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爸爸,天上爸爸

罗妮丽

默默的爱

我出生在中国大别山区一个穷得可怜的山村。父母本不是这里的人,两人都是学医毕业後被分配来的。听妈妈说,我出生时,因为是女儿,爸爸轻轻叹了一口气。如今的中国人仍重男轻女,更不用说那贫穷落後的年代。後来,我相继又有了一个妹妹和弟弟。

自我懂事,我总感到三个孩子中爸爸最喜欢的还是我,因我最听话,凡事请示爸爸。尽管他从没说过爱我,但他的爱总是默默发自心里,就像炎炎夏日里徐徐吹来的看不见的清凉山风。夏天乘凉,爸爸不停地用扇子为我们赶蚊子;冬天深夜也是爸爸常为我们整理踢开的被子。为了让我和弟弟能到县城上学,爸爸争取到县城医院进修的机会。那段时间,他总是值夜班,晚上九点钟左右,我们在宿舍里就能等到敲窗子的声音。打开门,就能从爸爸手中接过一个馍和一碗热菜汤。我们再瞌睡,都要等那吃的,吃完便高高兴兴地上床。後来才知道,爸爸是为了我们那些吃的,才去值夜班。我们从来也没想到他会空着肚子去熬夜。那时,我和弟弟很想有一个小收音机,可以在傍晚收听评书故事“岳飞传”,不用站在人家门口听。我们向爸爸要过收音机,看爸爸没吱声,就不敢再提了。因为十几块钱差不多是他半个多月的工资。没想到有一天,爸爸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崭新的小收音机,让我们喜出望外。长大才知道,这是他卖血换来的。

最难忘记的是我大学毕业那年,分配政策基本上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不想回到除了山甚麽都没有的老家工作。酷热的夏天,爸爸接连跑了几趟大学,放下耿直的个性,把家中仅有的一点值钱东西当礼物送人,说好话,求老师,求领导。後来我终於如愿留在市里当中学老师,而爸爸却病倒了。

平日里爸爸只是埋首作事,很少说话。他总希望我们能好好读书,将来能有出息。因为爸妈对我的期望,我自小就很勤奋,是我校当届高中毕业生中唯一上大学的人。大学毕业两年後又考取上海华东师大哲学系研究生,後又成了大学政治课教师。廿六岁时被评上全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廿七岁时被破格升为副教授,次年被美国一所大学邀请,作了访问学者。每一点进步都让妈妈喜上眉梢,爸爸却很少夸我。只是每趟回家,爸爸就会以长辈的口吻和领导作报告的方式正式对我谈话:“我对你讲三点(或四点)要求”,听他一点一点讲对我下一步的希望,间中有一些对我的夸奖,就会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逃避信仰

我丈夫在省政府工作,常加班丶出差,很难照顾女儿。来美国前,我把三岁的女儿送到爸妈身边。爸爸严肃地对我说,孩子在他那里,不用我操心,安心把自己事做好。到了美国,我仍然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忙个不休。但是心还是牵挂国内的女儿丶丈夫,也想念爸妈。特别是爸爸,他爱好喝酒,现既当上领导,又为人义气,所以应酬很多,加上性格爽快,常会喝多。在美国,我无形中有了很多选择和机会,何去何从,一大堆事,常常弄得我心烦意乱。问我丈夫,他便催我回国;问爸爸,很多美国的事他也说不出解决的办法,他总是让我问我的丈夫。我突然觉得孤单起来,这里的蓝天白云鸟语花香似乎没有一样是属於我的。以前,我认为爸爸甚麽都懂,很多事都能做。如今我才第一次意识到,父母的爱虽是那麽的无私,却也是那麽的有限。父母在那山里抬头眺望的天空还没我的广阔。我自己独自承受着寂寞,夜里常难入睡。我不知自己要做甚麽,不知道明天的路究竟怎麽走。我太累了,非常想家,尤其是想念女儿,常常以泪洗脸。

