樹。它就是今天九龍塘宣道會的前身,九龍塘宣道會現有廿三間堂會,十六間學校,會友超過五千人。感謝上帝,像我們這樣渺小匆逝的人,竟能在上帝永恆的救贖計劃中佔一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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