中秋节那天,忽然有中国人邀请我们同来的中国学者一起去他家包饺子。那天去的都是中国人,大家玩得很开心,我也吃了很多。没想到临告别时,主人请我们坐下来一起读几句《圣经》。我的兴致一下子落入低谷,原来他们请的是鸿门宴,别有用心。等我回到了学校住处,心有馀悸,还没法静下来。隔壁的中国学者便来敲门,很认真地要和我谈话。他是省社科院的学者,他一开腔就说,他和我爸爸年龄相仿,又是我丈夫的好友,是我们的长辈。为了我和我丈夫的前途,必须告诉我,今後千万不要到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地方去,因为宗教就是鸦片。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最後他让我以後出去都要向他说一声。我当时很感谢他,因为爸爸和丈夫都离我很远,没有人可以帮我。从此,我再也不与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联系。但是,见到中国人毕竟感到亲切。後来我又认识了一位中国人,她是在这所学校做秘书的,事情不少,薪水不多,但她每天脸上都挂着发自内心的微笑,轻声细语,乐於助人,给人一种亲切感。她给我很多帮助,也在我心情沮丧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开导和安慰。她从没和我们谈过信仰的事,所以和她交往也没有甚麽顾虑。

永不知足

不久,同来的年长学者要回国了。坐车送他去机场时,我很羡慕他很快能与家人重逢,但又不愿就这样回去,因为我要完成我心里的计划:除了多作一些科研之外,也想让我丈夫能来趟美国,看看这里的蓝天,这里的生活。也许他会为我们家庭的去向作一个新的规划。同时我想留在美国拿一个洋博士学位,让爸爸再高兴一次。可是爸爸倒不鼓励我留在美国,电话中总是要我学会知足。丈夫在省长身边工作,我又是一名廿七岁就被破格提拔的副教授,要不了几年就可以升为正教授。在国内应该算是风光的家庭。但对爸爸向来言听计从的我,这时却听不进他的话,根本下不了回国的决心。

在国内,似乎该有的我都有了,很多人羡慕我。可是这些年来我并不怎麽快乐,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得到甚麽。我自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後,一直都是忙忙碌碌。成家後,生活更乱,从不尽心照顾这个家,只想着自己成名。有了小名又求大名,整天要求丈夫用他的能耐来满足我的计划。在外遇到不顺,或是他不按我计划帮忙时,就找碴发脾气。记得我被评上全省骨干老师後,妈妈来看我们,看到满屋子的乱,又看到我满脸挂着愁容和怒气,就难过地对我说:“孩子呀,妳究竟要得到甚麽才开心?妳现在的学位丶职称丶名誉,是我这麽多年努力都没得到的呀!”爸爸也常开导我,就是没多少效果,我就是对自己不满意,对生活不满足。有段时间,我一方面教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另一方面又花很多时间去看《易经》,学八卦,看手相,时不时还跑到庙里抽一支签。或是早上四点就骑车到郊区一个瞎子算命先生家算算命相,人称他是活神仙,可每次他给我讲的命理都不一样,让我无从计划起。

在美国访问馀下的时间里,我自己开始抓紧科研之外的所有时间学英语,不久便考取了麻州大学博士生。我欣喜若狂地将这好消息告诉家人,但除了妈妈,丈夫和爸爸并没有我想像中的兴奋。我一次次催问丈夫要不要请假来趟美国,他总说工作太忙。最後,他怕我烦他,用因公护照,去了趟美国上海领事馆签证,却吃了“闭门羹”。我很失望和难过。看样子,留学之路难走下去,只好准备打道回府。

认识天父

女秘书复活节时请我去中国教会,说教会有人要受洗,一年只有一次。我心里一震,一定要去看看。反正现在也没有那位年长学者监督我,也不会伤害丈夫的前途。我问秘书能不能录像,她说可以。我想录下这些,回国带到我的课堂,正好是我人生观和世界观教学的一个生动教材。我就可以告诉学生们,那些到美国的中国人思想堕落到甚麽地步。我喜孜孜地用了我几个月省吃俭用的大部分存款买了一台录像机。复活节那天,开车接我的是王姐妹,她人瘦削,一脸安静和喜乐。我问她来这里做甚麽工作,她说她是麻州大学博士生。那天受洗的有三个人。分别认过罪,接受耶稣为救主後,在水里浸了一下。接下来便是他们分别讲述自己信仰的心路历程。前两个是年轻人,都是理科博士生,大谈他们如何认识到进化论的错误。我心想,这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居然攻击进化论,睁眼说瞎话,不认自己祖先是猿猴。我一直都为自己生肖属猴而骄傲,这两个见证让我有些不以为然,甚至有点反感。但是最後一个人的见证,倒是让我听得很用心。他是个在中国退休的人,曾是山东大学的正教授,解放前就信基督,却因动乱没有受洗。在那麽多年的政治风浪中,在他坐牢的时候,地上的爸爸自身不保,含冤而死,但天上的爸爸──上帝,却照顾着他和他的家人。而今他儿子在美国读书,他很高兴来这里在众人面前受洗和作见证。他的见证很真诚。他那麽大年纪,估计也不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甚麽目的而在公众场合编造假话。

在回去的路上,我和那王姐妹聊了更多,才知道她以前也是一个为事业拼命型人物,二十几岁就当上副主任医生,去过日本讲学,留过香港,然後又来美国。当我问王姐妹博士毕业後做甚麽,她说一切听从天父的安排。以前,她也发疯一样地奋斗,却找不到快乐。两年前,她认识了耶稣,才有了平安和喜乐。她说这些,语气很平静,让我特别羡慕。其实,我那天在教会接触很多人,从他们热情的话语和喜乐的脸上,感到谁都比我活得轻松,似乎没有任何烦恼的事缠扰他们。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学校秘书办公室,我私下又用汉语问她,天父上帝到底是谁?她没有即时回答我,只是叙了一些家常。下午四点半她下班後,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天父是那造天丶造地丶造人的独一真神,但是人却不顺从祂,不承认祂。她讲了一些圣经的故事和道理,告诉我,人其实有两个爸爸,地上爸爸虽然也是无私地爱孩子,但是能力都很有限,他们也都经历着自己不能掌管的生老病死。而天上的爸爸却是能力限,创造人类,创造一切,掌管一切。更重要的是,祂非常爱我们,宝贵我们每个人。祂为我们的罪差派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为我们预备了永生和天堂。而我们总不习惯把目光超越到万物的源头和主宰,总不愿意认祂为父。圣经要我们在地上爱生养我们的父母,更要我们爱天上的父上帝。她的一席开导,让我突然明白一个其实最简单的道理,人有父,物有父,父有父,而上帝就是万父之父。地上的爸爸为我们辛勤工作挣来的衣食,源於天上的爸爸给了我们阳光雨露和五谷杂粮生长的条件和规律。而我们的眼光,常常就是近视,一叶障目,往往简单得不能简单的道理,却被我们弄到极复杂。我忽然感到自己就是一个不孝之子,既没有对地上的爸爸尽到多少孝心,更对天上的爸爸有矢口否认的大罪。地上的爸爸让我要知足常乐,天上的爸爸要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马太福音六34)。我总为肉身忙名忙利,却忽略了灵命的需要,忙碌中永不快乐。那秘书问我愿不愿随她作个祷告,我一口答应。我向上帝认了罪,认了我天上的爸爸。当我送她走出办公室时,天格外蓝,花特别美,而这一切又是我天上的爸爸造的。我感到我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我有地上的爸爸爱我,更有统管万有丶掌管一切的天父爱我。我再也不要担忧和计较许多事了。我步履轻盈,有种飘飘然的感觉,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再来美国

不久,我的访问讲学任务结束,也不打算留在这里读博士了,高高兴兴地坐上了回国的航班。但在与家人团聚不到一年,丈夫被省政府派往另一个市工作。忽然间,我有再去美国的念头,因为我已越来越不喜欢国内这种生活。丈夫整日除了工作就是应酬,脚不沾家。他常常加班和应酬很晚才回来,女儿已熟睡;早上又起早上班,女儿还没醒。多少次我辛苦地烧了几个好菜等他,一个电话回来,说有接待任务。这样的家,已失去家的温馨,我们常常吵架。又有亲戚熟人以及七弯八拐关系的人都找上门来,托他解决上学丶工作丶分房丶商业丶求医等杂七杂八的难事。这些人千方百计打听到我们的住处,缠他帮忙。既耗时间,又得罪人。有的事他无能为力,有些事又不能做,有些合情合理的,又要费精力去办,所以下饭馆是家常便饭。他在省政府工作,现在又差派外地,外界的各种诱惑都有。我的生活既没有宁静,又缺安全感。我被现实生活搅得心绪不宁,根本无法与天父上帝亲近,无法从祂那里支取力量。

感谢天父,麻州大学仍然保留我的入学资格。在我丈夫同意後,我去上海美国领事馆很顺利地拿到了学生签证。又一次告别了女儿和丈夫。

再次来到美国,我住在那位女秘书家。那时,她已辞去了大学工作,在华人教会里作事奉。还有教会几位妹同住她家。她们给了我很多生活上的照应,更在灵命成长上给了我很多圣经上的提示。从此我也有了正常的教会生活。我们常常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不久,我便在教会受洗正式归主。

这段与上帝亲近的日子里,我明白了很多以前不明白的为人妻丶为人母的道理。我看到了自己骄傲丶自私等本相。我以前从不知道换位理解我丈夫。他在外工作上也有很多压力,应酬又很疲惫,我从不去安慰他,却动不动就是埋怨和责备,舌头上没有仁慈,甚至不顾场合,伤他的自尊心。我虽然对女儿管教得非常严厉,但她在最需要父爱母爱的时候,我们却天各三方。一种愧疚笼罩我心头。我是我们整个家族中第一个信主耶稣的人,我要先在家里作光作盐,尽好做女儿丶妻子和母亲以及媳妇丶姐姐丶嫂子等责任。转眼三个月过去,二千年的新世纪来临,我一咬牙用省吃俭用的钱买了张机票赶回中国,希望我们的家从新世纪开始有一个崭新的面貌,一切从头再来。

我丈夫突然听说我要回国,喜出望外。百忙中来到上海,捧着一大束鲜花在机场接我,然後乾脆在上海住了几天。没见任何熟人,不谈任何工作,闲悠悠像重补蜜月似的。半个月假一晃而过,丈夫和女儿再到上海送我。我试着给女儿办签证,竟顺利过关。於是,我带上女儿回到美国。从此,我肩上的担子日益沉重,既要当好学生,又要照顾五岁女儿,更有当助教拿奖学金的工作压力。我起早贪黑,筋疲力尽,幸好有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嘘寒问暖,给了我们很多无条件的爱。我和女儿都很想念我丈夫,希望他能来趟美国,我常常为此祷告。

丈夫归主

不久,丈夫拿到签证来美国看我和女儿,我和教会的姐妹们就邀请他去教会。没想到,他很爽快就答应了。这对曾经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薰陶,又在政府从政的他来说,是要很大的勇气和思想突破的。他在查经班是个喜欢提问的人,遇到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也是侃侃而谈,带着逻辑的条理和官场的口吻,占据了大部分谈话时间。幸亏有位姐妹不断给他各类福音书籍,又给我们送来了录音机和各种录音带和录像带。

他在最後一次去教会敬拜後,跟牧师作了决志祷告。我激动万分,没想到天父那麽慈爱又奇妙,让我丈夫这麽快就信了祂。这样上帝与他同在了,我不要再为他担心这担心那。後来我们有了儿子,他成了“空中飞人”。教会为我们家前面的方向祷告。在二OO三年,我即将毕业又答应回国的时候,天父感动他放弃国内的工作,来美国与我们团聚。我们感谢天父上帝,用最好的计划带领我们的家。

(作者现为美国堪萨斯州一大学教授,是前文作者钱志群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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